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班同学眼中的美——《美的游泳III》：美的科学探寻

【编者按】在看完从哲学和艺术视角体悟美的前两篇文章之后，不知道诸位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老师同学们，是有着拨开云雾的感受，还是仿佛潜在水底无法透气？我们公众号的相当一部分受众，正是在高校里从事科学研究的管理学同仁，而“美”与我们所熟识的科学研究是否也有其内在联系？

多年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曾有一次题为“数学之美”的演讲，而我们熟知的管理学者马奇也颇为重视学术研究中的美感。以此观之，在追寻和探索美的过程中，科学家也未曾缺席。特别是，伴随着科研工具和技术的日益精进，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是否又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美的认知？

当你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与柯博士一起历经的美的游泳历程便要暂时划上句号。也许我们会继续奔涌，也许我们会逃离苦海，也许我们会经历海市蜃楼。无论我们作何选择行至何方，美仍旧是无边无涯的。

在美的游泳途中，偶尔跃出水面、抬起头来，我们还会遇见科学家。

事实上，我们早就见过科学家了，想想柏拉图学园门口的标牌“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吧，再想想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亚理斯多德的《物理学》、《气象学》，达芬奇的人体解剖和军事发明，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歌德的植物解剖学和颜色理论……

之前，我们遇见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中不少人同时也是科学家。这里我们即将遇见的科学家，是指自伽利略以来更多利用数学如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来刻画和理解世界的客观规律并帮助人们预测未来的相对现代意义上的学者。

心理学探寻

在现代科学家群体中，我们首先遇见的是心理学家。

早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率先将美的研究搬到心理学实验室里，他试图通过严谨的实验方法揭示审美经验与审美者之间的关系。20世纪初，以韦特海默、考夫卡、苛勒等人为首建立起来的“格式塔”心理学，他们也曾以艺术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发现我们的眼睛对“颜色恒常性”与“明度恒常性”的反应，进而验证我们面对艺术作品产生的肌肉与行为反射、“完全无意识的”反射、整体心理反应以及由于“移情”导致的情绪变化。

进一步地，阿恩海姆将“知觉的首要性”带进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他撰写的著作如《视觉与视知觉》和《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持续畅销。阿恩海姆所创造的“知觉动力理论”在建筑、绘画、戏剧、电影等多个领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

与“格式塔”学派相对应的“心理分析”学派代表弗洛伊德，在美的游泳途中一定绕不过去。这位“精神分析之父”娴熟地将“精神分析”方法应用到了艺术和美学领域。

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便是对被压抑愿望的一种释放和表达。弗洛伊德还专门撰写了论文《达·芬奇的童年回忆》对伟大的达·芬奇进行了极致的心理分析。透过达·芬奇的绘画手稿和部分名作如《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安吉利之战》、《岩间圣母》、《丽达和天鹅》等与达·芬奇童年的回忆内容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私生子的达·芬奇五岁前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有很强的性依恋。这种恋母情结被弗洛伊德描述为在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中得到了传神的表现。弗洛伊德还认为达·芬奇有较强的同性恋倾向、很强的自恋情结。达·芬奇之所以没日没夜的工作，是期望通过艺术对自身未实现愿望的一种升华(sublimation)。

此外，弗洛伊德还饶有兴致地运用“无意识性力学”透析了达·芬奇最伟大的对手米开朗基罗的经典作品《摩西》，如摩西的面部表情内涵、动作形成过程以及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等。

同样地，弗洛伊德还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解析了文学史上三部巨著：《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通过解析，他认为这三本巨著的主角甚至艺术家本人都存在一种特别的心理：弑父情结。

总之，弗洛伊德不仅自己对艺术家及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他的理论还影响了众多艺术家的创作。奥地利艺术家Klim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弗洛伊德指定的“衣钵传人”却又另辟蹊径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贡献了他独特的美学思想。

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的心理分析不同，荣格独创了“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认为，艺术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象征，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可避免会受到“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荣格还将艺术家的人格类型分为“内倾”和“外倾”。他认为，无论是审美还是创作艺术作品过程中的“移情”和“抽象”等心理活动都是“集体无意识”在审美对象上的心理投射。

荣格还以歌德创作《浮士德》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自由，歌德需要超越个人意识的局限却无法摆脱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的束缚，在“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下完成了对《浮士德》的伟大创造。“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成为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在艺术创造领域的最佳应用。

除此之外，荣格还对印度佛教和中国《易经》有颇深的造诣。加之他拥有长期面对精神病患者的经验，荣格所倡导的“美学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艺术治疗领域。

