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汽车沙皇”到“逃亡囚徒” 起底戈恩事件背后三大主因

逃亡后的戈恩终于自由的“发声”了。但即使重获“有限”的自由，曾经集金钱与权力于一身的卡洛斯·戈恩，也掩盖不了联盟瓦解，以及自己从“汽车沙皇”位置上跌落的事实。 这位权倾一时的汽车灵魂人物，以这种令人瞠目的形式“谢幕”了。

北京时间1月8日晚间，卡洛斯·戈恩在黎巴嫩贝鲁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个汽车界的“神奇小子”，曾经掌管全球最大汽车集团的核心人物，在经历了400多天的关押、审讯与各类“非人”待遇后，终于可以自由地“发声”了。

戈恩说，日本检察院和日产高管联合策划的这场“阴谋”，将其推向了被“污蔑”的深渊。而阴谋的背后策划者，日产前CEO西川广人、日产负责外部和政府事务的前执行副总裁川口均（Hitoshi Kawaguchi）、日产前内部审计Hidetoshi Imazu等日产高管，以及日产董事会成员Masakazu Toyoda，均是主谋。

整个发布会持续3小时，戈恩用四种语言控诉日产-雷诺-三菱联盟对其瞒报收入、挪用资金、背信罪等多项罪名的污蔑。逻辑缜密，气场强大。

关于戈恩发布会上透露的具体细节，盖世汽车在9日早上已经发布了一篇《开撕！正经八卦解读戈恩发布会》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从2018年11月19日被捕，到2019年12月30日胜利逃亡，戈恩被捕事件全程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这其中交织着个人恩怨，权力较量与利益争夺。在“独裁者”与“阴谋论”之间，到底穿插着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内幕”？戈恩在发布会中已有所指，本文我们试图从个人矛盾、企业恩怨和国家利益博弈三方面入手，起底戈恩“被捕”事件背后的三大主线。

个人矛盾：日产的“救世主”被冠以“刽子手”

卡洛斯·戈恩，生于巴西，6岁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后至法国学习和工作。所以，拥有巴西、黎巴嫩和法国三重国籍的戈恩，在成长过程中受欧洲文化影响最大，这也形成了其行事高调、雷厉风行的风格做派。

1996年，戈恩离开了效力11年的米其林，进入雷诺汽车担任执行副总裁。由此，开启了其纵横捭阖的汽车生涯。

1999年，雷诺花52亿美元收购了日产36.8%的股权，以及日产旗下日本日产柴油汽车22.5%的股权和日产在欧洲的五个财务子公司。

然而，此时的日产并非一块“肥肉”。

资料显示，1999年与雷诺结盟时，日产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已连续衰退了27年，且负债高达2.1万亿日元；当年在售的日产车型中，仅有一款登上了“日本十大畅销车型”的榜单。

这样的“烂摊子”，留给戈恩来收拾。

戈恩一到日本，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到访了日产在海内外的每一座办公室、工厂、技术中心等，摸清了日产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体系，而后推出了日产三年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三年内推出22款新产品、降低20%生产成本、裁掉21000个职位、关闭5家工厂、砍掉与汽车无关的业务。

这一计划仅执行两年，日产便实现扭亏为盈；2000财年，日产实现27亿美元的盈利；4年间还清了2万亿日元的债务。

由于改革成效显著，2005年，戈恩同时成为雷诺和日产的掌舵者。

日产振兴了。戈恩成了“功臣”，但也成了“刽子手”。

有分析指出，日本企业有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终生雇佣制+裙带关系。这一特征就是在自有圈子里相互协作，缺乏竞争意识；而戈恩是非常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维护公司的利益，对股东负责。另外，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低调、内敛的性格，奉行集体主义，讲求勤奋自律和奉献精神；而戈恩在联盟中处于核心地位，且权力过于集中，个人主义至上。所以，两种文化的碰撞，加上空降的“成本杀手”以强硬手段开源节流，危机了日产部分高层和权贵，甚至裙带关系中处于日产庞大分支中各类人员的利益，“怨恨”的种子就此种下。

2016年，戈恩趁三菱汽车爆发油耗测试造假的丑闻，迅速完成了对三菱34%股权的收购。至此，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成立，戈恩任三家全球车企的董事长职务，也是汽车界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被业内称为“汽车沙皇”。

而戈恩对日产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数以万计的日产员工下岗；与此同时，戈恩每年却领着20亿日元的工资。这种反差和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于日产内部员工中有人私下称戈恩为“刽子手”。

戈恩被捕后，时任日产CEO的西川广人曾公开表示：“有些事情应该得到纠正，比如过度集权，这导致了某种扭曲。”甚至在2018年11月19日戈恩被捕的当晚，西川广人在日产召开的临时发布会上列举了戈恩的三大罪状，称“戈恩所为是公司不能容忍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失望、沮丧、绝望、愤慨和愤怒。”言语间，不乏个人恩怨。

