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家孙儒泳院士去世，曾说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生命

【编辑/何婧 统筹/王梅梅】红船杂志从北京师范大学得知，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儒泳院士突发心梗，于2月14日早上8点50分去世。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他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孙儒泳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孙儒泳（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为稳妥学“冷门”生物学

1927年6月，孙儒泳出生于浙江宁波。回忆童年韶光，孙儒泳念念不忘那些在田野和水边玩耍的日子。逮蟋蟀、捉虫子、钓鱼虾……大自然是他幼时最好的玩伴。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进逼，国势险若累卵。学校有爱国情怀的老师经常结合形势授课，教育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尤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小学周会上老师次次都讲抗战形势。孙儒泳也开始一改往日调皮的样子而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于是同学、邻居送了我一个外号“老笋头”。

到了小学高年级，他的读书兴趣越来越固定在数学和自然上。1940年9月，孙儒泳考入县私立三一中学。入学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1940年10月27日，日本731部队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100多人；开明街5000平方米疫区内137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鼠疫场”，宁波城哭声连天。这件事对孙儒泳刺激极大，但他当时没有半点恐惧，有的只是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仅仅过了半年，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波，三一中学被迫解散。

孙儒泳的求学之路因时势动荡而充满艰辛，抗日战争期间甚至两度失学。1942年，他考入宁波沦陷期间新办的高中师范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乐教师李平之。

高中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决心要为祖国挥洒汗水大干一场的孙儒泳，却迎来一个晴天霹雳。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孙儒泳只好在家待业，备受精神煎熬。

后来，他在与李平之的通信中表达了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心愿。在李平之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白天完成满满当当的教学任务，晚上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

1947年夏，孙儒泳觉得自己可以冲一把了，考虑投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当时的梦想。”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因为“学费天价，碰都不敢碰”。

再三比较，孙儒泳发现其他名牌大学学费也不低，家庭供养不起。“唯一可供选择的就是免费的师范大学。”孙儒泳把目标锁定在北平师范大学。考虑到自己的意愿和教育基础，他最终报了生物系。“对于生物，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相对来讲，也是当时的冷门。”孙儒泳知道，这样的报考选择会有更大的“命中”把握。

北师大的求学生涯是关键

第一次上动物学实验课的“惨痛经历”，孙儒泳记忆犹新。那天的课堂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然后按规定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内部结构。从未摆弄过显微镜的孙儒泳犯了难，又不好意思求助，便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差。

第二天，助教老师拿着孙儒泳的“作品”，上面一个大大的红叉，严厉质问道：“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笑起来，孙儒泳顿时脸红，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跟上。一段时间后，孙儒泳从一个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他说这要感谢名师的循循善诱和鼓励提携。

大学期间，对孙儒泳影响至深的一位名师，便是留美归国的著名动物生理学家汪堃仁。“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学科，理论性强，比较高深。但是汪先生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解，深入浅出。”孙儒泳茅塞顿开，并且在恩师的潜移默化中，立志要专攻动物学。

1951年，孙儒泳提前半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毕业时，孙儒泳被推荐留校担任助教，他对母校充满感激，“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这样说，我想自己留校也是够格的”。

整天背着鼠笼鼠夹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工作出色，1953年，学校推荐孙儒泳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随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突击学习一年俄语。“记得出发时，同行者有一千多人，但只有近一百人是去读研究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孙儒泳回忆，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整整跑了七昼夜才抵达莫斯科。

来到苏联，孙儒泳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因论文实验需要，孙儒泳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工作内容是捕捉田鼠同时调查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实验完成，再去野外，来回往返。

“我留给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师生的印象，大概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的，话语不多的，高个子中国留学生。”孙儒泳几乎与老鼠为伴，生怕困入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冻毙了。谈起留苏的最大收获，孙儒泳说，除了科研方法，在学术上善于倾听反面意见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

完成学业，孙儒泳归心似箭，待学位证刚一发放，他便即刻整装踏上归国之路。当时，中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发出邀请，希望孙儒泳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但是我很犹豫。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孙儒泳觉得应当知恩图报，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北师大生物系。

开创动物生态学课

回国后，孙儒泳整天都在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做点具体的事情报效祖国。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国家急需立竿见影的工作，而继续搞哺乳动物生态生理学理论研究，似乎有些过于“阳春白雪”。

1959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调查队驻扎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区。队员们以杂粮为主食，不要说荤腥，连青菜都少见。就这样艰苦调查了半年，孙儒泳完成三篇论文。

1961年，在学校安排下，孙儒泳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几个月后，他发挥专长，改教动物生态学。“这是一门解放后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孙儒泳回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充满风险，因为根本没有现成教材，一切得自己从头做起。

1973年开始，孙儒泳连续四年，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在老乡家，生活虽异乎寻常艰苦，但增长了很多见识，内心比较充实。四年里，他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大女儿总说：“我爸一年到头老是出差”。给小女儿留下的印象是“我爸难得回家，一回家我总是觉得陌生”。

在孙儒泳看来，尽管生态学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因此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国生态学教科书，必须联系中国实际。他决定，一边讲课，一边编写试用讲义，一届一届不断修订，再最终定稿。

从孙儒泳开创动物生态学课程算起，足足20多年后的1987年，他心中那本理想的教材终于问世了，90多万字的巨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凝结着他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这本专著引发了国内外轰动，被台湾专家评选为推荐公众阅读的十本大陆图书之一，孙儒泳也随之名声大震。

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生命

1983年10月，教育部组织生态教育考察团赴比利时考察，孙儒泳任副团长。这次出国也让他感觉到英语听说能力的重要。1984年，已经57岁的孙儒泳毅然报名上了英语学习班，主攻听说关，为此还闹出过小笑话。当时，孙儒泳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处，老太太经常见他一回家就一头扎进书房、关上房门，有时一整天也不出来。有一次，她在书房门口听了一下，发现有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心中大惑，就对下班回来的妻子说：“儒泳一整天都关在房间里跟一个女人说话，也不见他们出门来。”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可以算是他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孙儒泳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2002年起，75岁的孙儒泳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一只南飞的老雁”，他这样比喻自己近十年来的生活。

“搞了几十年的生态学，我总觉得自己离不开它了。”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孙儒泳在80岁之后不再带研究生，科研活动也少了很多。

“有人说，人生最大欣慰在于能把一个个句号换成逗号。从这个角度看，我无疑是个幸福者，因为至今仍不断在把句号改换成逗号。”孙儒泳在自传结尾这样写道。【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报、北京师范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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