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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长久不衰的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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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以久居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号称闽都。

福州位于我国东南,背山面海,多有良港,民众有悠久的造船航海、进行海外交通的传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长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港口。伴随海外交通中进行着的海内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交流,促成了福州民众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人文性格和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

福州有独特而持久不衰的海外交通历史。它位处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要线路之间,兼有两条主线路之利,北可上朝鲜,东可往日本、琉球,南能赴东南亚、印度、伊朗、阿拉伯、非洲,交通的范围广,可来往的国家多。自秦汉至今,福州始终是我国东南沿海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

秦汉时期即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

早在秦汉时期,福州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福州背山面海,其先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很早就开始了造船和航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发兵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与宗族商议对策说:“今杀王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把逃亡海外作为一个选项,可见闽越人已相当谙熟海外交通。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征伐南越,东越王余善上书,请求派八千士卒从征,“兵至揭阳(今潮阳),以海风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以海上风浪作为屯兵不前的理由,可见从征的是一支八千人的相当庞大的船队,这么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说明了闽越人有强悍的航海和造船能力。

西汉初年,江都(治于广陵,即今扬州)王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繇王闽侯送给江都王刘建的多为来自海外的奇珍异兽。

“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旧交阯指的是今越南。说明在西汉、东汉时,福州已是我国东南海运的枢纽和海内外货物集散转运的重要港口,北与江淮,南与越南,都已有频繁的海上交通。

三国时期,福州是孙吴的造船基地,“吴景帝时(258-264年),置典船都尉,领谪徒造船于此。”典船都尉营又称船场,位于福州开元寺东直巷。“亶洲(今菲律宾)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建衡元年(269年),吴国派兵“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从东冶港出发,可到亶洲(今菲律宾)、交阯(今越南)。

南朝的侯景之乱时(550年前后),浙江会稽发生饥荒,占据晋安(今福州)的陈宝应从海道“载米粟与之贸易”。这是福州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流求(今台湾)国居海岛,当建安郡(郡治在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

可见福州与台湾保持着稳定的海上交通。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返国也先到晋安郡,欲从此乘船往马来半岛的楞伽修国。可以表明,福州与南海诸国,尤其是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存在着经常的海上交通。

唐、五代时期福建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

唐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战役后,大食控制了中亚,拦阻了唐朝通西域的陆路交通,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给福州海外交通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大幅度提升,通商地区和国家日益增多。除了与南海诸国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三佛齐、印度、大食、新罗、日本等多条新航线,是福建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

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是当时东南亚的强国。唐天祐二年(905年)夏四月,“佛齐诸国来宾。”天祐三年(906年),于兢记述“佛齐诸国,虽同临照,靡袭冠裳,舟车罕通,琛赆罔献。”唐末时,三佛齐诸国经常派使团到福州,向唐朝廷进贡或进行贸易活动。有的三佛齐商人还长期居留福州。

唐文宗时(827-840年),中印度僧人般怛罗来到福州传授佛法。天祐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人三藏到来。印度僧人屡到福州,可知福州与印度之间也常有船舶往来。

唐长庆中(821-824年),沈亚之记述:江西“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入仕于唐的新罗人崔致远亦述,“闽岭(指福建)鄱江(指江西),豁通道路。”因此福州城呈现出“万国之梯航竞集”的盛况。

那时,福州不但与波斯、安息有通商来往,而且波斯、安息商人还经由福州溯闽江而上,翻越武夷山脉进入江西,将舶货销往全国各地。直至唐末、五代,福州依然是“条支(阿拉伯的古称)雀卵,谅可继于前闻。”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仍盛如既往。

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买船,拟从福州出洋。说明当时福州已是对日交通的重要口岸。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唐朝商船从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启航回国,航行6天后,抵达福州连江县。

△连江

随船而来的圆珍等几位日本僧人,还在福州开元寺学法,居留了6年之久。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唐朝商人李延孝的船舶“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正因为有福州与日本之间海上航线频繁往来的景象,才会有“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这样的赞美诗句。