戈恩在8日晚间的发布会引用友人的话说，“复兴后的日产不想再受这个法国人指手画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赶走。”

企业恩怨：不对等的权力与义务

除了因大刀改革而引发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外，企业之间的利益不对等，也是戈恩“引火上身”的导火索之一。

前文提到，1999年，雷诺收购了深陷困顿中日产的36.8%股权，至2011年，前者对日产的持股增至43.4%，并拥有投票权。

而随着日产的羽翼再次丰满，2002年3月，日产拥有了雷诺13.5%的股权，至2011年增至15%，但没有投票权。与此同时，走出困境的日产，在体量上迅速膨胀。

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中，三菱因体量和业绩较小，相对处于弱势，真正的博弈方还是雷诺与日产。

2017年，联盟创造了1060万台的总销量，击败大众和丰田，成为全球销量冠军。三大联盟中，雷诺集团2017年销量为376万台；日产为581万台；而三菱贡献了103万台。

另外，2017年，雷诺集团营收增加了14.7%至587.70亿欧元；营业利润增长了15.8%，至37.99亿欧元。而截至2017财年，雷诺从日产收到的分红累计超过6000亿日元，计入雷诺-日产联盟并决算的日产利润超过2.5万亿日元。

在这一联盟中，日产的“老大哥”地位非常明显，然日产的实力和在联盟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显然不对等，这促使日产对雷诺-日产联盟愈发感到不满。

国家利益博弈：国民支柱产业岂容“外人”抢夺？

从国家利益博弈层面看，法国政府作为雷诺集团的控股股东所持有的15%股权，在联盟中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但汽车产业极其强盛。除了挤进世界前三的丰田外，本田和日产同样是日本汽车业的支柱。而面对日产在联盟中的地位和权益与雷诺产生的悬殊，一向谨慎、保守的日本人，开始酝酿着“反戈”。

2015年，当雷诺的大股东法国政府希望将在雷诺的持股比例从15%提升到19.73%时，引发了日产的极力反对。后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希望将在雷诺的持股比例提升至25%以上。

有分析认为，按照日本对有关企业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定，如果日产汽车对雷诺的持股达到25%，雷诺将会丧失在日产43.3%的投票权。

彼时，戈恩一直希望促成雷诺-日产与三菱的结盟，而日产内部对此同样持反对意见，主要原因是担心三方合并后，日产将丧失独立性，对技术外流，以及由此产生的“空心化”和“边缘化”感到不安全。

面的日产的针锋相对，法国政府只好将增持股权计划暂时搁置。2017年5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为了提振法国经济，2018年初，法国政府与戈恩签署对赌协议。即法国政府支持戈恩连任雷诺集团CEO，但戈恩要促成雷诺与日产的合并。

消息传到日本后，引发了日产高层的强烈反对，甚至一度将反对戈恩和合并上升到“保卫日本汽车产业”的高度。2018年年初，日本某高官以匿名的形式对外发声，称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日产，不会让雷诺以不可逆的形式完全吞并日产。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以非正式渠道向法国发出警告。

其实，早在2017年9月，雷诺-日产联盟曾出台了一项“联盟2022”的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的“新四化”变革，深度整合三方资源，扩大协同效应，以节约研发成本。从这方面看，戈恩的出发点是为了联盟未来更好的发展，但雷诺和日产完全整合的最明显障碍仍在于政治因素。

很简单，因为法国和日本都想保持各自汽车企业的独立性。

在日产由弱变强后，日本政府更希望日产摆脱联盟的控制；对于法国政府来说，汽车作为国民支柱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至关重要。而拥有雷诺控股权的法国政府，希望雷诺可以吞并日产，一方面助力雷诺进一步实现全球化，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从日产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日本和法国政府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所以，这场合并注定难以达成。

如今，联盟已瓦解，而被捕后的戈恩虽然上演了胜利大逃亡，但国际刑警组织（ICPO）“红色通缉令”的发出，使得戈恩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严重受限。

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阴谋”，背后都是“利益”之争。无论是戈恩因高调和独裁与日产高层产生的个人矛盾；还是日产与雷诺因权利义务不对等引发的争斗；以及日本政府和法国政府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发生的“隐性”对抗；归根结底，背后均是利益之争。

参考资料：

青年报—《“逃亡者”戈恩：大国产业暗战背后的牺牲品》

财经—《戈恩日产恩仇录：谁扳倒了戈恩？谁又将接班？》、《戈恩日产恩仇录：再见，汽车沙皇》

虎嗅—《谁策划了戈恩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