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祸福主宰还是信仰指引？明清官场神秘的衙神崇拜

是祸福主宰还是信仰指引？明清官场神秘的衙神崇拜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万物有灵。

在这种充满灵性的世界观指引之下，中国的古人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冥冥之中的精灵守护或者掌控，大到宇宙天地，小到一花一草、一鸟一虫，纷繁庞杂的万事万物，被各类大大小小的精灵，按照时间、空间、属性等关系，无巨细、无遗漏地统属；精灵之间又按照某种既定的关系互相联系，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精灵组织体系。

这个精灵体系，反映到民俗文化或者现实生活中，就是各种各样的神祇崇拜。除过那些级别太高、权位过尊的神祇，与凡俗百姓密切接触的，不外乎三类：第一类，与生死祸福相关的，如福禄寿神、阎罗、城隍、判官、药王等；第二类，与居住空间有关的，如土地神、门神、水神、宅神（灶神）等；第三类，与所属行业有关的，如各类行业祖师爷、财神、窑神等。

各级官吏是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基本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相对于皇帝他们都是子民，但相对于百姓，他们又是管理者，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是介乎皇帝和百姓之间的。

同理，各级官吏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衙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交给土地神管吧，土地神管的只是普通的土地和土地上赖以生存的普通百姓，而衙门是特殊地面，具备特殊地位和权力；行业神也似乎管不了，因为官吏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加上自古以来官吏们天然形成的优越感，使得他们觉得他们的职业、办公的空间乃至于他们的祸福吉凶，都不应该交给管理凡俗人、凡俗事的神祇们，而应该有专门的神祇来负责。于是，衙神崇拜就产生了。

衙神崇拜的最早起源迄今已经无法考证，但明清以来文人们的各种野史、笔记、小说等文字中，对于衙神崇拜的描述和记载较多。例如袁枚的《子不语》、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汪辉祖的《学治臆说》、李绿园的《歧路灯》等作品里，就对衙神崇拜作过详细记述。这似乎也可以反证出，明清两朝应该是衙神崇拜最为鼎盛的一个时代。

到了清代，从朝廷六部到地方府衙，多数衙门都供奉衙神。所谓的衙神，就是“衙门之神”的简称。衙神是区别于“宅神”（家神或者灶神）的。清代的官员就任新职务，有一系列的神灵祭拜程序，祭拜衙神是必不可少的。

祭拜衙神的时候，官员要穿上非常正规的朝服，先跪拜仪门（明清时期官衙的第二重大门，上面有显示官府品级、性质的专用图案装饰，能够显示官府“威仪”的大门），其次再跪拜官印，最后一个程序就是给衙神焚香叩头。

衙门的属性不同，所崇拜的衙神也有所分别。例如户部祭拜的，叫“户部土地”，鸿胪寺祭拜就叫“鸿胪寺土地”，等等。这种按照衙门属性而祭拜不同衙神的做法，就有点“属地管理”的意味，官员通过祭拜自己所在衙门的衙神，意在祈求神祇保佑自己所在的那块“地盘”诸事顺遂，自己也能四季平安，步步高升。

如果从求平安、求富贵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神灵崇拜都带有这种性质，也就是把祭拜对象当作祸福主宰来崇拜乃至献媚、贿赂。但衙神的崇拜却不仅仅是对祸福主宰的崇拜，而带有某种信仰指引的价值在内。

能够有资格成为衙神，并受各级官吏崇拜的都是什么神？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崇拜的很少有那种完全的抽象意义的神灵，绝大多数都是生而为人、死而封神的人，是对某种人格、精神价值的纯粹化和固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人眼里的神即是人。

被当作衙神的，常见的有韩愈、沈约、岳飞等，这些人在世的时候，都是一些正臣、能臣、贤臣、廉臣，无论是才干、业绩还是品德，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堪为后世臣子楷模。

在诸多衙神里，韩愈无疑是明清官场中的官吏们最为“热捧”的一位。明清朝廷里的翰林院、吏部、礼部、詹事府、国子监等，但凡与官员官吏和文化、文学、教育事业相关的衙门，均奉韩愈为衙神。

官吏们敬仰韩愈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是才华超群。韩愈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人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着“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等美誉。在科举取士的时代，文章水平就几乎等同与才干和能力，官吏祭拜“文宗”则有点祈求赐予自己文思、文运的期望。

明清时代的文人特别是官吏，也作过很多文学作品来赞颂韩愈。《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赞美韩愈：“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清康熙年间，彭定求曾经在国子监撰写对联：“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钜制千秋本六经”。国子监祭酒法式善为韩愈祠撰联：“起八代衰，自昔文章尊北斗；兴四门学，即今俎豆重东胶”。

其次是韩愈进士及第，生前曾经担任过推官、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职务，为人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曾做过谏迎佛骨等“逆龙鳞”的事。最后一条就是韩愈尽管一生宦海沉浮、生平坎坷，但又能在57岁时善终。

善终在古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五福”之一就是善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暗流涌动、祸福不明的明清官场，善终也是诸多官员的重要人生追求。于是，文章流传千古、品德万古流芳，且能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人生结局的韩愈，自然就成了明清官场中人的偶像，信仰指引的倾向就特别明显。

而在以法理、规划、计算等为主要业务特征的衙门，例如工部、刑部、户部等，官吏们的偶像重点则变成了萧何与曹参，成语“萧规曹随”就讲的是这两个汉初名臣的典故。萧何是帮助汉高祖刘邦开创帝业的“初汉三杰”之一，也是以善谋划、善治民、善理政而闻名的一代名相。曹参在萧何之后继任宰相，气度豁达、循规蹈矩，为汉初国力、民力的恢复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萧何、曹参二人一生从事的岗位，都以理性思维为主，与刑部、工部、户部等行业属性相通，可以算是同行。还有一点，萧何、曹参二人曾经做过胥吏和狱吏，是从职位最低的岗位上一步步官居高位、“封侯拜相”的，这对于诸多出身寒微、起点低贱的官吏们来说，如此亨通的官运是非常励志的。

衙神里还有一个特殊的种类，就是“无名衙神”。清代乾隆年间的学者戴璐，曾经在笔记体著作《藤阴杂记》中提到：“京师鸿胪寺土地，补头蠎玉，似三公服色，未识何人。”与戴璐大体同一时代的袁枚也在《子不语》中说：“徽州府署之东，前半为司马署，后半为通判署，中间有土地衙，乃通判署之衙神也”。袁枚在文字表述中也没有明确这尊衙神是何方神圣，多半也是“未识何人”。

像这种“未识何人”的衙神，估计起初建祠造像的时候，是有明确的身份和名号的，但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焚香叩拜的官吏们早已忘记了被崇拜者的名字、功绩和品德，只知道这是一尊神祇。这样一来，衙神崇拜最为重要的信仰指引的价值就逐渐模糊，乃至荡然无存了，唯独留下了官吏们对自身荣华富贵的祈愿了。

不问苍生问鬼神，在封建官场的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里，不去关爱百姓、造福苍生，不去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而是将大量精力和心思放在鬼神崇拜上，始终是一条得不到任何“正果”的歪路，最终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