朝鲜半岛新罗人入唐,往往在福州登岸再转赴其他地方。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新罗人回国,也常取道福州。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至(新罗)礼成江。”五代时,新罗朝廷也频频派遣使者向闽王进献宝剑。显然,福州与新罗之间的海上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晚唐诗人薛能的“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诗句,反映了当时福州港帆樯林立、外商云集、交易繁盛的景象。由于福州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来往以至居留福州的海外人士日益增多,中外文化交流随之伴生,开启了闽都文化发展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繁盛时期。

1958年在福州发掘出的元和八年(813年)《球场山亭记》残碑记述,当时“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的就是因为侨居福州的海外各国人士越来越多,带来的异邦风俗,使当地风俗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唐朝盛行的马球,就是从波斯传入的,所以又称波斯球。福州冶山唐朝时建有马球场,应该是与当时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侨居有关。

△唐代马球

尤其是中唐时期,外国僧人频频来到福州,官方将福州开元寺用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印度高僧在此讲授佛经和梵文学, 慕名来学习的,除了国内僧人还有日本等各国僧人。空海、圆珍等日本僧人都曾在此学习交流佛学。

唐诗“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 “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等诗句,描绘了远洋船舶载着外国僧人来到福州,官员设宴接待的感人情景。

五代时,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至今来往蕃商,略无疑恐。”甘棠港的开辟,便利了福州的海上交通,使福州与海外贸易更为兴盛。

朝鲜半岛上,除了新罗继续向闽国进献外,高丽也来进贡。福州金身罗汉寺“旧有高丽铜佛像三”,“藏于西殿,为闽王时高丽所献”。东南亚各国商人使者也纷至沓来。闽国天德二年(944年),“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罗来,道里不时,遍体疮疥”,到福州龙德门外汤院一洗即愈,金氏为此特捐款5000缗在汤院建亭以示纪念。占城还向闽国“献驯象使朝对,列方物为廷实”。佛齐诸国“亦逾沧海,来集鸿胪”。

那时的福州,河渠“悉通海鱼酋,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牒舟娄”。海船乘潮进出,内河两岸泊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南望交(阯)广(州),北睨淮(安徽)浙(浙江),渺若一尘,乘风转柁,顾不过三数日。”“南北舰囷,载欻至城外,其诸货宝回往,不可名记。”福州港内,聚集着南来北往满载各种货物、珍宝难以数计的舰船,从福州港出发,北上浙江、安徽,南下交阯、广州,乘风破浪,三数日就可抵达目的地。

△福州港旧址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输入、输出货物品种、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交易中需要调解、商榷事务的日趋繁杂,闽国政权特在福州专门设置“榷货务”的机构加强管理并收取管理费用。《十国春秋》记载:“张睦,光州固始人。唐末从太祖(王审知)入闽。太祖封琅琊王,授睦三品官,领榷货务。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累封梁国公。”

榷货务既加强了贸易管理,又为闽国政权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积累了殷实的财富。“外域诸番,琛赆不绝。其廪庾之丰盈,帑藏之殷实,虽鲁肃之囷,铜山之冶比之霸瞻,彼乃虚言。”

宋元之际仍是重要的海外交通港口

宋元时期,泉州港迅猛崛起,一度超越福州,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这对福州的海外贸易虽有很大影响,可福州港依然有所发展,贸易地区仍在扩大,出海商人仍有增多,仍是福建重要的海外交通港口。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藤木吉至,上皆召见之。”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五年(1927年),福州商人陈文祐两度赴日经商。天圣四年(1026年)、六年(1028年),福州商客周文裔到日本献丝绸、麝香、香药等。福州商人频繁赴日,可见福州与日本的海上航线还是通畅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福州虞瑄等百余人到高丽“献香药”。乾兴元年(1022)福州人陈象中等到高丽“献土物”。前往高丽的福州商人很多。熙宁元年(1068年),福建转运使罗拯奉宋神宗之命,派遣商人黄真、洪万等赴高丽致意;次年,高丽礼宾省移牒罗拯,表达愿与宋朝通好。福建转运使衙署在福州,双方往来也应当是通过福州港进行的。

