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问题靠同情和谴责解决不了，它是一个囚徒困境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连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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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骂过外卖，承认吧。原因当然有很多种，但肯定最关心的就是速度。人的宽容度不一样，有的人比较狠，会下手给差评。我手松，从来没有，但是兜头兜脸的坏脸色，是有的。

于是多数人看到刷屏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下简称《外卖》），开始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外卖骑手掬一把同情之泪，开始咒骂美团和饿了么这些“黑心”的商家。

▲困倦的外卖骑手（图/图虫创意）

不过，在开始这一切之前，先摸着良心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够从此开始不点外卖？第二，你能不能从此以后再也不关心外卖的速度？

如果做不到，就收起你廉价的同情心。但是做不到，却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坏人，而是因为，外卖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更因为，这个报道中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囚徒困境。

01

这个困境的起源和我们任何个人都无关，而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必然。

因为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城市，而现代化城市的核心是高度的职业分工。从前时代的四世同堂结束了，现代城市进入了三口四口之家的小型家庭组织。

通勤、职场、996，这是城市职业人群的普遍状态。在传统时代中由职业妇女担任的买菜、洗菜、做饭的功能基本上已经被彻底废弃了，所以原有的家庭功能都由市场化的分工取代。打扫靠钟点工，带孩子靠幼儿园，教育交给学校，买菜交给盒马，做饭交给外卖。这一套完整的社会服务链，已经替代了旧有的大家庭内部分工的全部职能。

▲高峰时段路上飞驰的美团小哥（图/图虫创意）

社会越发达，外卖越需要。

为什么我们关心外卖的速度？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都是如此要求。饱腹功能是外卖的最底层需求，所以我们的生理上对于外卖的速度容忍就是有限度的。而心理需求在于我们对于职业的期待，既然外卖是满足我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的服务，我们自然要求他们合乎我们的生活习惯。

当然有除了饱腹之外的其它需求。但是从平台的管理角度上说，统一的时间管理是开发系统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02

外卖小哥很惨。碰到只是给脸子的顾客，比如我，算是比较轻的一种“工伤”。但是制约外卖速度的因素有很多，路线、路况、商家、气候等等，不一而足。《外卖》一文里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无须赘述。

月入过万只是一种幻想吧，至少比例是很低的。按照统计数字来说，大概只有2%多一点。这样的工作量，这样的风险，这么低的投资回报率，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还从来不缺人做？

在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美国员工到中国来参观的时候，发现有工人在无防护的状态下处理废弃物，当场叫了起来，天呐，这是疯了吗？

▲纪录片《美国工厂》中的玻璃厂员工（图/视频截图）

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曹德旺不是坏人，对于许多人，他是天使。因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

外卖也一样。

按照统计，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达到635.2亿件，从业人员突破1000万。餐饮外卖总数700万。仅仅从2020年1月份到现在，美团和饿了么两家，新增的外卖人员就到达200万。

骑手是一个职业，无论你如何看待它。一个有着1000万员工的产业，它绝不是几个无良商家就能够抟起来的骗局。

一个容纳了1000万员工的产业，无论如何是伟大的产业。

中国还远远没到可以有完全的劳动保护的发达程度。就业依然是十分严峻的挑战。对于这1000万的骑手来说，尽管劳动风险高，强度大，职业荣誉感低，但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有着重体力劳动的庞大阶层。

如果说外卖骑手的劳动风险高，那么煤矿呢？清洁工呢？曹德旺工厂里的员工呢？富士康呢？

03

美团和饿了么冤不冤？

很冤。中国的消费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消费者。因为我们总是需要多快好省一起实现。

不要用你现在的同情心来替代价格提升时候你的反叛能力。在中国，此类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人们的立场瞬间。还记得淘宝曾经要收取的快递费吗？还记得蜂巢事件吗？

即变

对于美团和饿了么来说，实现系统的最高效能是它们作为商业机构的应有之义。它们首先是向投资者负责的，其次是向消费者负责的，最后才是向员工负责的。

从最大的角度上说，一个创造了1000万个工作职位的公司，你是不是应该向它表示感谢？因为它首先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繁荣和健康。其次，由于高效能，所以美团的股价，饿了么的市场价值，才能够给它的投资者提供高回报率。

▲雨中送餐的外卖小哥（图/图虫创意）

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难道不应该认为美团和饿了么就应该向我们提供速度快、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外卖吗？

至于对员工负责，所以的公司都必须计算它的损耗率的。如果美团和饿了么所得到的外卖员工死亡率、工伤率、误点率都高于它内部所能承受的范围的话，那么，不用外卖骑手抱怨，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商誉的损失才是衡量一个企业的根本问题。如果普遍的情况下，骑手无法完成的话，那么，这两家公司自然而然地就会调高它的送餐速度，因此用户也会调低他们的生理预期和心理预期。

