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歙州（徽州）刺史陶雅，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控制歙州二十年的？

大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八月，眼见部将田頵久攻不下歙州，大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经过认真考虑，接受了歙州刺史裴枢提出的只要不杀害百姓，自己就退出歙州回长安的议和条件，同时派遣自己的部下，时任池州团练使的陶雅出任歙州刺史，以巩固这块新得到的地盘。

（杨行密）遣田頵攻歙州。于是，刺史裴枢有美政，民爱之，为拒战，頵兵数却。枢，朝廷所命者，食尽欲降，遗行密书，请还京师。行密以鲁郃代枢，州人不肯下，请陶雅代。雅于诸将最宽厚，以礼归枢于朝。---《新唐书.杨行密传》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陶雅到了歙州后就再也没有挪动过窝，直到天佑十年（公元913年）八月死于歙州刺史的任上，整整二十年。

（天佑）十年八月，卒于任，年五十七。---《九国志.陶雅传》

这二十年间，大江南北，军阀混战不休，地方州县频繁易主，然而，在这乱世之中，歙州却一直归属杨行密的南吴政权，而且在有西部饶州钟传、东南钱塘钱镠、独据婺源的汪武，三面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歙州不仅能够自保，还能主动出击为杨行密争夺地盘，最后还是杨行密重要的后勤保障枢纽，这一切都是陶雅的功劳。

雅以景福二年来守，时钱镠以杭、睦扼其南，钟传以饶州当其西，汪武割婺源为顺义军鲠其侧。雅，杨氏宿将，独以一州之力为之外蔽，四封有警辄提其兵以出。盖尝西伐钟传，执汪武；南救睦州；虏钱镒；攻婺州，执刺史沈夏。又因陈询不能守睦州，取之，已而诸州皆复为镠所有。既又袭饶、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请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走。在郡二十余年，兵革数动，旧赋之入不足以充军，此其势必至于增赋，不特为羡余而已。---《新安志》

那么，陶雅究竟是如何做到既能以一州之力抵御四方之敌，又有实力参与江东地盘的争夺，最后还能给南吴政权输送粮草军饷的呢？汪郎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1、明法纪、强治军，整顿歙州官吏，稳定歙州社会秩序。

陶雅从裴枢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歙州城，但歙州辖六县，在经历了黄巢兵乱之后，歙州士族武装已经成为祸乱地方的源头，加上贪官污吏的敛财横行，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

尽管如此，歙州在江东一带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她依旧是唐朝人眼中的“富州”，其境内所产的竹、木、茶、漆等依然是本州重要的经济支柱。

故而，按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之税一的税赋改革，在陶雅主政歙州前夕，歙州税赋之重依然位于江南数州前列。

陶雅要做的，就是延续唐王朝的赋税制度，甚至还要在唐朝赋税的基础上提高增税比例，新增税收类目，从而为有雄心争霸天下的唐宣歙观察使杨行密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军饷保障。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稳定歙州本土局势，保障歙州境内政通人和，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百姓能够安心从事生产，为此，陶雅针对官府胥吏、军队士卒等下达了一系列的政令，对于敢践踏田园青苗者，斩；敢偷奸耍滑者，诛；敢欺男霸女者，灭；敢欺行霸市者，死。

不仅如此，陶雅还严厉打击歙州境内的地主武装，或剿、或抚，对所有不稳定因素坚决扼杀，以巩固南吴政权在歙州的统治。

正是这些手段的施行，陶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歙州境内的社会秩序稳定，百姓能够在相对祥和的环境下从事农业、商业等生产经营，这相对于那些饱受战火荼毒，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的州县，歙州的重要性更是进一步得以凸显，成为杨行密治下重要的赋税来源。

2、招纳歙州中小地主阶层的精英分子为己用，不为所用者，诛！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一点，陶雅非常清楚。故而，他对歙州地主武装的态度是，为己所用者封官受爵，和自己作对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割据婺源的顺义军汪武。

汪武是婺源人，本是歙州游奕使。乾符四年，黄巢部将入侵婺源，当时的婺源镇将罗芟在抵御黄巢的 起义军时战死，汪武继任婺源镇将，以抗击黄巢。

在抗击黄巢军时，汪武在婺源武口创镇，由汪、黄、梁、董、倪五姓联防，号称“五福镇”（即今天的婺源五福镇），又后在弦高镇建城池，设军营，抗击黄巢。

黄巢军败退后，汪武控制了婺源的话语权，将新建的弦高镇城池作为婺源的新县城所在地，婺源县衙搬入弦高城办公，不仅如此，他还拒绝陶雅的高赋税政策在婺源施行，而且婺源收上来的税赋也拒绝上缴歙州刺史，只留给自己使用。

换句话说，歙州六县之一的婺源，在实际上已经脱离歙州自立了。

武以私财买民地，置县城邑，以其税入己户，左右战守凡数岁，迁县入焉，因以制置二十余年，使其人不为外寇侵扰。陶雅为歙州刺史，暴增民赋，武不为屈，以故迄武之世，县人赖之。---《新安志》

