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后，南宋为何放弃有长江天险的南京，而选择定都临安？

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地缘形势，农耕民族燕云十六州的失去，意味着长城尽入敌手，北方游牧民族随时可南下劫掠，且一马平川无险阻之地。北宋末年，金国南下攻灭北宋后，赵构在江南一隅仓皇立国，但是在国都的选择上，朝中大臣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定都临安，一派主张定都建康，但是最终高宗驻跸临安。

后人在审视南宋小朝廷的定都决议后，无不痛惜其偏安一隅，缺乏进取的的短视，但是就当时的地缘态势来看，南宋定都临安却是无奈的选择。金兵不断南下入侵，北方地缘接壤不稳，南宋的国防压力十分巨大，再加上立国之初民心不稳，江淮防御体系形同虚设，定都临安可以看作是权宜之计，但是南宋君臣却在此地安逸沉沦下去。

南宋立国之初定都之争

都城是一个政权的统治核心，决定了政权对于周边区域的控制以及正常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权兴衰的标志。在金军骑兵的穷追猛打下，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仓促立国，最终定都临安，不仅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更是南宋边疆防御战略的产物，无进取之心、消极防御乃至偏安一隅已经刻在了南宋政权的骨子里。

在南宋建立到绍兴八年之间，南宋君臣在建都问题上便争论不休，并且有着不同的建议和主张。政权建立之初，由于金军的威胁甚大，宋军在金军的铁骑下节节败退，应天府终究不是驻跸的长久之地，为了稳定人心并抵挡金军南侵，南宋必须迁都他处。建炎年间，在南宋统治阶级内部，关于迁都的争议便有三次，第一次争论的焦点在于坚守中原还是巡幸东南。

宰相李纲面对宋辽双方的军事态势，主张并建三都，长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这是在积极进攻的角度上考虑，但是宋军在战事上的迅速溃败，金军近在咫尺的威胁使得宋高宗急切下诏巡幸东南。在金军骑兵冲击之下，南宋君臣无法从容渡江，宋高宗选择驻跸扬州。建炎三年正月，金军南下两淮地区，击溃了宋军薄弱的淮河防御体系，并且企图长途奔袭生擒宋高宗，维扬之变后，宋高宗在群臣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瓜州渡江南下。

宋高宗临江驻跸后，长江天险便成为了南宋政权的天然屏障，这时，都城位置只能在长江流域选择。一开始有大臣提出定都襄阳，“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近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定都襄阳自然是为了以图复兴之计，但是当时的襄阳已经被勤王军兵劫掠一空，再加上远离江南，为南宋摒弃。

建康与临安建都比较

早在建炎元年，南宋行在移至扬州时，朝臣请求高宗驻跸建康的声音便日益高涨。扬州位于长江北岸，虽然为淮南东路首府，但是离淮河南岸较远，再加上背江防守便失去了长江天险的防御，控制江淮地区便有一定的难度，“扬州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一部分官员认为，既然要渡江自保，便应该阻江防御，建康无疑是最佳选择。

随着时局的发展，渡江后定都何处便成为南宋的核心问题。南宋虽然占据半壁江山，但是可供定都的地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建康，另一个便是临安。建炎元年七月，卫尉少卿卫肤敏便请求宋高宗驻跸建康，指出汴京遭受金人蹂躏，还都已经不再可能。建康乃是历朝古都，东南形胜之地，外连江、淮，内控湖海，并且将定都建康放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之上，“非保东南，无以为陛下之资，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南之势”。

但是高宗预感镇江以及建康等地濒临长江，距离前线太近，不够安全，便再度商议下一步地巡幸地方，这时，临安出现在了南宋君臣的视野中。当时大臣王渊提出意见，指出建康虽有长江天堑，但是江面辽阔，难以防守，如果金兵成功渡江，依然不够安全。但是临安却具备自身的地理优势，临安附近水网密布，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有利于抵御金军骑兵的进攻。定都临安，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建康与临安作为建都的不同选择，二者的区别在战略上是守江和守淮的不同。建都建康，长江便是前线阵地，而自古以来守江必守淮，淮南之地便是第一道防线；如果建都临安，那么淮南鞭长莫及，长江便成为第一道防线。就军事战略来看，守江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守淮可留中原之地，因此南宋建都临安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守的战略，表明了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缺乏开疆拓土，恢复中原的勇气和决心。

南宋定都临安的政治、经济背景

即便是众人皆认为应定都建康，并且建康作为江南东路首府，“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宋高宗依然决心迁都临安，除了军事地理上的考虑以外，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皇帝周全。

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官僚虽然各地都有，但是其家属都安置在临安附近，究其原因，无外乎临安远离前线，且金兵不易攻入。当皇帝将临安作为避险之地，各方士人乃至中原大族无不涌入，躲避战火，导致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

更为重要的是，临安是富庶两浙的中心，并且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漕运很发达。唐朝时期两浙之地一分为二，隶属于浙东、浙西两道，到了唐末吴越选择杭州为重心，控制两浙，随后杭州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广阔的经济腹地以及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建都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仅如此，在社会风气上，临安和汴梁有众多相似之处，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不仅富庶，还有美好的自然风光，由于宋代经济的发达，宋人自然崇尚奢靡，审美倾向也精致秀雅。当时的建康“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之，莫不为之而踌躇而凄怆”，宋人对建康的印象更是停留在满目疮痍之上。

除了以上的因素，建都临安，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临安靠近东海，即便金军突破了南宋军民的重重防线，宋高宗也可以出海逃跑。早在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桧就提出在入海口做好海道逃遁的准备，绍兴三年，宋高宗便将禁卫亲军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今国势危如累卵，而方且费国用造御舟乃于海上欲为避寇之计”。

自建安元年到绍兴十一年，驻跸临安终成定局。在朝臣的争议中，南宋的国防战略由坚守中原再到展望中原再到偏安江南一隅，足以说明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消极防御的地缘战略思想。定都临安之后，意味着中原故土就此恢复无望，此后再有北图之举，也注定是积重难返，事倍而功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