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代“吴中七子”之一，与朱珪并称“南王北朱”

王昶 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又字琴德，学者称兰泉先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祖籍浙江兰溪。史料记载他“少颖异，博学，善属文”,肄业于紫阳书院。在书院读书时求教于惠栋，学习音韵训诂。当时书院院长是沈归愚，把王昶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黄文莲七人合称为“吴中七子”。他们之间的唱和诗流传到日本，大学头（即日本古时的大学校长）默真迦见而心折，上书于沈尚书求诗，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

他考中进士后，历官内阁、军机章京、刑部主事等职。仕途上开始一帆风顺。但在朝廷查办两淮盐物案的时候因泄密而被罢职。后因缅甸发生战事，云贵总督阿桂聘请王昶来做幕僚。平定叛军后，又协助温福平定小金川、大金川等。在戎马生涯中，他不畏艰险，殚精竭虑。军中一切檄文、上奏、往来文书、捷报等均出自他手，立下大功。凯旋之日，以戎服行礼，赐宴紫光阁，赏赉优渥。奉旨升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至此，王昶的仕途可谓达到顶峰。在后来的官位上，王昶的政绩也可圈可点。比如，在任江西按察使时，“六十余日决狱百余案”。在任云南布政使时，发现当地铜政繁复，“公尽发古籍，著《铜政全书》，示补救调剂之术。” 主持顺天乡试时，以经术取土。士之出门下为小门生及从游受业者二千余人。又主持娄东、敷文两书院。主持编纂钦定《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

王昶其人体貌修伟。在京师时，与朱珪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称。“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业请益，舟车错互，屦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

王昶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哲学上宗朱子，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诗歌上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参以韩、柳。古文则以韩、柳之笔，发服、郑之蕴。

另外，他早年就嗜金石之学，及宦游所至，无不访求。自三代至辽金，积千五百通，而甄录之。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凡其文漫漶见于他书者，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见古文别体者，摹其点画，加以训诂。金石之书，至此可谓集大成。” 清代金石学与考据学联系紧密，在乾嘉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王昶《金石萃编》注重用石经文字及纬书材料来考证校勘板刻儒家经书，用石刻文献补充、纠正史书，碑史互证，体现出以金石材料考证经史的学术观念，代表着清代金石学的主流，是乾嘉考据方法在金石学领域具体运用的体现。

除《金石萃编》外，他还著有《春融堂诗文集》、《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等。经学方面有《群经揭橥》、史学类有《五代史注》。可谓著作等身。

前文提到，他作为＂吴中七子＂之一，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的文学思想多与学术思想相通。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文学思想结合在一起。 王昶认为诗歌是词的源头，文雅是词的审美追求，协音律诗词的创作准则，学问是词的基础。

《蒲褐山房诗话》是王昶唯一的诗话体著作，散附于《青浦诗传》和《湖海诗传》之中，尤其见于《湖海诗传》的《蒲褐山房诗话》部分具有极高的文学史料价值，对此后史书的撰写、诗话著作体裁的变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昶本人诗作很多，有一首《过昭阳湖》写的很清新动人：“湖山重叠淡于烟，斜掩篷窗自在眠。风外谁惊清梦断，数声渔唱夕阳天。”

王昶晚年，受到朝廷很多优待和封赏，可谓风光一时。受邀参加过千叟宴，自建“春融堂”。

王昶于八十三岁时去世。去世前自定丧礼，嘱托阮元写神道碑文。死前听到鸡鸣，他长叹一声“时至矣！”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