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从丞相制度看汉朝王权变迁

汉朝丞相制度是三公九卿制度的一个缩影，尤其在汉朝初期，丞相几乎是权倾朝野的存在，对于稳固朝局，发挥大臣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丞相制度在当时的确有着诸多好处。丞相制度鼎盛是在西汉初期，而中后期便开始走向衰落。对于身在其位的大臣来说，来自统治者的重用、限权变迁，背后唯一的原因都是加强统治者自身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实现中央集权化。

出于王权需要时，丞相自然是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可当丞相独大时，又是王权最大的威胁，其中总要寻求平衡所在。如此，在我们深入探寻汉朝丞相制度变迁就能从侧面的深入了解。

汉代丞相陈平剧照

一、丞相制度简介

丞相制度并非汉朝独创，始于秦朝。在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中，一个重大措施便是在中央政府内部确立了丞相制度。当时，丞相这一名号来源于“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由此，历朝历代朝堂之上，丞相始终都是辅佐君王最有话语权的朝臣。

秦朝之前的朝代，比如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中也有与丞相职能类似的朝臣存在，说法、称谓也各有不同，而“丞相”作为正式官名乃秦朝独创，出现于“相也者百官之长也”，这种看法得到朝堂公认之后，发展至汉朝，协助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于其他三公、六卿在执政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西汉初期，汉承秦制，丞相制度在秦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化和发展，朝堂专门为丞相设有丞相府，府内还设立丞相属官，协助丞相处理政务。而丞相的主要职责就是：推荐选拔官吏，弹劾、诛罚百官，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总领百官奏事， 封驳、谏诤。总结起来，西汉前期丞相的权势是很大的，的确是“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状态，极具生杀、封夺大权。

所以，丞相的职权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用人，二是出谋定策。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丞相的职权无疑是为政的要害，所有千头万绪的政事都和这两个方面有关，其职事繁重，自不待言。

在汉初权倾朝野的丞相制度，都是由当年汉高祖开创汉朝之时的有功之臣，他们对于汉朝是忠心耿耿的，汉朝初期，国力凋敝，以丞相为首的肱股之臣鼎力将汉朝推向鼎盛，所以，丞相在朝堂之上更是护国功臣的存在。对于当时的文武百官，能成为丞相就如同王室的众位继承人能有朝一日登基一般重要。

汉代的四位帝王

二、丞相制度变迁过程

朝堂之上，“花无百日红”是众所周知的规律，这一点也印证了帝王家背后对于权力深深的忌惮。所以说，想要全面了解汉朝的丞相制度，除了丞相本该具备的职能和权力，最要明晰的就是汉朝丞相制度的变迁。

在汉朝初期，丞相的人选多是功臣、外戚，因为他们在汉朝建立初期功勋卓著，也就具备了极重的话语权。所以，汉初的丞相都是位极荣尊，权倾朝野的。这一点，也要配合着汉初的帝王面对百废待兴的天下，他们更愿意集结有志之士，让天下人感受到汉朝不同于秦王朝的独断专行，将治理权回归朝廷，也将那些忠心耿耿的臣子把治国热情发挥到极致。

由此，汉初之时，朝堂上以丞相为首的百官积极性很高，更是时刻以担负天下百姓安危为己任。但是，无形之中，丞相的权势太过巨大，甚至可以取代帝王一手掌管朝政，这一点对于日后丞相与帝王之间的相处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就这样，在西汉前期，丞相制度开始趋于完善，帝王赋予了丞相登峰造极的权力。来到汉武帝时期，朝堂之上出现了“权移主上”的局面，丞相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帝王在朝堂的统治力度，这一点在专制制度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与政权旁落、帝王傀儡无疑。

而从丞相任职人员本身来看，当年，建立汉朝的功臣、列侯、外戚的实力都已经慢慢消亡殆尽，丞相当时得以依靠的资本和社会基础都几乎不存在。尤其在公孙弘以儒术自布衣入相后，朝廷对于丞相选任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年轻有为之士进入了统治者的眼中，这群人虽然能力超凡，但是，号称“布衣丞相”的要员，他们的政治基础、背景并不会让帝王引起忌惮。相反，这些朝堂的后起之秀更为仰仗帝王，与之前的丞相与帝王的关系却更为疏远，由此，汉朝帝王也在岁月推进中慢慢收复权力到自己的手中。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丞相的权力开始被内朝官和尚书等势力分割，加上失去了之前丞相的高深背景，后起之秀的地位随之降落。