北宋初年,建溪人“主舶大商毛旭者”多次前往阇婆(今印尼爪哇)贸易,还引导阇婆国王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建溪位于闽江上游,毛旭前往阇婆,应该是从闽江口的福州港出发的。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和三年(1056年)两次担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荔枝谱》中记载,当时福州“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大食为唐代以来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就是从福州港启航的海船,可以远航到西亚一带。

福州海船远航各国,各国船舶也时时到访福州。北宋初年,“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天禧三年(1019年),“福州商旅林振自南番贩香药回”时,同船的还有不少外国商客。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审刑院大理寺言,监察御史朱谏上言,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却违禁宝货不少。”连续几年每年都有几艘船舶到福州贸易,亦可见福州海外贸易之有恒。“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诗句,是当时海外贸易发展的真实写照。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设市舶司于泉州,泉州港迅速崛起。福州港虽受很大影响,但仍保持相当规模。

南宋末年,有“所翁,姓陈,福州人”,“尝以商舶越海”。居住福州的宗室成员亦不顾“兴贩番舶之禁”,“强市海舟”,贩运违禁商品。随着海外贸易的活跃,福州还有了专门收售舶货的商家。

元代时,《马可波罗游记》中对福州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此时福州海外贸易仍在继续发展。闽江“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

△马可波罗

元代,阿拉伯、波斯有不少人到福州经商或传教。福州市鼓楼区梅峰路井边亭附近,有亡于回历705年(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圣人墓亭。福州市鼓楼区安泰桥旁的清真寺内,有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中亚伊斯兰教徒墓碑石。他们到福州经商或传教后,长眠于福州。

从日本僧人经常乘载商舶来往于日本与福州,也可见两地间交通的频繁。元泰定元年(1324年),日本为迎接元僧明极楚俊而入元的文侍者,所乘海船就直抵福州,而且“此船一去,明年即便又来,但随意耳”。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镰仓净妙寺之太平妙准使其徒安禅人入元,求福州版大藏经”。至正四年(1344年),日僧大拙祖能等数十人入元时,所乘之船也是开到福州的。

福州也有许多商人和技术人员前往海外。元末,福州“海贾林氏,尝驾大舶行诸蕃间”,并发展成聚有数百人之众的大海商集团。对日本刻板印书业深有影响的著名刻字工莆田人俞良甫、福州人陈孟千及陈伯寿,都是从福州港渡海抵达日本的。

在宋元时期,福州是仅次于泉州的福建第二大海外贸易港口。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候风开洋港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福州则是郑和下西洋的候风开洋港。

当时下西洋,都要依靠季候风而行。冬季趁东北风出发,夏季随西南风返回。福州位处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的交汇处,历来是前往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必经之地。福州又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且造船业历史悠久、技术水平甚强。

福州长乐闽江口港面开阔,外有五虎门屏障风浪,是大型船队靠泊迎候季风、补给物品、整修船只的理想港口。因而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也就是每次都驻泊在长乐,等候季风到来出洋远航。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仲冬(农历十一月),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夕,在长乐南山天妃宫,立下《天妃灵应之记》碑。

△郑和雕塑

碑文记述了郑和船队每次启航前,都到南山天妃宫祈求庇佑,及每次航行的时间、船只、人员、编制、修舶设备、所到国家等重要的资料,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记述郑和航海史料的记事刻石珍贵文物。

《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述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分别为: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每次候风驻泊长乐太平港,时间都有数月之久。驻泊时间最久的宣德六年(1431年),则有10个月。

郑和的船队“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历经占城、爪哇、三佛齐、暹罗、南天竺、锡兰山、古里、柯枝、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国,航程十余万里。无论是船队的规模,航行的里程,所及国家,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

福州造船业甚为发达,所造海船坚固耐用,适于远航。“(永乐)七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时称郑和为三宝下西洋。师还闽中,从征将士升赏有差。先是长乐有‘十洋成市状元来’之谶,至是造舟于此”。郑和下西洋前,“诏书既下,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该处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

