传说中的北宋1亿人口，要归功于王安石新法，特别是河南这项改革

朝素有富宋之称，但是富宋的外表下是对人民课以重税，对官员士绅过度优待，“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除此之外，宋朝还“不抑兼并，田制不立”，任由富民兼并侵吞贫民田地。这样的制度，无疑会导致政府缺乏自耕农作为税源，执行力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一、宋代河南居然有一片“西大荒”

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现代，水利设施对于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要致富，先修路的话；那么要发展农业，首要就得搞水利。

而北宋王朝则对于恢复水利设施显得非常不作为，这既有政府懒于投入大规模开支兴建恢复水利设施的因素，也有地方官员害怕被指责劳民伤财而因循守旧的因素。

苏辙《御试制策》：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

苏辙所说的地区，主要是当代河南中西部，从南阳盆地往北直到洛阳以东，汴京以西。

可以看到，从南阳盆地到河南中部之间，缺乏东北-西南向的河道，又有南阳盆地东部的方城山脉（宛东丘陵）阻隔。虽然有不少淮河支流流过，但这些支流在河南中部所流过的基本都是上游，水量颇为有限。因此，河南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灌溉非常依赖于水利建设。

伏牛—桐柏山两侧的唐、邓、蔡、汝等州因唐末战乱时多为战场，人户凋零，一直处于地广人稀状态，水利设施废弛。北宋建立百年以来，对此无所作为，甚至进入仁宗朝之后，赋役日重，河南中西部百姓本就贫苦，不堪其负，产生了大量的荒田。

《宋史·食货》载：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到宋神宗继位时，登记在册的荒田已经达到了48万顷，而英宗治平年间登记在册的田地也才480万顷。水利废弛的河南中西部地区，当然更是田地荒废的重灾区。

无疑，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北宋末期人口在一亿左右（据葛剑雄先生估计）的盛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需知后世元朝疆土远大于北宋，巅峰人口却不过9000万。

二、王安石亮妆上阵

宋代士大夫大多是嘴上工夫，一到实际操作时便露怯。但是上天给宋神宗送来了气魄惊天的一代名相王安石，荆公的变法政策极多，不便一一赘述，这里只说农田水利法对于农业的恢复和振兴作用。

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一方面是如果予以实施，未必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即使不加以实施，也不会立即危害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人浮于事，官员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宋代，对于水利问题就产生了普遍性的懒政。

但是雷厉风行的王安石一上台就不一样了，一声令下，农田水利法上马，农田水利被直接列为官员政绩考核和升迁的标准。

王安石十分重视群策群力，“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向官民有偿征集意见，用来自基层的意见解决基层问题。而民间为了赏赐也踊跃响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对于老百姓开荒垦田，王安石令官府予以补助扶持。

而官员兴建农田水利，招纳安置流民，则以翔实的指标进行评定考察，予以奖励。考虑到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对农田水利有作为，王安石又下令“在官三年，无隳损堙塞者赏之”，即只要能让水利状况不恶化，也能合格而受赏，但如果这都做不到，就只有被惩罚了。

农田水利的兴建需要很大财政投入。不过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法度打击豪强，与豪民争夺财源，扩大了政府财政开支，也为大规模兴建水利提供了资金基础。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7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17093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36177888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但从上表可见，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是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区，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

人口得以上升，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由于水利的兴建，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种植水稻，人们由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对于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来确保农业用水。

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颍、唐邓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到北宋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京西路被分为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两路合计100万户、225万口，由于宋代口数只统计男口，实际上是450万口以上。当时北宋全国人口则在9000万以上，算上隐户很可能达一亿。由这个数据可见，京西地区的农业和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三、王安石也推不动江南改革

然而即便是大刀阔斧、富于气魄如王安石，在农田水利法的推行中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江南地区，地狭民稠，水利工程被往往侵占为耕地，因此破坏了整体农业环境。

曾巩曾描述 江南宁绍平原上鉴湖的状况: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繇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

很显然，大规模围湖造田，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收益，但不利于长远的农业发展，湖泊的缩小，不但对灌溉和渔业不利，湖泊蓄水能力下降，涝无蓄泄之所,旱无荫灌之水，更是容易发生水旱等自然灾害。

但比起兴修水利，还田为湖更容易损害富民利益。而宋朝的国策，又是以保护富民为基础。而宋朝的官员也大多瞻前顾后，因循守旧，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苏轼就曾站在富民立场上说——“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 甚非善政”，来表示对还田为湖的反对。

虽然在江东地区还田为湖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更多时候还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失败。如沈括在两浙兴建水利，导致当地富民攻讦，“苏人诉沈括等所筑民田岸围，侵坏良田，横费公私钱”，而两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未能得到充分改观。

大量湖泊池塘被侵占后，江东地区靠着风调雨顺的优势，虽然依然人口稠密，地方富饶，但是自然灾害却极大增多。

苏轼曾上奏说“熙宁中，张能、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臣闻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他这是攻讦新党，所言也颇有夸大之处。然而两浙、杭州这样的地方发生大规模饥荒，饿死者甚多，显然与湖泊水塘被大规模侵占导致自然灾害加剧有极大的联系，反而显出旧党因循守旧的恶劣影响。

然而面对富民恃强勾结官吏，围湖造田，妨碍法度，即便是铁腕如王安石也只能徒呼奈何。农田水利法的实行，能解决京西路地方荒芜的情况，恢复人口民生，却填不了江东之地富民的贪婪之心，只能眼睁睁看着两浙之地，一旦水旱发生，便死者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