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轶事：真实的无间道，谁是“李胖子”？

香港电影《无间道》中，警察梁朝伟打入黑帮内部，他的单线联系人黄警督被杀，他的警局档案被黑帮卧底刘德华删去，他的真实身份也就无从证明了。好在刘德华在删除档案前，留了一个备份。

（香港电影《无间道》剧照）

上世纪30年代，特科也安排了许多特别内线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但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不可能为他们建立档案。这种特别内线情报人员都是单线联系，知道其底细的人非常少。一旦联系人、知情人出了问题，他们的真实身份就真的无从证明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其中的一位：鲍文蔚老先生。

（年轻时的鲍文蔚）

鲍文蔚老先生是江苏宜兴人。1920考入北京大学，专攻西洋文学，师从鲁迅、周作人等。1927赴法国留学，攻读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1932年回国，先在家乡教书，不久来到上海。1934年开始从事法、英语教学及法国、欧洲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院校任教，并担任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总务长等职。翻译有《雨果夫人见证录》、《巨人传》、《罗曼罗兰传》等法语著作。

上面的简历上说，1932年，鲍文蔚老先生回国后，并没有去从事他的专业。1934年才开始从事法、英语教学及法国、欧洲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1932年到1934年的两年间，鲍文蔚老先生干什么去了？

他受中央特科潘汉年的派遣，打入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鲍文蔚老先生并不是地下党员，但却是中央特科的特别内线情报人员。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

鲍文蔚老先生与潘汉年是同乡，上中学闹学潮时就与潘汉年相识。1932年3月，鲍文蔚留法四年后回到宜兴。此时潘汉年已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他立刻约鲍文蔚到上海见面。

（年轻时的潘汉年）

鲍文蔚回忆说：“我到上海后在一个秘密地点见到潘，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不久，潘汉年就将鲍文蔚安插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少校军衔。鲍文蔚平时戎装佩剑出入司令部，有时也西装革履地代表司令部参加涉外活动。

关于鲍文蔚的住处潘也做了精心安排。孙科当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他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出入，潘就将鲍文蔚也安排在这里，且距孙住处较近。于是在外人眼里，一个留学生常穿着军装住在这里，会认为与孙科有某种联系。这个“保护色”，按现在的话叫“包装”，确实很到位！

关于当时活动的内容，鲍文蔚在《简况》里这样写道：

“主要是利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眼里，然后写成纸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

期间完成了一件特殊使命：一天，单线联系人李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里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使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並给五十元以资鼓励。

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上午我照常去司令部，下午回来发现有陌生人在室内，知是自己人，不便多问。数日后组织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组织再次告我，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党将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而该要人的工作地点就在五楼某号房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配合其他同志将这个坏蛋秘密地处决了。

再就是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特意请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嘴里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当时原想由组织上营救，后其母何香凝就按照上述地点公开到关廖的地方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令文洪恩放人。此外，也曾于1933年专程到南京去了一次，打算营救潘梓年，未成。应民主人士沈尹默的请求，也曾打算营救创造社社员穆木天，均未成。”

（何香凝）

1934年，白色恐怖加剧，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为免不测，潘汉年安排鲍文蔚离开上海，去北京中法大学教书。鲍文蔚从此脱离了特科系统。

可见，鲍文蔚老先生当时为党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是，鲍老先生后来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这段历史了。

鲍文蔚老先生是受潘汉年指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解放后，潘汉年出了问题，鲍老先生不能说他跟潘的关系；而潘汉年是在去世之后才被平反的，已经不可能为鲍文蔚老先生做证明了。

更糟糕的是，鲍文蔚老先生忘记了他的单线联系人的名字，只记得那人好像叫“李胖子”。

鲍文蔚老先生晚年与他的家人四处奔走，就是想找人证明自己当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特科工作的经历，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李胖子”。
2006年是潘汉年百年诞辰，12月18日，鲍文蔚老先生的儿子鲍劲源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与潘汉年》。

在文章中，鲍劲源先生说：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时，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做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

但是都没有结果。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

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最大的憾事。”

（解放后的鲍文蔚）

那么，这个“李胖子”到底是谁呢？

鲍文蔚老先生记错了，这个人不叫“李胖子”。因为他个头高，块头大，长得像个白种人，原姓刘，所以有人叫他“大块头”、“大汉刘”；到特科后他化名王子春，所以也有人叫他“老王”。

他就是欧阳新。

中央特科的领导层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陈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为代表。顾顺章被俘叛变后，他们都撤到了中央苏区；

