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后主刘禅，“仁宗”庙号的江湖传说是否符合他的所作所为？

一部《清平乐》引发了人们对宋仁宗赵祯的治国能力和御臣能力的大讨论，这位被誉为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似乎已经成为宋朝文治巅峰下的帝王表率，也成为历代帝王治国的楷模。

的确，如果没有赵祯性格上的宽厚，是无法铸造宋朝史上文治最辉煌和自由的时代。

然而，汪郎在和朋友眉飞色舞地讨论宋仁宗赵祯“完美”人格魅力的时候，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觉得汉仁宗和宋仁宗比起来，谁更值得推崇？

他这一问，让坐在空调房里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汪郎立刻哑口无言，汗如雨下，为何？因为自诩“历史小王子”的汪郎答不上来。

说来也惭愧，在汪郎的印象中，有官方备案“仁宗”庙号的正统皇帝，只有宋仁宗赵祯、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永琰四位兄弟，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仁宗”，那还有一位西夏仁宗皇帝李仁孝。

至于这位“汉仁宗”，汪郎听都没有听说过。

看着好友一脸早就知道你汪郎不知道“汉仁宗”的欠揍表情，汪郎认栽了，本着不能毁了“历史小王子”名头的态度，只得虚心请教。

好友一脸得意，轻轻吐出了几个字，汉仁宗刘禅。

这话一出，汪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不由追问了一句，是三国时期的蜀汉后主刘禅？刘备的儿子？

看着好友点头如捣蒜的洋洋神态，汪郎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汗颜，经过详细确认，朋友说不出具体的史书记载，他只给汪郎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刘禅的“仁宗”庙号是十六国时期的汉赵开国皇帝刘渊追尊的。

为了弄清刘禅“仁宗”庙号的真假，汪郎通过《晋书》寻找答案，然而，在《晋书.刘元海传》中并没有说刘渊追尊刘禅为“仁宗”，而是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字元海，因为和唐高祖李渊同名，所以房玄龄等在编写《晋书》时，取其字元海）。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僣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卷一百一》

《晋书》没有刘禅庙号的记载，那么其他史书呢？

抱着一颗钻牛角尖的学习态度，汪郎又查阅了《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等史书，都没有找到刘渊追尊刘禅庙号“仁宗”的记载，故而，汪郎以为，刘禅的“仁宗”庙号也许是现代的人们开的一个历史玩笑，只是假托刘渊之名而已。

为此，汪郎不由深思。

从当阳长坂坡被赵云一路护送免入曹操之手的襁褓婴儿开始，一直到降魏后的乐不思蜀为止，刘禅这一生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竟然让现代的文史爱好者认为他应该获得一个“仁宗”的庙号，难道是因为他主动降魏，使蜀中百姓免受战火之苦的原因吗？

如果是因为刘禅的不战而降，对于今天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的我们来说，他确实配得上一个“仁”字，但更多时候，我们还需要代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刘禅被戏称为“仁宗”是否站得住脚，或者说他在做皇帝的时候，其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仁宗”庙号的行为标准。

所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仁宗的仁”的真正含义！

仁，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按照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这里的“仁”必须符合儒家的行为准则，即：能行五者于天下。①

什么是“五者”？儒家口中的“五者”就是指“恭、宽、信、敏、惠”五种道德价值观。

恭敬，自重自爱，成为天下人的表率；宽厚，有容人之量，听得进不舒服的声音；诚信，不能朝令夕改，喜怒无常；敏锐，能够识别臣子忠奸，处理政务时不优柔寡断；惠民，注意民间疾苦，不和百姓争夺利益。

这五种价值观，在儒家眼中，既是帝王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谨记的自我行为约束，也是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治国理念的思想及行为基础。

能做到这五点的帝王，才是真正的仁君。

既然“仁”有了基本的标准，那么“仁宗”在一个王朝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汪郎以为，“仁宗”在自己的王朝中应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承上，既要继承先帝的治国理念，还要适度调整相对激进的治国方针，以巩固王朝取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成果；启下，留给继任之君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央权力中枢，以及相对平稳、高效的国家政治架构体系。

汪郎以为，“仁宗”应该属于那种开拓不足，守成有余的帝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刘禅，撇开蜀汉亡在他手中的事实，在他实际治国的过程中，有没有达到“仁”的标准呢？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曾经给刘禅上了一道奏折，史称《出师表》，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这是诸葛亮的肺腑之言，但刘禅是如何做的呢？无论是诸葛亮在世，还是去世，刘禅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中，只是当做耳边风。

尤其是后诸葛亮时代，因为贤臣们在汉中等地屯田练兵、防御魏国，名义上蜀汉的国政在蒋琬等人手中，但实际上，一些临机处断还是刘禅说了算，但他并没有听从诸葛亮的教诲，给了小人可乘之机。

这种情况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死后更为突出，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刘禅正式管理朝政，他对宦官的宠信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国家政务的地步，一直到蜀国亡国也是如此。

六年，维表后主：“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 皓徵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三国志.姜维传》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姜维在得知魏国大将钟会屯兵关中，于是上了一道折子，向刘禅提出蜀国应该早点做好准备的建议。然而，权宦黄皓却告诉刘禅，魏军不会攻打蜀国，这样的结果就是身为皇帝的刘禅没有当回事，而且蜀汉的大臣们竟然都不知道这件事。

而在此之前，即景耀五年，宦官黄皓竟然还想谋害姜维，吓得这位平襄侯，卫将军姜维躲到沓中的乡下种小麦去了。

这是刘禅在朝堂上的所为，那他对民间百姓呢？

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汉晋春秋》

这一年是景耀四年（公元261年），离蜀汉亡国还有两年的时间。

也就说，从延熙九年刘禅亲政开始，到景耀四年的十五年间，蜀汉是一直走下坡路的，民间百姓疾苦，如果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诸葛亮，但此时离诸葛亮病逝（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有二十七年了。

故而，汪郎以为，江湖对刘禅“仁宗”庙号的江湖戏言是当不得真的，何况，刘禅举国投降真的是因为百姓吗？并不见得！

因为他对邓艾的降表极具卑躬屈膝，丝毫没有一国之君该有的气度，其中最后一句充分暴露了他的心声：

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三国志.后主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生是死，都由您邓艾裁决。如果您真的要杀我，都不需要您给我准备棺材，因为我自己就已经准备好了，其他的我也不说了，您邓艾自己看着办吧！

这能说刘禅是为了百姓？纯粹是为了自己能够活命，死皮赖脸而已。

汪郎说：

当然，肯定有人要问了，刘禅的投降在事实上已经保全了蜀汉的百姓，何况他在降表中也流露出了对百姓安危的担心，你怎么不说？

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三国志.后主传》

对于这一点，汪郎并不否认，但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刘禅在降表中提到百姓，目的也只是增加一个自己活命的筹码，并不代表他是真的心系百姓。

你看，蜀地的百姓还在田野耕作，余粮都堆在田地之中，我并没有百姓抵抗天子大军的到来，目的就是要等天子对蜀地百姓施加恩惠，让百姓都念及天子的好。

不过话说回来，刘禅的投降确实也间接为蜀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没有让魏军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这也算是他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不能全盘否定。

故而，汪郎以为，如果非要给刘禅上庙号，“仁宗”肯定是不符合的，毕竟他是亡国之君，后又乐不思蜀，所以要找一个契合他所作所为的庙号，“献宗”是最合适不过了。

汉献宗刘禅，符合他的身份和气质，这仅是汪郎一家戏言，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