与荣格同时代的另一位积极心理学家马斯洛，虽持有与“精神分析”学说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但马斯洛对审美同样非常重视。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特地强调了审美是人类天生的重要需求，审美需求在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由于艺术、美学和心理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近年来，美国心理学协会专门开辟了一期刊--《关于审美，创造力和艺术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and the Arts）。通过该期刊的阅读，我们可以同时获得知识和美感。

脑神经科学探寻

因为特殊的机缘，在美的游泳途中，偶尔跃出水面、抬起头来，还会遇上一群偏爱美的脑神经科学家。

人类有关大脑皮层的探索，尤其是脑神经的精确分布及脑神经细胞核的相关研究，最早是由西班牙外科医生Cajal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的。后来，“现代神经学之父”Kuffler将脑神经的研究搬进了哈佛大学的校园，这一举动大大推进了脑神经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进程。

进一步地，以Crick, Watson和Wilkins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为契机，有关脑神经的研究从细胞生物学时代跨进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也许伟大的爱因斯坦做梦都没想到，他那聪明而精致的大脑在他停止呼吸的下一瞬间就被脑神经科学家移到实验室以供科学研究。起初，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只停留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层面。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们（Perlovsky et al., 1997）已经开始利用光谱扫描技术及超级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爱因斯坦的大脑皮层神经网络进行科学探索。

就在心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们对美的研究如火如荼时，他们却遭到了海德格尔的严重质疑：在实验室里、显微镜下根本无法找寻到美的存在。海德格尔大概很难想象科学家们在实验室能够寻得梵·高《一双农鞋》所表现的美，更没法和他一样诗意般地呈现自身面对艺术作品的美感体验。

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可能连海德格尔自己也未曾想到：就在他1976年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医用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扫描（fMRI）技术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这种特殊的技术在脑科学实验室的应用满足了有史以来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可以随时随地对人类大脑的奥秘进行科学探索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英国神经科学家Zeki首次提出“神经美学”的概念，他和他的同事们利用fMRI技术对视觉皮层和视觉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Zeki, 2001; Zeki et al., 2014）。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拥有共同的神经基础。

为此，Zeki写了一本名为《脑内艺术馆》的专著，该书详细介绍了各种不同视觉神经在大脑皮层的分布。每种类型的视觉神经分工不同，如主要视觉皮质区（V1）直接管理艺术作品的颜色、明暗、形状等功能。而且，一种类型的视觉神经受伤不会影响其他种类的视觉神经处理影像信息。例如，色盲的人没法分辨颜色但可以分辨动作和其他影像信息。

书中Zeki还拿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如维梅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米开朗基罗的《被束缚的奴隶》，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成》等。通过分析，加深了我们对暧昧和抽象的理解：也许暧昧的模糊是伟大的一种特别显现。Zeki的“看到了就表示理解了”(Seeing is understanding),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视觉认知：视觉神经通过黄斑将影像信息传递给大脑皮层神经中枢进行处理。

作为一门包含了脑科学、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神经美学”近年来取得了蓬勃发展。这也相当程度上密切了脑神经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联系（Perlovsky, 2010；Zeki, 2014）。总之，脑科学家们在探讨美对人类的认知，情绪，动机，行为，价值判断等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如Zaidel et al.,2013），而且相关的研究还将不断地持续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脑科学家Kandel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鉴于其对人类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工作机制研究的特别贡献，Kandel于2000年荣获了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Kandel从小生长在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受20世纪初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维也纳人文环境的熏陶，他对艺术、文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都持有浓厚的兴趣。

在《富有洞见的年代》（The age of Insight）中，Kandel根据现代脑科学认知理论向我们详尽阐述了1900年以来维也纳的艺术作品与弗洛伊德所创造“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之前提到的奥地利艺术家Klimt的大量绘画作品就生动而传神地体现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的精髓。弗洛伊德创造的“自我”、“超我”与“本我”等概念都已被科学证实。只是，他所绘制的有关“自我”“超我”“本我”在大脑皮层的分布图不够准确。

andel在《追寻记忆的痕迹》（In Search of Memory）中表示，“至上而下”（top-down）和“至下而上”（bottom-up）的认知模式都已经被现代脑科学证明是有效的。这也科学地回答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哲学争论：无论是柏拉图的“先验真理”说还是洛克的“后验真理”说都是有道理的，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最近，Kandel（2016）还通过“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研究方法详尽剖析了脑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他从大脑认知和记忆功能等视角探讨了自18世纪英国画家特纳开创抽象艺术以来的主要作品。阅读该书，你会深深体味到“真与美并存”，享受无穷，意犹未尽。

