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近乎完美，身上却围绕四大难以理解的谜团，至今仍无法解释

汉文帝刘恒，可谓是中国最完美的帝王之一，几乎可以满足我们对仁君的所有想象。正如朱熹所说：“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在儒家学者看来，汉文帝的仁德或许仅次于尧舜，甚至连唐太宗李世民也无法与他相比。

在汉文帝之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陷于可怕的饥荒之中。因此，汉文帝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大力发展经济，最终实行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正如后世史官所说：“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从个人私德上来说，汉文帝同样无可挑剔，他不好享受，不喜奢侈，同时还对人民充满了仁慈。在他继位之初，便废除了残酷的连坐之法。其后，他又颁布养老令，让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老有所养。其后，他又听从幼女缇萦的建议，废除了古老的酷刑——肉刑。

从表面上看，汉文帝是个仁厚的皇帝，然而仔细分析史书，我们却发现他又绝非“仁厚”那么简单。在他身上，至少围绕了四大谜团，至今仍无法解释。

一、吕后杀害多名皇子，为何从不敢动汉文帝？

刘邦死后，吕后称制。作为一个女独裁者，吕后凶狠残暴、睚眦必报。为了排除其他皇子对汉惠帝以及自己娘家——吕氏的威胁，她屡次祭出屠刀，杀害多名刘姓皇子。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仅有汉文帝刘恒和淮南王刘长幸存。

就淮南王刘长来说，此人是吕后的养子，自小与吕后感情深厚。正所谓虎毒不食子，吕后自然不会动刘长。但就刘恒来说，吕后与他非亲非故，没有理由不动他。

根据《史记》的解释，刘恒之所以逃过吕后的猜忌，是因为他的母亲薄姬并不受刘邦宠爱。薄姬早年曾是魏王魏豹的姬妾，魏国灭亡后，便被收入刘邦的后宫。然而刘邦似乎并不十分宠爱薄姬，很少与她会面。虽然薄姬后来生了刘恒，但其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正所谓“子以母贵”，薄姬不受宠，刘恒自然也不被刘邦看中，因此才会被封到苦寒的代国。

然而，《史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离奇记载。一位名叫许负的著名女相师曾给薄姬算命，说她必然会生个天子。而魏豹之所以反汉，也是因为听到了这个传说。若这段记载为真，刘恒没有理由不受吕后的忌惮。只要能够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皇位，吕后是绝不手软的。

因此，刘恒之所以没有被吕后所杀，应该有两种可能。其一，吕后不知道“薄姬当生天子”；其二，“薄姬当生天子”应该是后人编造、附会的。在笔者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皇帝继位后，用神秘主义为自己背书是历朝历代的惯例。因此，“薄姬当生天子”应是汉文帝为维护自己执政合法性而编造的。

二、代王后与四个皇子是如何死的

很多看过《美人心计》电视剧的读者或许都知道，汉文帝的皇后是窦太后。但是在汉文帝担当代王时，他是有王后的。根据《史记》记载：

“代王王后生死难，先代王未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也就是说，刘恒在称帝前后，代王后与其四个嫡子都在短时间内相继病死。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实在太冰冷、太诡异了。因此，一直有人猜测，代王后与四个皇子都非正常死亡。

众所周知，汉文帝是周勃、陈平等功臣铲除吕氏外戚后的产物。一开始，汉文帝不过是功臣卵翼之下的傀儡，自主权相当有限。因此有学者猜测，汉文帝的王后可能来自于吕氏。毕竟刘恒的兄弟刘恢、刘友，侄子刘章等人都曾娶了吕氏的女子。若果真如此，功臣们很可能会杀死吕氏代王后以及四个吕氏之子，用以防止吕氏外戚死灰复燃、反攻倒算。

