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秦法严苛，那么面对贪墨的官吏，秦人怎么处理？

考课，又称考绩、考功、考效等，即结合官吏的职务任期，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对官员任职期间的政绩进行考核，并据此“行赏罚”。通过考课，统治者可以鉴别官吏的品行及能力，以便选拔贤才。传说时期已有考课，随着国家的建立，机构的完善，考课得以不断发展。

先秦时期对官吏的考察

传说时期，文献中就有对尧、舜、禹考核诸侯政绩的记载。据《尚书舜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舜帝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行考核”，考核三次后“行赏罚”。禹帝时期，朝会四方群臣（诸侯），通过对各诸侯和方国缴纳贡赋的情况进行审查与考核，来判定他们的功绩。可见，尧、舜、禹时期对群臣的考核就已相当重视。

夏商时期，随着国家的产生，统治者开始建构和完善国家机器，设置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制、官吏，与之相适应的各项管理制度也在逐步产生和完善。作为管理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课，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后世将其称之为“三宅法”。“事”指的是政事、军事，“牧”指的则是民事，而“准”则指的是执法的公正。夏统治者对官吏的考课从这三方面进行。商在夏的基础上，对政府各机构进行了不断完善，职官制度初具规模。在官员考课方面，商在继承夏朝“三宅法”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三俊法”，“三俊”即为《洪范》所言的刚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由此可知，商朝在夏朝对官员执政能力考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官员德行的考察。

西周时期，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并举的政治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周王朝庞大的行政体系逐渐形成，官吏考课也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尤以考课方式和考课主司最为突出”周天子定期到各诸侯国进行实地视察，并据此考核各诸侯的政绩；所谓“述职”，指诸侯及其使者按时到国都向周天子汇报工作，周天子以各诸侯汇报为参考，进行政绩判定。

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对官吏的监督

春秋战国时期考课制度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专职官僚制度开始被确立。在该制度下，由君主任免各级官吏，对他们进行职能分工，并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和管理。

这一时期在官吏考课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上计”制度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在一些新占或新开拓的地方设置“县”进行管辖，由国君亲自任命县长、县令进行管理，规定其职责、任期，定期进行监督和考核，并据此对县官进行赏罚黜陟。该时期，对官吏的考课采取了上计的方式。

统治者以“上计”对官吏进行考课，在战国时期最为突出。战国时期，臣下对朝廷的上计，既是国家掌握施政情形的统计管理手段，又是衡量百官功过的一个主要依据。在上计内容方面，据《商君书去强》篇记载，想要国家强盛，统治者必须知晓十三个数字：

“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

这十三个数字，涉及的内容实质上是治理国家需进行重点把握的内容。只有掌握这些情况，国君才可以制定合理的政策，运筹帷幄地治理国家，并据此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择出治绩优良的官吏委以重任。

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下，各派思想家们对政事进行了密切关注，官吏考课制度也在其视野范围内。真正的人事考核制度是与封建官僚制度相伴而生的，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初步形成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

管仲在《立政》篇中提出了考课官吏的标准为德、功、能。管仲提倡德才并举的考课，对官员综合素质进行考课。荀子则从官吏考课的具体运行方面进行讨论，认为统治者要设立“相”一职主管考绩。“相”的职责是考核百官，规定职分，计功行赏，到年终向君主述职。此外，荀子认为对官吏的考课并非一之成，主张“月积久，校之以功。”注重对官吏在常工作中的实绩考察，以实绩和功劳作为考课的标准。

秦法严苛：秦人如何鞭笞官吏？

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各项国家机器逐步完善，官僚制度也在不断的成熟。秦对考课制度的建设也更加的完善和严密。秦朝的法律，是出了名的严苛，对于贪污官员自然也不会手软。在法律上，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对官吏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五善”、“五失”进行，不仅仅要求官吏的“才”，对官吏的“德”亦然。

从规定官吏“五善”的内容看，不仅涉及了政治方面的施政为民、为天下，还涉及到了品行方面的忠信正直、为官清廉、为人谦逊等，官吏若能做到以上要求，会有奖赏。而“五失”的内容是用来警戒官员，如不能骄奢淫逸、不能狂妄独断。在秦朝，官吏就算贪污了一个铜板，也会受到脸上刺字的处罚，可谓是相当严苛。

战国时期，随着上计等相关制度的确立，考课机构和程序得以完善。秦统一之后，巩固和发展了考课制度，但由于秦短祚而亡，并未对考课制度进行体系化建设。汉代更加重视官吏考课，通过建章立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考课制度，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