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许有一个疑问,昏君暴君不说,同是有为之君的皇帝,为什么汉武帝、唐玄宗等要防范太子甚至杀太子,而朱元璋就可以与朱标做到父慈子孝。
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质上是和皇权的稳定程度和社会观念的改变息息相关的。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皇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员权力的博弈过程,总体来说,皇权是越来越强大,相权是慢慢被削弱最终连宰相这个制度都被取消。
形象一点说,前期的朝廷体制犹如股份有限公司,皇家是最大的股东,但皇家得随时防着其他股东取而代之。而宋朝以后犹如独资公司,群臣已经成为职业经理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太子权力缩小反而地位更稳固了。
唐朝之前,皇帝要给储君配备更强大的资源
汉朝之前的宰相权力有多大我们只需要看看赵高架空秦二世、曹参当面顶撞汉惠帝,汉文帝时宰相敢把皇帝的亲信叫去丞相府痛骂就知道了。而且汉朝前期的丞相多是陈平、周勃这样的大功臣。类似于共同创业的合作伙伴。所以,吕后一死,这帮功臣就敢马上诛灭诸吕,敢宣布刘盈的所有六个儿子都是野种,把他们全部杀死。要不是汉朝地方刘姓诸侯王太过强大,说不定汉朝那时候就改姓了。
最明显的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统治阶级内部觉得大股东不好,换一个法人像走马灯一样。同为关陇贵族的北周、隋唐。本质上就是这群股东换个代理人罢了。
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皇帝培养的继承人必须要有强大的军政资源,才能在老皇帝一朝逝去之后,接得下这个班来。而要培养接班人的能力和聚拢军政资源,必然在皇帝之外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
老皇帝的年龄越大,培养太子的时间就越长,太子的势力也就越大。皇权的排他性就决定了这时候的太子和皇帝反而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所以,唐朝之前,但凡活得长一点的皇帝,大概率逃不过父子反目。汉武帝如是、孙权如是、隋文帝如是、李渊、李世民一直到李隆基无不如此。
宋朝之后,权臣篡位的土壤就没有了
当然,这句话不是太严谨。比如短命的元朝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权臣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情况。但蒙古人毕竟没有用心学习汉人老祖宗千年以来的统治构架,可以理解。
其实唐朝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不断削弱关陇贵族为代表的其他股东的影响力。高宗和武则天夫妻把原来的贵族杀的差不多。加上科举制度的实施范围越来越大。几千年来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渐渐一统天下。从制度上,从思想上都树立了君权的神圣地位。唐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断绝了入朝为相的道路。一直到宋朝不断打击武将的地位。从此文武殊途。文官主要走科举线路。武将虽然世袭,但是地位低下,也对皇权构不成威胁。
这时候的文武大臣已经从小股东彻底变身职业官僚,官位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构不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而外面没有强大的势力威胁,储君就没有必要在即位前培养他强大的班底和实力。反正现在太子接班名正言顺,而且也不会有其他人有觊觎之心。宋朝真宗之后,大家就是发现再弱的太子即位都能接稳江山了。
结论
理清了这个逻辑,对于汉武帝、唐玄宗为什么要杀太子,而朱元璋为什么和朱标父慈子孝这个问题,相信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皇帝与太子,除了父子天性之外,更多的是权力的博弈。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让江充不断的制衡太子,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因为太子后面站着的卫青、霍去病等后族势力让武帝感受到了威胁。孙权、曹操、杨坚、李渊、李世民等一代雄主在培养太子势力过程中,为什么要培植另一个儿子与之制衡,因为太子如果少了牵制,皇帝就坐立不安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皇家只是统治集团的大股东的前提下的。
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皇权已经高度强化,朱元璋没有必要怕朱标接不上班而另外培植太子的势力。
事实上朱标的东宫官员和朝廷官员原本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加上朱元璋和朱标相对更注重父子亲情(这是极为次要的原因,毕竟李渊也是慈父,但不影响在大环境下要培养李建成和李世民相互制衡,还玩脱了)。
所以,一切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不但要看个人的努力,更要看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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