如果汉文帝真的为了皇位而杀死妻子以及四个儿子，那实在是太残酷的事实。

三、淮南王刘长是否为汉文帝亲自害死

淮南王刘长，本是刘恒唯一幸存的弟弟。一开始，汉文帝待刘长极好，而刘长也恃宠而骄，多行不法，甚至以“为报母仇”为由，杀死了列侯审食其。但对于弟弟的不法行为，汉文帝却多有放纵。最终，刘长野心膨胀，竟想到了造反。

刘长造反被镇压后，汉文帝废去了他的王位，将之流放到了蜀地。但是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在去往蜀地途中，刘长被关在全封闭的囚车上。看到囚车上的封条，沿途的县官却都不敢予以揭开，从而更不敢提供食物。就这样，孔武有力的刘长竟活活饿死在车上。

据《史记》记载，刘长的仆人说，自己主人曾愤然道：“大家都说我是勇士，如今我哪像个勇士？与其活得憋屈，还不如死了算了！”从前文，我们可以得知，刘长被饿死是沿途县官不肯提供食物；而从这里看，刘长明明是主动绝食。而这两段记载便产生了矛盾。刘长到底是“主动饿死”还是“被动饿死”的呢？

在笔者看来，“被动饿死”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在历代学者看来，汉文帝之所以在最初对刘长采取宽纵政策，就是为了诱导他造反。毕竟在春秋时代，就有“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为了排除刘长这个威胁，汉文帝很可能效仿了“春秋小霸”郑庄公。

刘长造反后，汉文帝自然不想背上“杀弟”之名。于是他才会采取一种“软刀子”的手段，利用县官们的疑惧心理，活活地饿死刘长。同时，汉文帝还编造刘长“绝食”的遗言，用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刘长饿死后，汉文帝即卸磨杀驴，处死了沿途十多位县官。

若猜想成立，汉文帝的黑暗面可谓就深不见底了。即使在汉文帝时期，也有人对刘长的真正死因产生怀疑，因此编造出童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四、一向节俭的汉文帝为何对男宠邓通如此

古典小说《金瓶梅》曾用“潘驴邓小闲”来形容优质的男性。而这里的“邓”，指得就是汉文的男宠——邓通。

从史料中看，汉文帝非常节俭，作为一国之尊，竟身穿粗布衣，脚踏草鞋，龙袍破了也不换新的。而后宫女子，也穿朴素的衣物。同时，汉文帝不好享受，连百金的露台也不愿意修。即使去世，也只以瓦器而非金银器皿殉葬。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节俭的君主，却对邓通非常大手大脚。《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记载：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

也就是说，汉文帝曾给邓通相面，相士说邓通将要穷死。对此，汉文帝不以为然道：“跟我混，还会让邓通穷死？”于是，汉文帝赐予邓通一座铜山，让他铸钱以致富。从此以后，邓通果然富甲天下。

一般认为，汉文帝赏赐邓通铜山铸钱，乃是皇帝宠幸弄臣的表现。然而以汉文帝之英明，以他的节俭，真会为宠幸一位佞臣而大肆破费？

在后世学者看来，汉文帝宠幸邓通，或许有另外的深意。汉文帝当政时，吴王刘濞势力最强。因为他的吴国拥有铜山，可以铸钱以富国。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吴王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这股经济力量甚至溢出了本国。景帝三年，七国之乱的前夕，吴王在给其他诸侯王的信中，就不无得意地提到：

“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可见在文帝时期，吴国钱已经占据了货币流通市场的很大份额。这不仅壮大了吴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对汉朝发行的货币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汉文帝才会派遣心腹邓通铸造新钱。相比于吴国的铜币，“邓通钱”真材实料，工艺精良，采用了国家货币的标准。根据史料记载：

“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可以说，邓通钱比吴国钱的质量要更好，足以与抵消吴国的经济优势。然而可惜的是，汉文帝死后，汉景帝似乎没有领悟到这里的深意，最终将邓通饿死。这不仅埋没了邓通的功绩，也使邓通最终被定位为一个“佞幸”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