这也是美团的算法之所以牛逼的地方。就这么一个庞大的订单量而言，它的算法是保证在总体系统运作良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的作用。就商业而言，这个系统是成功的。

价格是在系统计算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仅仅因为同情外卖骑手的遭遇，就普遍性提高外卖价格，这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这就是要求外卖企业在减少或降低自己的能力的基础上，去满足社会心理。这不是市场。

赢利

要知道，中国无论是它的劳动力规模，社会发达程度和普遍收入状况，都还没有到能够普遍提高外卖服务价格的时候。

04

这就是我所说的囚徒困境了。中国的消费者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外卖骑手需要保住他们的工作，能够挣到一日三餐，养家糊口，而企业要发挥效能，实现赢利。哪一方都不能退让。

哪一方都不能妥协，任何一方的妥协，都是对自己的伤害，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伤害。

话说到这里，难道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外卖小哥们活该被困在系统里，不值得同情，也不能以血汗工厂来咒骂他们？

问题是：这是一个真的囚徒困境，还是假的？

先说一个玄学问题：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的发展速度和美团/饿了么的发展速度是一样的。作为消费者和企业来说，多快好省从来都是我们的欲望，而从来并不是朝着一个健康的、稳健的和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建设一部分人的美好生活的时候，总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糟糕生活为代价。

翕张

▲正在等车的建筑工人（图/图虫创意）

城市的发展以民工为代价，企业的发展以员工为代价，社会的发展以文明为代价。

我们对于多快好省的执念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以至于以出卖劳力作为谋生的阶层，处在一个疲劳、过载和极低收入的状态之中。在这个流程中，有制造业工人、物流人员、搬运工人，具体到外卖中，就是骑手。

具体到这个囚徒困境之中，恰恰在于任何一家外卖企业，都不愿意投入研发和设计，使整个系统显得更加公平，更加谨慎，并且更加长治久安。一夜暴富，是中国人当下的执念；百年企业，不是追求。

在这个囚徒困境中，我们这些消费者和企业都是罪人。美团和饿了么根本就不冤，因为他们所设计的系统，只有统一性的最高效能，而没有在这种效能之中，加入对外卖骑手具体情境的人性化思考。

于是所有的情境都成为了外卖骑手的阿基里斯之踵，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他们的业绩的障碍，无论是路线、路况、气候、电梯、小区还是消费者，争分夺秒，置生死于度外，这是多么惨烈的职业图像？

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在这个外卖企业这个统一的系统设置中，也根本不会去考虑和同情外卖骑手所可能遭遇到的具体困境，他们的生理预期和心理预期始终保持一致：多快好省。

俗一点说，我们这些消费者和企业是同案犯。

05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三方的调整：监管、企业和消费者。

监管自然是放纵的，这种放纵乃是惰政。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只有在路上才会发生。无论是逆行、超速、闯红灯，都是与现实的法规相违背的事情，这与交管部门无关。

惰政发生在事前监管。对于外卖骑手的盘剥，所谓系统最高效能，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系统所设计的路线，是否违背了交通部门的法规？外卖时间的设定，是否需要提前的介入以保证社会的总体安全？

涉及1000万人生计的问题，难道应该听之任之？

而外卖企业的系统设置，难道不应该进行分类设置？高峰时期如何设计，低峰时期如何设计，路线和小区实际情况的考察，高峰时期电梯使用效率的计算。既然是系统设计，这些都应该作为企业的责任被考虑在其中。当然，这一切都涉及成本，可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以扰乱社会的正常运行、以员工的健康安全作为代价，难道应该被纵容？

▲排队等电梯的外卖小哥（图/网络）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应当也要接受一种分类的价格，这就好比高峰期要交拥堵费一样。例如，在高峰期内，需要接受速度延迟的安排，并且接受更高的价格；另外，加急加钱也应当成为一种共识。

外卖企业当然需要一种统一的系统来管理，但是针对实际情况应当进行谨慎的考察，以便能够对不同的订餐情况，给予价格上的差异化，以外卖骑手的安全和合规作为前提，从而进行人性化的系统设计。

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是违背人性、道德和文明的罪恶的资本主义。既不要对消费者的人性存有幻想，也不要对企业的道德存在幻想。

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的不人性、不道德、不文明的商业故事了。这一切的起源其实都只有一个：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暴富迷信中浸染太久，《外卖》一文，不过是短暂撩拨了我们在这个狂迷之中沉睡了的同情心而已。当明天你饥肠辘辘的时候，开门时，你一样对于那个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恶语相向。

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任由廉价的同情心把事实的真相掩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