为应远航之需,郑和船队还广为吸纳福州、泉州、漳州等地有丰富航海经验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加入。负责观察日月星辰、测候风云气色的阴阳官林贵和是福清人,加入郑和船队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的长乐人黄参,升授试百户的福州卫所军人连江人王通保、陈连生。

福州卫所从征有功升职的军人还有沈斗保、董智、屠俊、莊辉、翟斌、姚政、张剪住、罗福生、邓惠、孙瑛、谢拴住、严观、赵智、胡贵等。

△郑和七下西洋路线

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要携带大量物品,与海外各国进行赐贡交换。每次下西洋,船队之所以要在长乐驻泊数月之久,一是修整船只、等候季风,二是补给物资。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印花布、雨伞、樟脑、铜铁器物等等,有很大部分是福州及福建各地出产的。福建为郑和下西洋的中外友好交流奉献了充畅的人力物力。

随着郑和下西洋,海外各国纷纷来朝见的使团,也多以福州为进出港口。永乐六年(1408年),加里曼丹岛的浡泥国王那惹加那来朝,住泊福州港。永乐十八年(1420年),菲律宾岛的古麻剌国王干剌义亦敦奔来朝,归途于福州病故,朝廷“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祀”。

明清时期朝廷与琉球往来的唯一规定港口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者持诏谕琉球,开启了中琉的封贡关系。

明初,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琉球的朝贡事宜归之管理。虽然泉州是官方规定的与琉球交往的口岸,但由于从福州出发的航线较为便捷,实际上福州却成了中琉交通的主要港口。在地方官员的吁请下,明成化十年(1474年),将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福州成了朝廷与琉球往来的唯一规定港口。

册封使一般是老国王去世需册封新国王才派遣的。明朝册封使出发前,先到福州建造封舟,招募船员,购置物资,而后从福州出发。明朝长达277年统治期间,向琉球派遣使者20余次,琉球入贡则多达537次。明代中琉之间的频繁交往,绝大多数都是经由福州港进行的。

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后,还在福州城南河口建立进贡厂,用于堆放、储存贡品,另在福州水部门外设置柔远驿,用于接待琉球贡使等人员。

清朝延续明制,仍然将福州作为朝廷与琉球来往的唯一规定港口,通过福州与琉球保持封贡关系,即使在清代初年禁海迁界期间,福州仍通过封贡关系与琉球尚有往来。

顺治三年(1646年),琉球通事谢必振进京,请求清廷授封琉球中山王,礼部认为“敕印未缴,不便遣封”。四年(1647年)六月,清廷令赐给留闽未回国的琉球、安南、日本三国贡使衣帽、缎布,遣还本国,并赐谕其国王:“若能顺天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亦照旧封锡。”

顺治十一年(1654年),谢必振将明朝给琉球的敕谕和王印送到礼部缴销,清廷才遣使往封琉球,但因海道不靖未能去成。直到康熙二年(1663年)才到琉球颁封。从此,清朝与琉球的册封朝贡关系正式建立,沿袭明朝定例为两年一贡。

而琉球往往不遵守规定,以种种借口频频来贡,扩大对华贸易。整个清代,琉球来华朝贡达到437次,清廷派往的册封使团为7次。清廷册封使团及琉球贡使往返均经由福州港。

康熙七年(1668年)为了接待琉球贡使,清廷“命福建督抚重建柔远馆驿,以驻琉球国使”。当时琉球贡船人员到福州后分为三批,一批第二年驾原船回琉球,一批留驻福州,一批携表文晋京觐见皇帝。驻留福州和觐见皇帝的人员,须待下次贡船返程再回琉球,在中国至少要逗留两年半。

琉球以此为由,请求在进贡船之外再派接贡船。这样,琉球几乎是每年都派船来往于福州,福州与琉球间的交通和贸易就更加频繁了。福州商人也利用“封贡”之机,乘机赴琉球经商。琉球使团除了贸易,还随带琉球留学生,赴京入国子监、太学或在福州就学。

经由福州进行的中琉封贡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废琉球国为冲绳县,前后历时500多年的中琉封贡关系才画上句号。