另外，我们将不得不提及意大利科学家Rizzolatti及其研究团队（Rizzolatti,& Sinigaglia,2007）。在本世纪初，他们发现了“镜像神经”(mirror neurons)。 这种神经在大脑皮层承担着一种特殊的功能：感知动作和表情的变化从而引起人类的同情。

这一特殊功能的发现，科学地表明英国哲学家休谟200多年前在其《人性论》中有关“同情心是人类本性的重要部分”这一极富前瞻性论断的正确性。我们相信，“镜像神经”的发现对利普斯的“移情”说和朱光潜关于悲剧心理学论述等也会作出有益的补充。更近一步地，“镜像神经”的发现会让人们更加相信真善美天然融合的可能。

脑神经科学家们不只停留在对视觉艺术的探讨，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利用fMRI技术对听觉艺术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

自古以来，尽管许多智者对音乐已有很多深刻的探讨：亚理士多德强调“音乐可以醒及人类的灵魂”；康德将音乐欣赏所产生的美的情感与知识相融合；黑格尔认为音乐是仅次于最高等级的浪漫型艺术；尼采甚至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高的一种，它最好地代表了“酒神精神”，是人类脱离苦海的最佳途径。但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的年代，与海德格尔的年代一样，都无法做到在人类欣赏音乐的时候直接观察和探索脑神经活动的秘密，更无法发现大脑如何透过音乐的欣赏到达尼采所期望的“醉”的境界。

即使在今天，音乐对我们多数人来说依然充满了不可言说的神秘感，甚至依然可以说“音乐是一种谜”。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欣赏音乐可以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学术成就、工作绩效、认知水平如数学或空间思维能力等（Holochwost et al., 2017; Rauscher, Shaw, & Ky, 1993）。由音乐欣赏所引起的音乐情感(musical emotion)，可以综合大脑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中的认知、情绪及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消减人类的认知失调和心理压力，从而实现内心的和谐、发掘存在的价值和获得生活的意义。

然而，人类的大脑皮层有一千多亿个神经元，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超过一百万亿组。即便是当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法完全模拟人的大脑活动，故而无论是脑科学还是神经美学的研究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不知道海德格尔若能够活到今天，他是否依旧保留半个世纪之前对实验室研究美的质疑。不管海德格尔同意与否，套用一下他自己的语言体系，“神经美学”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存在”。

管理学探寻

在美的游泳途中，偶尔跃出水面、抬起头来，也会遇见熙熙攘攘的管理学者。

之所以熙熙攘攘，可能和康德强调的美的“非功利性”和“无目的性”有关。而管理学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提高员工、组织及社会的效用。二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真如此吗？近几年来，渐渐有管理学者通过研究作出了回应。

首先，有管理学者（Purg & Suthenland,2017）强调了艺术在管理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后，Baer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中工作环境的优美可以提升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员工自身的成就感，员工的离职率也会明显下降；管理研究者们（Keeler & Cortina, 2020）还运用“自我调节”理论，通过实证研究近一步发现：艺术欣赏（例如音乐欣赏）可以同时提升员工和组织的工作绩效。

与此同时，管理学者们（Adler, 2015; Mandell, 2015）研究表明，艺术可以给予领导以美的启发，显著提升领导力，有力促进组织发展，从而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以上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破解了美的“无用说”，支持了老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卓见。

受英国诗人布莱克“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诗句的启示，四年前（2016年4月），有幸在黄旭和Jason D. Shaw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我自己也完成了有关科学家创造力和审美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美可以通过发散性思维、认知弹性等工作机制有效促进科学家的创造力和学术成就。

写到此处，我又开始发呆了……

不经意间，想起了台湾学者蒋勋的《美的沉思》及其近来逃离象牙塔走向大自然的美中去发呆的故事。蒋勋的理由是：在大学讲课或者研究大都是在进行美的分析，恰恰是这种美的分析破坏了美本身。这表明蒋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有关“美是直觉的意象”的说法。

后来，朱光潜将克罗齐的说法修正为“美是直觉的意象的传达”。

但事实上，未必人人都能够像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莎士比亚、温克尔曼、歌德、托尔斯泰那样将“直觉的意象”优美地传达或呈现出来。

如果无法将“直觉的意象”优美地传达或呈现该怎么办？

面对无边无涯的美和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叔本华选择了“逃避”，尼采沉迷于“醉”，而我宁愿“发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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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旭东
文章转自：工商管理学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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