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二人因“贞操”问题结缘，可是6年后又开始互“掐”

1924年以后，鲁迅与胡适开始在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博士（胡适）的“高升”，二人关系日见疏远，甚至恶化。其实早在1922 年5月就已经有了些征兆，逊帝溥仪“召见”胡适，鲁迅碍于多年友谊，并没有说什么。但这件事，鲁迅心里已经多少有点不悦，出于他眼不容沙的性格，理应当即揪出矛盾。但他等待了多年，才将老友的问题表露。

看到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后，学者胡适“气冲斗牛”，他一口气写下了一篇与之对立的“贞操”论。我们都知道胡适是典型的“爱”老婆，以至于外界传闻他怕老婆。作为横恒在文明内质的“贞操”问题，除了道德作为表面约束，传统哲学或是理学都没有很好地指导“贞操”走上正途。

1918年7月胡适写下《贞操问题》，唤醒了封建制度下的人对女权的重视。而此时弃医从文的鲁迅，很想就文学和伦理上试刀，看到胡适率先对传统发出挑战，他亦不甘落后。同年的8月鲁迅写下《我之节烈观》。鲁迅看待贞操，从早年的激进变得温顺，他和朱安水火不容到各寻去处。

真君子，鲁迅被学界认为是刚正不阿，不做作，认识彻底，他和原配的悲哀是传统制度下的矛盾产物。不幸砸中鲁迅，但鲁迅没有认输，既然灾难已经来临，那就挺胸而上。冬天的北京寒气袭人，鲁迅为了控制欲望，单穿薄裤。这让胡适、梁实秋特别是徐志摩很敬服。

因“贞操”的探讨，胡适被鲁迅看好，鲁迅的行为也被胡适感叹，二人成为彼此关注的高级论坛“ip”。8月份还没过完，胡适又写下《再论“我的儿子”》，鲁迅亦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一年前的1917年胡适以忧郁不失优雅的文笔写成《人力车夫》，压在心里良久的车夫受伤事件，让1920年7月的鲁迅奋笔疾书完成今天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件小事》。

二人在精神层面更进一步；一个同情少年车夫，一个颂扬成人车夫；1919年冬， 胡适曾经为一个不满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的女学生写了一篇传，借此控诉“宗法与族长专制”；鲁迅后来也写了小说《伤逝》……从此胡适和鲁迅文学交往频繁起来。

在鲁迅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和胡适从1918年关于《贞操问题》开始互致书信与见面交谈。两位学术的大咖，思想界的翘楚，这一结合有如天南地北的两团浓云，在1918年的天空产生撞击，撒下文明的萌萌细雨，令古旧沧桑的文化得到了久旱逢甘霖的滋养，也撞击出了巨大的精神火花，这火花就喻做惊雷吧，它轰鸣于数千年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的上古历史。

这一轰鸣就炸醒了像华老栓、阿Q、祥林嫂这样的蒙昧者。二人皆反对文言文，共同提倡白话文。鲁迅是做斗士的料，刚提倡白话文，他就“迫不及待”地挥毫泼墨。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鲁迅的文学写作并没有遭遇料想中的不顺，很快在文坛上打出了名声。

胡适醉心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作品也为鲁迅日后走上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出版诗文，请鲁迅选录；每出新书就送给鲁迅。胡适对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还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指出：“新青年创办以来，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那么，胡适一直挺鲁迅，鲁迅是不是“飘”了？并没有。1922年胡适发表《估学衡》等文，但是效果并不太好，首先是遭到“甲寅派”和“学衡派”的围攻，鲁迅看完胡适的这些新作，很认可，第一时间对“学衡派”和“甲寅派”给予回击，直到后来的两年，1923年鲁迅还能够为胡适“圆场”。

1918年二人因“贞操”结缘，6年后鲁迅与胡适又开始互“掐”

1931年底蒋“召见”胡适，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拉一下关系，搞一搞友好。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就尽了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当时胡适和鲁迅已经开始互不买账，鲁迅的好友刘半农在《新青年》说；“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从实际问题着手，导演了一出“双簧戏”，虽然激怒了封建的卫道者，但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视之为“轻薄”之物，而“双簧戏”的始作俑者是鲁迅。

不过鲁迅认为胡适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及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次分歧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仍旧是自说自话。到了1925年，胡适站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反对青年学生的运动，而这等同于站到了鲁迅的对立面，二人放下所有，展开正式“互掐”。

可以见得鲁迅对胡适的不容，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接下来，1925年鲁迅的《华盖集》和之后的杂文中，也能看到在讥讽和影射胡适了。大约在1926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因“女师大风潮”发生激烈论战，除了梁实秋躺枪外，字里行间也在“斜刺”胡适。

因为胡适也属“现代评论派”，只是这次被鲁迅抓到“辫子”，从当时的传闻得知，胡适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回击鲁迅。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风波稍息时，大约五月份，胡适分别写信致鲁迅、陈西滢和周作人：“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然而在鲁迅笔下，胡适俨然掉落了高大的爱国形象！1933年3月22日，据当时的“申报”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民族的心。”

这回完全激怒了对民族感情超级炽烈的鲁迅。抓住证据之后，面对鲁迅的问责和讽刺，胡适只好“识大体”地停止反驳。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也正是有了两个强大的文化健将，在彼此的“狂人狂语”碰撞中，激出了崭新的文化“错觉”。时代摧枯拉朽般的前进着，大先生下笔直达麻木不仁的社会痼疾，成为不容置疑的“新文学奠基人”，而胡适之鞭挞腐朽落后的人心也成了实至名归的“人权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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