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下的产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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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所宰制的法律空间“软化”了实体产业的诸种业务关系,这便需要法律创制环节敏感地捕捉其中新生的法律人格体,并适时因应相关法律关系的更动,进而以一种“全息”的态势作自我解构与重塑。具体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语境下的产业立法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法律部门”的体系限制,以“领域法学”作为新的法制整合框架。植基于传统潘德克顿体系的部门法划分虽有助于知识系统化,但似乎已无法适应产业交叉所型构的制度聚合体式,“领域法学”的新思路便是可取的路径。就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而言,当中必然涉及民法部门中的个人信息权法律制度、商法部门中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行政法部门中的信息产业监管法律制度、国际法部门中的国际贸易信息化法律制度等。暂且不论各部门法间的有效整合问题,仅就如何平衡制造业的信息化发展与从业者、消费者信息保护间的张力而言,便可能产生民刑交叠、民经冲突等问题。因此,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领域指称,整合、清理相关法律制度,形成发展领域互联的法律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争议处置机构,是可行的出路。

  第二,突破实体人格的法律创制思维,将“以太化”的法律人格体纳入权利义务范畴。一方面,传统制造业所附随的法律关系多以“线下集约”的方式展开,经过信息技术改造的制造业运营模式必然带来虚拟空间交易的诸多变化,虚拟空间内各类“以太化”的侵权主体便成为规制对象。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投入,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新型法律人格更是法律创制环节必须直面的问题。在新一轮的领域立法中,如何妥善安置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如何适恰地处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法律议程是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

  第三,关注“以太化”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进行妥善的立法处置。在信息技术改造后的制造业运营环境中,信息力量的对比成为衡量交易各方“法律力量”的主要指标。这意味着,在传统法律关系框架内,依照经济实力、市场地位等测度法律主体行为能力的方案或将失灵。因此,应当在新一轮的领域立法中,将这一变化纳入到市场交易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背后的原理考虑中,创制出一套能够兼容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新型法律关系调整框架。

  第四,在立法层面创新争议处置机制。一方面,在证明标准上,创制出适于虚拟空间内法律事实发现、因果关系证明的新思路、新手段、新方法。另一方面,在争议解决机制上,配合领域法律创制的新动向,设立、建立一批专司“信息技术+”的争议处理机构,以完善新立法的教义化规程,使创制、适用结成良性循环。(作者叶乾霖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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