这样一支不受自己掌控的军事势力，陶雅绝对不允许它存在的，拉拢不行，只能剿灭。

当然，汪武的情况只是个例。

事实上，陶雅入主歙州后，除了那些公然响应黄巢而起兵反抗唐王朝的地主武装依然固守山川险要，和南吴政权进行对抗外，大多地主武装都接受了招降。

比如，祁门地主武装王璧和女婿郑传，不仅接受了陶雅从唐王朝中央讨来的官职，后又接受杨行密的册封，而王璧更是出任南吴治下的祁门县令，为南吴政权在祁门地区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团结歙州本土的中小地主阶层精英（因为歙州是移民地区，本身也没有汉魏晋时期的世家门阀），使他们能够成为南吴政权的建设者和利益共享者，从而巩固歙州的稳定，这一点，可看出陶雅治理地方的手段和智慧。

3、为唐越国公汪华修建庙宇，相仿汪华施行教化之功，彰显自己的爱民之心。

汪华是隋末唐初的歙州人。

隋大业年间，天下大乱，汪华起兵保卫乡邻，后占据歙州、宣州、杭州、饶州、睦洲、婺州等六州称王，然而，他并不参与天下霸权的争斗，相反，只一心保卫六州安宁，使百姓免于战火之苦。

武德四年，汪华审时度势，毅然携六州户籍、田册等重要物资归顺唐朝，被唐高祖李渊册封为越国公，上柱国，故此，六州百姓，尤其是歙州百姓，对汪华极其爱戴，并为他立生祠，建长生牌位，以彰显汪华的功绩。

贞观二十三年，汪华薨于长安，消息传到歙州，六县百姓在悲痛之余，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汪公庙，以祭奠这位保境安民的本土英雄，由此，歙州也形成了汪华信仰的特有文化习俗。

此后，历任歙州刺史在上任之后，都会为汪华举行一场盛大的祭奠活动，以期得到歙州地主阶层的支持，陶雅上任后自不例外。

因为他惊讶的发现，歙州百姓对汪华的信仰不受外界的影响，完全是发自于内心。

正因为有汪华这样的民间信仰存在，当年黄巢入歙州后，感叹自己的身世和汪华类似，但二人的境遇却如此不同，故而动了隐侧之心，下令自己的部下不允许冒犯歙州汪氏百姓，以至于其他姓氏的百姓为了活命，居然也偷偷改了汪姓，借以逃脱黄巢军的肆掠之苦。

汪姓鼻祖名华，隋末据歙、宣、杭、睦、婺、饶之地以归唐，今庙封显灵英济王。又俗传广巢以汪王同臭味，下令毋犯汪氏，歙人争冒汪姓，俚云：“四门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糍鬼，官人豆腐王。”---《范石湖文.书新安事》

这样的流言不知真假，但在歙州流传的有鼻有眼。

陶雅认为，即使这样的流言是假的，但歙州百姓对汪华的信仰绝对是真的，只要自己对歙州百姓的守护神，汪氏第四十四世祖，唐越国公汪华表达出最大的敬意，那么这对自己在歙州的施政方针是非常有效的。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陶雅下令修缮汪华庙，并在庙宇的基础上兴建汪华灵宫，同时效仿汪华在歙州施行科举教化，并承诺尽自己绵薄之力，以保歙州一方平安。

陶雅此举，自然受到了歙州中小地主阶层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汪氏族人更是如此，这一点，从陶雅的幕僚汪台符的《歙州重建汪王庙记》中就能看得出来。

我司空浔阳公独庖仁义礼乐，饵舒、池、常、润，于歙最多，为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筑久长之本，岂矜壮丽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开物成务，遗爱金石者也……咨我邦人，同归典宝，庶可以言文论政矣。---《汪氏统宗正脉谱.歙州重建汪王庙记》

政通才能人和，能够放下身段倾听百姓之声，并能欣然接受歙州的约定习俗，尊重还善于利用其势，这是陶雅治理歙州二十年而不被强敌击败，反而能凭一州之力为杨行密的称霸大业添砖加瓦的最根本的地方。

汪郎说：

陶雅主政歙州（徽州）二十年，是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之际，歙州最为稳定的时期。

歙州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因为赋税繁重，虽然不能说百姓一定幸福，但相对其他州县因为战乱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破坏，还是具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陶雅在歙州施行重税制度对歙州的伤害其实也很大。

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有承自前朝制度的传统，南唐取代南吴后，歙州的赋税之高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反而加重了增收比例和新增了其他税收类目。

到了宋朝统治时期，赋税虽然是以唐朝而定，但因为南吴、南唐在歙州采取的税收制度，歙州得以延续，故此，陶雅治理歙州的二十年间的增税政策，给歙州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这种负担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如南宋徽州府（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教授舒璘所说那样，即使歙州百姓时逢丰收之年，因为税赋的繁重也有很多活不下去的人。

自五代僭伪，时陶雅倍增重赋。厥今农田所入，奉税租者强半，民生艰甚，在乐岁亦有不能自活者。---《与陈英仲提举札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乾道六年，南宋朝廷接受了时任徽州知府的郏升卿提出减免徽州税赋增收的建议，并于乾道九年实施，徽州百姓才从高额比例、类目繁多的税赋之中得以脱身。

所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而坐镇歙州二十年的陶雅，其是非功过，古人早已在史书中盖棺定论，剩下的就是现代的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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