汉代丞相窦婴剧照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代成熟时期，内朝官包括大司马和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六种加官，这些官职的本来职掌均为顾问应对、议论政事、谏诤、拾遗、宿卫皇宫等。因为有着特殊的职能分配，这些内官的地位与帝王之间是极为微妙的存在。一方面，他们不同于朝堂之上的公卿百官，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于侍奉帝王的仆役之官，但是，内官为帝王成立了另外一个“小朝廷”，他们会接受皇帝的顾问、议论朝事、参与决策，这一方面决定了内官与帝王的关系更为紧密，加上他们的学识渊博，也就成为了当时的汉代帝王背后的智囊团。

由此，面对前朝，内官既会给帝王分担忧虑、出谋划策，还不会分割帝王权力，这一点，对于当时帝王已经开始忌惮的丞相而言，就是权利上的分割。毕竟，封建时期，帝王的看法就是真理，其他众人只是刀俎鱼肉的命运。

具体看来，丞相权力分割分为几大方面。自霍光以后，内朝首领均处于辅政地位，侵蚀了丞相的辅政之权。汉武帝以后，军事之权完全归于以将军为首的内朝，侵蚀了丞相的军事之权。对于外朝官员，内朝首领也有相当大的干预权，甚至对外朝首领如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等也可以左右其任免，侵蚀了丞相的人事行政权。内朝牢牢地控制了作为国家政事中枢组织的尚书，排斥了丞相对尚书的领导，外朝丞相成为内朝政令的执行者，侵蚀了丞相参知机务权与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权。

除此之外，不仅内朝官侵蚀了丞相职权，而且尚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丞相的职权。其一，尚书职典国家枢机之事，君主之诏令由尚书下达，群臣之上奏由尚书总领；其二，尚书代表皇帝任命百官，侵蚀了丞相在百官任免方面的权力；其三，尚书侵蚀了丞相对公卿百官的考课与监督弹劾之权。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相权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从汉初的独相制到武帝以后内朝、尚书等势力对丞相职权进行侵蚀的过程。由此，从汉武帝代表的汉朝中期之后，丞相也真正来到了没落、名存实亡的政治地位。

灌夫大骂田蚡

三、丞相制度变迁根本原因

如果单从汉朝时期统治者不断改良的统治梯队构架来看，最需要人才也最为忙碌时期就在百废待兴之时，在当时丞相为首的朝政可以创造奇迹，为何后来的帝王还是大费周章地建立内朝以及启用更多的官员职位，多少有些多此一举的意味。

看待封建王朝历史推演，所有的主线都离不开中央集权，也就是说，一切有利于与帝王把握实权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哪怕丞相可以振兴天下，但是过多地分割帝王权力，就是一种一定要逐步打击的对象。

从以上这两方面来看，汉初的丞相因为自己的权倾朝野，所以有些居功自傲，不自而然地会在朝堂上出现高高在上的状态，而在帝王看来，自己才是掌管天下权力的人，丞相如此分割权力，“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的心理也就会慢慢培养出来。

另外一个十分主要的原因便是：统治者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汉武帝以前，汉王朝基本上采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战略，在具体统治中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汉武帝即位时，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已经不合时宜。窦太后去世后，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拥有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朝政从清静无为开始转变为积极有为，对丞相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然而，当时的丞相制度却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这一点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汉武帝雕像

四、丞相制度映射的帝相斗争

封建王朝中，本质的中央集权，让皇帝感到丞相对其威胁太大而削弱相权，是导致丞相制度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皇帝是国家元首，行使最高统治权；丞相是政府首脑，行使国家最高管理权。没有丞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没有皇帝的信任重用，丞相也难居高位。

然而，皇权和相权始终划分不清，且国家重人治、轻法治，丞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之大、地位之高是其他官僚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皇权也就时刻防范着相权。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汉王朝的发展中始终存在。所以，汉朝
前期丞相位高权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就成为必然结果。

本质上，汉朝丞相制度变迁就是经典的帝相斗争。

汉代丞相萧何

结语

在汉朝戴圣的《礼记·坊记》中写道：“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上天尚且不可有两个太阳，对于汉朝统治者更不希望权利被分割，而曾经的丞相正是分割王权最主要的人设。

由此，以丞相为代表的三公九卿制度背后的历史变迁，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汉王朝王权的逐步变迁。所以，封建王朝所有的制度得以发展或是改良甚至取缔，都取决于这项制度能否更好地服务于统治者的统治，哪怕是曾经建功卓著的丞相制度，在阻挡了王权前进之时，也会遭到无情的分割、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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