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宋彦成：乡村旅游在陕西

文丨宋彦成（方塘传媒主笔）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录，在6000多个申报村落中共有2666个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截止到目前，中国境内传统村落的数量共计有6819个。

其中，这些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云、贵两省，东南地区的浙、闽，中部地区的湘、赣、皖，以及华北地区的山西等省区，此中以贵州省为数最多，达724个，继之为云南省，有714个，其后湖南、浙江数量分别为657个、635个，黄河沿岸的山西则有545个，而与其一河之隔的陕西仅有113个。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陕西的乡村旅游发展要滞后于这些在“传统村落”数量上保持优势的省份？而且，在当前的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以及在“乡村振兴”是包括陕西省在内诸多省份的战略安排的背景下，乡村旅游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被肯定，那么，乡村旅游在陕西旅游中的位置又是如何？

一、陕西的乡村旅游何以发生？

一直以来，不管是从陕西省自身来说，还是对于外界而言，其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目标物是以西安、咸阳为首的古都风情风味，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文化景观，以及由黄河、秦岭等水系山脉所构成的自然人文景观等。

这也意味着陕西旅游的出发点是归约至城市语境中的景区景点旅游，这其中既包括黄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大雁塔、法华寺、钟鼓楼、大明宫等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也包括像秦岭野生动物园、黄河壶口瀑布、曲江大唐芙蓉园、回民街以及实景演出剧目等人文自然景观。

事实上，这既是陕西旅游的逻辑起点，也是更大范围内国内各省区市旅游发展的普遍径路，而这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属于城市旅游的范畴，也即被归纳为城市旅游的时代。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中国城市时代的到来，城市的消费能力逐渐外溢至乡村，这也开启了中国乡村农家乐快速发展的序幕，及至升级为更具新消费特征的精品民宿的诞生。

其实，最初期的乡村旅游还只是星星点点，尚未形成规模，完全是市场自发的状态，从政府层面而言也并未予以更多的政策性的支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城区以及各类新区新城的发展之上。

在一个去集体化、去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对于乡村以及乡村的人口和产业来说其所面对首先就源自城市的工业产品、文化理念、公共服务等的冲击和刺激，这也成为日后中国乡村大规模学习模仿城市的原初动力，从民居的拆旧建新到对子代的教育投入以期冀改变落后等，都汇入世纪之交中国城乡发展的洪流之中。

但是，无论是对于那些从乡村出走的有着“乡愁”情结的新城市居民来说，还是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社会有着浪漫主义幻想的城市消费主义群体而言，乡村不但能够承载一个诗化的有关田园生活的具体实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由城市病带来的一种无处安放的不满足情绪。

当此之时，“到农村去”也就不再仅仅是城市人的消费宣言，也是从政府层面上振兴乡村的战略安排。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统筹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从乡村旅游现象自觉地发生到“乡村旅游”概念的提出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前后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互相穿插，而其中所不能遮蔽的就是隐含在其中的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逻辑。

这其实也是包括陕西省在内诸多省份乡村旅游得以发生的背景之一，而全国范围内道路交通的高通达性以及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更是使得自驾游或自助游成为可能，这也直接将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本地或外地客群导向乡村。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为数众多以及正在或预备发展旅游业的乡村中脱颖而出？如果说山西的乡村旅游可能和很多国保单位坐落在山西乡村有直接关系，那么陕西的乡村旅游在不具备“传统村落”数量上的优势的前提下又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二、陕西的乡村旅游何以可能？

不得不承认的是，从2012年起五个批次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陕西省的数量一直比较偏少，在第一批名录中陕西仅有5个村落上榜，其后第二批8个，第三批17个，第四批41个，直至近日公布的第五批，陕西仅占有42个。

诚然，陕西所面对的现实是“传统村落”在数量上的相对劣势，不管这种不利表现在传统民居形态层面，还是欠缺古建等历史遗迹的支撑，看似都是陕西发展乡村旅游的障碍。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得益于陕西省在全国旅游市场中的地位，以及西安本地市场的号召力，这都在客观上赋予了陕西乡村旅游更大的想象空间。

比如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的出现便与西安本地市场的消费能力不无关系，基于对关中农耕文化的挖掘和再表达，袁家村的乡村旅游实践得以成为可能。事实上，袁家村是在2013年才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且最终脱颖而出，乃至还有了追随者兴平马嵬驿，此后才有泾阳茯茶小镇、长安唐村等乡村旅游实体的相继亮相。

（2013年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陕西省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是否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与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中国社科院舆情实验室2016年发布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中，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排名前三甲分别是浙江、陕西和四川，而并非是在“传统村落”数量上遥遥领先的贵州和云南。

当然，那些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陕西村落或多或少都拥有可供开发利用的文旅资源，其中要么是以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著称，要么是左近有历史遗址遗迹，要么是传统民居保存较为完整，比如在陕北地区部分以窑洞院落构成的传统村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的传统村落都适合发展旅游，也不是所有发展旅游的村落都能够获得成功，而且从已知的发展乡村旅游较为成功的陕西案例中，除了袁家村之外无一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比如在陕北地区的的榆林市佳县坑镇赤牛洼村即是一例，有别于关中地区的农耕文化形态展陈，而是予以更加地方化、生动化的呈现，并且还配合有实景演出《高高山上一头牛》。

这事实上，也是包括袁家村、马嵬驿、茯茶小镇、赤牛洼村等在内的陕西乡村旅游实践得以出彩的原因，这些村落景观也并非是简单的呈现，而是基于城市审美之上的农耕社会的空间、器物、风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微缩再现和再生产。

作为陕西乡村旅游实践案例中的佼佼者，袁家村甚至于成为了一种现象，并且有了袁家村模式或袁家村品牌的输出，比如袁家村在山西忻州古城的项目落地便意味着市场上对于袁家村品牌的一种认可。

这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乡村旅游的范畴，而是将在乡村空间发生的文旅消费场景转而又挪移至城市空间，比如与城市商业综合体之间的互动，也即是说从一开始，陕西的乡村旅游实践就保持着与城市的互动逻辑。

附录：

（表一：2012年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陕西省5个）

（表二：2014年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陕西省17个）

（表三：2016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陕西省41个）

（表四：2019年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陕西省4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