明代,福州还是民间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闽东、闽北和闽南部分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八闽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皆非产自福州市。然大商巨贾其营运所集必以福州为的。”

明万历年间,林燫在其《洪山桥亩记》描述洪塘闹市:“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民间建造海船,出洋经商的人数也甚多。明万历年间,“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雇倩舵工、水手、向导、通事等人员后,“于是招来各贩,满载登舟”,开赴日本贸易。

由于受元末战乱和明朝推行海禁和朝贡贸易的影响,宋元时名扬海外的泉州港江河日下。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更使泉州港雪上加霜。而福建沿海一批港口却因走私贸易而迅速崛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漳州的月港。

清初禁海迁界期间,福建和其他国家的海外交通几乎断绝,福州也仅通过封贡关系与琉球尚有往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清廷即在福州台江中洲岛设立闽海关。雍正六年(1728年),闽海关总口移至厦门,厦门港取代泉州港和漳州月港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仅次于广州的对外贸易大港。

但原闽海关仍保留作为主要分口,负责进出口商船和商品的检查管理及征收关税,监督民间造船等。福州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仍趋于兴盛。“商舶交于四省,徧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海外各国商船也频频来到福州港,中洲岛位处的江南桥周边,商贸更加活跃。

乾隆时,潘思榘在其《江南桥记略》中描述:“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凑,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皇,估艑商舶,鱼蜑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部司马之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大波汪然,绾毂其中,肩磨趾错,利涉并赖”。

清时,福州也还是福建最大的造船中心,所造海船不仅供应本省,也还为外省商人所青睐争相选购。

清代福州对外交通除琉球外,主要是日本。开禁后的十来年里从福州赴日的商船数,居全国各港之首,占全省赴日商船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日本对中国商船赴日贸易定了限额,对福建商船的限额为福州船12艘,厦门船5艘,泉州船4艘,漳州船3艘,福州赴日商船数占了全省赴日商船总数的一半。

近代福建省最大的土特产出口口岸

英国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觊觎着福州港,在福州等福建沿海贩运鸦片,大肆鼓噪侵占福州、厦门等港口。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Amherst)”号到我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于5月抵达福州收集军事、经济情报。

东印度公司认为“就福州地位与商业的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福州与广州对比,也是一个分配英国毛织品更形适中的地点”,并认为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福州口岸又是理想的茶叶出口港。道光十九年(1839年),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再次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不惜武力,迫使清政府让步,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地。

英国政府与英国资产阶级早就不谋而合,把福州、厦门列为他们侵华进攻的重要目标。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福州港成为五口通商中的一个口岸。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6月,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泰国抵达福州设立领事馆。其后,西班牙、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等国相继在福州开设领事馆。藉仗所谓“领事裁判权”庇护,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进行渗透、侵略和掠夺。

△英国领事馆

当时外国输入福州的最主要、最大量的是鸦片。曾任英国驻福州领事卫京生指出:“当时鸦片是外国输入中国最重要的而又是最值钱的货物。”鸦片既严重摧残人民的身心健康,又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居然被美其名为“洋药”。

进口商品其次为棉毛制品、火柴、煤油、水泥、钢材、玻璃、钟表、象牙、犀角、洋皂、洋酒、洋米、洋面等。从福州港输出的最大量的是茶叶,占出口总值一半以上,有的年份甚至占了绝大部分。输往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国、欧洲大陆各国以及南非等地。“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遽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也。”福州输出的商品其次有木材、纸、干鲜果、笋干、樟脑、纸伞、脱胎漆器、烟叶、中药材、香菇、干贝等。

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对外贸易以福州、厦门两港最为重要,其次为三都澳。福州是以输出土特产为主,输入外国商品为辅的重要港口。厦门是以输入外国商品为主,输出土特产为辅的重要港口。三都澳主要为茶叶出口港口。从清至民国期间福建贸易总值来看,福州约占50%以上,厦门约占40%,三都澳则不及10%

综上所述,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福建开港最早、历史最久、长久不衰的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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