第二代：康生、潘汉年为代表。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潘汉年去了中央苏区；

第三代：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为代表，直到1935年7月中央特科撤销。

欧阳新是中央特科的“三朝”元老。1929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分配到特科情报科工作，一直干到1935年。陈赓时代，刘鼎是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欧阳新以新闻记者为掩护身份收集情报。潘汉年时代，欧阳新作为助手，协助潘汉年工作。武胡景时代，也是欧阳新协助他工作。
按照当时特科的工作原则，特别内线情报人员的安置和联系，既不可能由“一把手”亲自出面，也不可能交给一般交通员执行，只能由欧阳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一些重要行动，也是由欧阳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组织。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长后，建立起一套新的情报网络（陈赓留下的情报网，除个别人外均已失效），而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条“线”就是由欧阳新出面建立和联系的。

欧阳新伪装成“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人员，与上海市社会局的情报人员吴汉琪建立关系；又通过吴汉琪认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翻译徐某，而这个徐某的长兄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这个情报关系，曾经起到过重大作用。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中央立即要求特科侦察情况，设法营救。但是，第三天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就枪决了向忠发，同时内线情报传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遭枪决？

周恩来要求特科拿到向忠发的审讯记录。潘汉年将这一任务交给欧阳新。欧阳新通过吴汉琪——法租界翻译徐某——其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总务处长这条线，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个录事，将向忠发审讯记录偷录出来。周恩来从口供中发现，仅有中央少数领导知道的情况被供出，证明向忠发确已叛变，立即通知各根据地取消预定第二天举行的追悼会。

这说明，特科情报科通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条线，是由欧阳新掌握和出面联系。因此，鲍劲源先生说：“不久，潘就将父亲安插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少校军衔。”“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欧阳新。

如果这一点还不能证明“李胖子”就是欧阳新的话，那就再说一个证据：

鲍老先生在1985年11月写的《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中，说了当时他参与特科处决敌特务的一件事：“…又过数日，组织再次告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党将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而该要人的工作地点就在五楼某号房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配合其他同志将这个坏蛋秘密地处决了。”

这里，鲍老先生还是记错了。那个特务头子不叫“王华”，而是叫黄永华，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被处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黄永华、黄远生兄弟俩。

为什么说这件事能够说明“李胖子”就是欧阳新呢？

因为这件事，是欧阳新组织实施的。

那是1934年，当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特科由武胡景负责，欧阳新是他的副手。行动由欧阳新具体组织。

（武胡景）

就目前知道的材料，参加行动的有：董健吾（就是有名的“红色牧师”），负责侦察黄氏兄弟的行踪，发现二人经常出没于东亚饭店（就是鲍老说的西藏路上某大饭店），在该饭店有他们的一个密点；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负责运送武器。郑兰芳运送武器时，路遇巡捕“抄靶子”，郑急中生智，提着箱子进了当铺，说是要当东西但又没带钥匙，先把箱子存这儿。出去转了几圈，等巡捕走了，又进当铺说不当了，提着箱子就走；鲍老先生，负责在东亚饭店开房间，供“红队”执行人员藏身，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名队员，负责执行，他们在东亚饭店电梯里击毙了黄永华和黄远生。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消息。

现在看，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况（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都不知道），都只与一个人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欧阳新。

在特科，尽管董健吾是陈赓交到潘汉年手里的“关系”，但一直是由欧阳新单线联系。所以，董健吾直到解放后还以为这次行动是潘汉年交下来的。实际上，潘汉年早在1933年就去了中央苏区。

1930年，董健吾卖掉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上海为中央创办了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收养了一批烈士和中央领导的孩子（包括毛家三兄弟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当时，这个幼儿园由董健吾具体负责，他的妻子郑兰芳是保育员。而大同幼稚园的直接领导就有欧阳新。1932年，当形势变得更加严酷时，也是欧阳新做出了解散大同幼稚园的决定。

（董健吾）

不过，即便“李胖子”就是欧阳新，他也不能为鲍老先生的经历做出证明了。

因为，欧阳新于1937年在苏联“肃反”时，被当作“托派”处决了。

与他同时被当作“托派”处决的武胡景，真名武怀让，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证书，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而欧阳新，只有穆欣为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欧阳新》，发表在《党史文汇》2003年第7期。

（老年穆欣）

穆欣在这篇文章中，谈到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要求特科设法抄录向忠发在受敌人审判时的口供。穆欣写道：“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法文翻译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

这个说法肯定有误。

因为，鲍文蔚是1932年3月回国，8月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而向忠发在此之前的1931年6月被捕，3天后就被枪决，此后不久特科就获得了他的全部口供。所以鲍文蔚不可能参与了这个行动。

不过，穆欣的文章可以证明，鲍文蔚老先生的联系人“李胖子”就是欧阳新，当年特科确实派遣鲍文蔚打入了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本文作者：西西河的老拙，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