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

有的人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

在古汉语里，“穷”的本义是“尽头”，所以“图穷匕见”“穷途末路”等这类词汇中，就体现的是“穷”字的原始意义。

后来，“穷”又被引申为描述某种资源匮乏的情形，例如“黔驴技穷”“智穷力竭”，再进一步引申，就有了困顿、屈郁、不自由等含义。

到了现代汉语中，“穷”字用途最为广泛的，就是表示物质特别是金钱方面的匮乏。其实，“穷”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匮乏，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精神上的“穷”，俗称“心穷”。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资源分配永远无法实现绝对的均衡。天赋、机遇、个人努力等随便任何一个因素发挥作用，都可以放大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属性。所以，这个世界上就难免会出现穷人和富人这两种似乎天然对立的群体。

但财富不过是附属品，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本质上都是在人格上绝对平等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膜拜富人，也没有理由歧视穷人。但我们必须相信，在抛开了一切源自天赋、机遇方面的因素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穷是一种自我选择。

我居住的小区，新来了一个保洁员。她年纪也不是很大，大约就是30多岁的样子，看起来身体也健康，不像有疾病或者残疾。物业公司分派她负责包括我们这栋楼在内6个楼梯间的保洁。

以前负责我们这个区域的，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在我们的记忆里，她每天都会很认真地清扫垃圾，隔三差五也会擦掉楼梯扶手上的灰尘。但自从这个年轻的清洁工到任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尽管住户们都很自觉维护公共卫生，没有人在楼梯里扔垃圾，但灰尘总会无法避免地落在楼梯上、扶手上，两三个月时间了，看不见这个保洁员工作的身影。

最初，我们都以为是她工作的时间与我们出入的时间有差异，会因为错过而难以看见。直到最近，邻居们开始议论了，说是这个保洁员每天4点到5点的时候，她会准时出现在楼梯间。然后坐在二楼的楼梯间，玩大约20分钟的手机；再之后，就拿起工具前往另一个楼梯间。

她负责6个楼梯间，就这样轮换着地点玩一轮手机，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差不多3个小时。而在物业方面管理人员的看来，她的确是在工作。但事实是，她在用玩手机替代必须亲力亲为的清洁工作。

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过，也是觉得楼梯上的灰尘都能让人留下脚印了，就善意提醒她：“卫生是不是该打扫一下了？如果您觉得累，哪怕每隔半个月清扫一次也好啊！”

谁料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人收起手机就怒了，“你们都住这么大的房子，我才拿多少钱工资，你们就不能体谅体谅我？”揣起手机、夹起笤帚走的瞬间，还留了一句饱含鄙夷的话：“什么素质！”

邻居显然是被这种非常强势的逻辑震慑住了，除了哑口无言，唯有为她的离去行注目礼。

的确，保洁是苦活、脏活、累活，但凡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或者自己有文化、有技术，能谋到别的职业，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个。但不论是社区分派就业，还是自己应聘的，来干这个的都是自愿的，在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一个人干自己不愿意的工作。

但在这个年轻保洁员的心里，住户掏物业费、物业公司发钱给她，不是请她来工作的，而是供着她玩手机的。拿报酬玩手机才是她应得的，这份尊荣不容置疑和侵犯。或许在她梦想的世界里，要是有人再给她端茶倒水、捶腿捏肩，这样的玩手机才更能体现这些住大房子者，也就是富人们的素质。

她的表现，让我想起了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电视剧《天道》，剧里王志文扮演的丁元英曾经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尽管导致贫穷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治穷困也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我们必须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穷是深受“贫穷文化”的束缚而不能自拔。

是双向自愿的劳动协定，作为保洁员来说，拿这份报酬，然后付出相应的服务或者劳动，既是对报酬的尊重，也是对自我和约定的尊重，这就是契约精神。如果从表象看，我说的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年轻保洁员，似乎是缺乏契约精神。但仔细分析，这个年轻保洁员言行间透露出的，并非是契约精神的违背。

贫穷文化或者是丁元英口中的“弱势文化”，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受害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穷人是可怜的，不但要同情、援助，一切社会规则乃至道德，都必须因为对象的贫穷而降格、让路、圆融甚至扭曲。

穷的确可以让人自我感觉卑微，而在相当一部分穷人看来，穷是我的资本，我穷我光荣，我穷我光荣，世界上的一切，必须在我的穷面前低头，最好能主动供奉，好似整个世界亏欠他。

因信奉贫穷文化而在物质或精神上匮乏的并不鲜见。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危险驾驶、闯红灯的，很少是那些开着名车、豪车的，基本是那些破破烂烂，甚至牌照都没有的三轮、两轮摩托。并不是我偏袒谁，有心人可以去路上观察一下。开好车、豪车的人一旦交通肇事，容易引发关注和网络传播，所以给大众形成了一种“为富不仁”的偏见。但事实是，越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素质越高，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也越强。而在那些信奉贫穷文化的心里，叫嚣最响亮的声音恐怕多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理念会影响言行，言行会积累成习惯，习惯又会塑造出自己的素质和觉悟。那位玩手机拿工资的保洁员，言语之间还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她之所以这样蒙混过关、不尽职守，是因为她拿的报酬少。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收入高了，一定会敬业尽责。

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高收入就意味着更多劳动付出、更高从业压力或者风险。一个不能尽心尽力于眼前工作的人，我们很难奢望在另外一份工作中会看到他的出色表现。报酬的确可以提高积极性，但素质这东西轻易积攒不来。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过一个普通的人生。在欧洲很多地方，有的人可以将一份保洁员、园艺工、维修工、服务员等职业从事一生，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职业卑微、屈辱。在他们看来，做好分内的事，是一种天然的职责，是天经地义的。对得起报酬，对得起这份工作，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

爱惜自己的职业，对得起报酬，如果那位以玩手机为天职的保洁员能够这样想，也这样做，谁也不敢承诺她一定会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甚至大富大贵。但如果她能够如此，至少可以心安理得，求得心灵上的舒适。

我们尊重穷人，是因为他们是与我们一般无二的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诚实、善良、勤奋，而不是因为他们穷；穷也不能成为愚昧、懒惰、蛮横甚至罪恶的理由。我们痛恨有些富人，是因为个别富人的奸诈虚伪、骄奢淫逸、危害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多的物质财富。

因为自尊自爱、诚实劳动、遵守契约而获得的心灵舒适，是贫穷文化无法赐予的，贫穷文化只会给人灌输等待、索要、依赖和夺取的信号，要么就是想方设法贩卖自己的贫困，透支社会的同情。即便这样的思路和做派，可能会改变这些穷人的物质境况，但他始终没有摆脱贫穷文化的束缚，在精神世界他可能会更加窘迫。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改变，才是改变自己境遇的基础。根除贫穷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病根，才是扶贫工作最重要或者最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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