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可谓是生得伟大，死得窝囊。奋六世之余烈，秦始皇用10年时间一统华夏。然而秦朝仅仅持续了15年，就天下分崩、二世而亡，嬴氏国破而族灭。那么，秦朝到底因何而亡？是因为陈胜、吴广的起兵？是因为刘邦项羽的两路灭秦？不一而足。
2005年，学者们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中，意外发现了一大批秦简。经过抢救性发掘，一共发现了36000多枚竹简。半湿的真空环境最容易让文物得到保存，因此这些竹简的状况十分良好。
经过辨别，这些秦简均为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以及公文，包括祠先农简、地名里程简、户籍简等。其中，还包括一篇名为《迁陵吏志》的文书，详细记载了某一时段迁陵县吏的定员数、缺员数、吏员使数及“见吏”数目。
徭
而通过这篇文书，学者们意识到秦朝似乎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极度缺乏公务员。根据竹简所言：迁陵县此时段实际定员数101人，而“见在县廷”的人数51人。文书显示数量不足的吏员为令史、啬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种。令史定员28人，无缺置，10人徭使。啬夫定员10人，缺置2人，3人徭使。校长定员6人，缺职4人。官佐定员53人，缺置7人，22人使。长吏定员3人，缺置2人。可以看出，除令史外，其余种类的吏员在县数都不足定员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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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秦法极度严格，吏员的工作不仅繁重而且苛细。大到捕捉盗贼，小到检查耕牛的养育情况，吏员都必须时刻负责。如果完不成官府交给的任务，吏员将面临罚款、撤职乃至于流放、杀头的惩罚。
那么，秦朝“缺吏”到底是不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资治通鉴》中就可以看出。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但凡是朝廷追捕的钦犯，地方官吏从来就没有抓到过。甚至地方官吏还会和这些反政府分子同流合污。
以张良为例，他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结果竟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追捕多年都抓不到。之后，他更是躲在陈地，与各国反秦分子进行串联，甚至堂而皇之为楚国杀人犯项伯脱罪。
再以项梁、项羽为例。项梁杀过人，犯过死罪，结果他像没事人一样逃难到会稽。到了会稽，项梁却在郡守眼皮底下到处宴请宾客，招纳反政府势力。而会稽郡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再如刘邦，他于秦始皇末年押送沛县的罪犯前往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结果到了半路，犯人就逃掉了一大半。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在芒砀山落草为寇，以打家劫舍为生。然而近在咫尺的沛县县令，却未对刘邦进行任何的讨伐和镇压。
同时，我们再看秦始皇的经历。他一生经历了多次刺杀和诅咒，却一次也没抓到真凶。一天晚上，他在四个武士的保护下微服出巡，结果竟在宫中遇到强盗，差点被杀。然而这群凶手却没有抓到；在一次出巡中，秦始皇发现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虽然秦始皇到处追查肇事者，却始终未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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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法确实严苛甚至公正。但就是落不到实处。空有法律却无法有效执行。而在我看来，这很可能与秦朝地方极度缺乏办事员有关。
以点燃秦末烽火的陈胜吴广为例。当时，陈胜、吴广一行有900人，但是负责押送他们的，却仅有2名带着宝剑的军官，人手不够，威慑力也不够，基本等于摆设。如果陈胜、吴广想作乱，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2人，夺走他们的武器。
以刘邦为例。作为秦朝基层公务员的他，却要单独押送百余名犯人前往骊山，根本无法阻止犯人逃亡。而犯人逃亡过多，刘邦自己也要被问罪。因此刘邦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反了。
总之，在笔者看来。缺吏现象，可能在秦朝全国都普遍存在。秦朝时，秦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秦国国土并不大，而且秦法施行了一百多年，已经培训出足够的吏员，完全可以满足以法治国的需要。
而秦国统一天下后，不假思索地在全国铺开法治，就会面临严重的缺吏问题。因为秦朝统一过快，根本来不及招募和训练出足够的吏员。
由于工作做不完，人手又不足，就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就是不作为，完完全全的懒政，甚至对本地反秦分子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就是彻底一刀切，将秦法极端暴虐化，事实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懒政。
而后一种暴政，对秦朝统治危害极大。在秦二世时期，出现了“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的可怕情景。也就是税越收越高，杀人也越来越多。街道上，到处挤满了犯法之人。在骊山工地，竟聚集了72万罪犯。要知道，当时全国人口也不过2000万。
因此在笔者看来，造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一群名不符实的官吏。而不是刘邦、项羽、陈胜、吴广。
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不过是缺吏的衍生品。秦国法治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为暴虐，而是因为公正。但是缺乏官吏，让秦法积极的一面荡然无存，不仅镇压不了反乱分子，也难以善待百姓。最终让旧贵族与百姓产生合流，进而颠覆了大秦帝国。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援引了贾谊的《过秦论》，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秦国统一前，以法治国是完全没问题的，而这种“法家政策”也造就了秦国的强大。而秦国统一后，以法治国就变得水土不服。因为治国太过超前，适应不了当时“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大环境。因此施以仁义之道，以德治国，再辅以法家之霸道，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汉朝采取了郡国并行以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王道杂以霸道，最终找到了适合大一统帝国的统治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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