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父夏纬瑛

壹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在中科院工作，我出生在中关村，也随父母生活在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但祖父却一直住在城里，也就是现在北京的二环路以内。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祖父，每次只带我们兄弟仨中的一个，也许是怕带多了孩子吵闹，影响祖父“清修”吧。

中关村在1978年前还是农田和菜地，只有中科院灰色的办公楼散落在乡间

记得去祖父家需要乘坐公交车，32路(现在的332路)汽车换乘7路无轨电车（现在的107路），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公交车穿过西直门城墙门洞的场景，这就是“进城”了。

西直门全景（左至右）箭楼、瓮城、闸楼及卷洞、城楼

祖父家的卧室兼书房有个大大的写字台，一个方形木质托盘上摆着文房用具，平时祖父写字或用毛笔或用一支黑色粗大的金星钢笔，这是后来我在整理其书稿、笔记和卡片资料等过程中逐渐发现和总结的。书架书柜上摆满了书籍，但多是线装书。

我们三年级时，学校开设书法课，为此祖父送了我一个长方形砚台。砚台上边配有个硬木盖子，祖父说这不是什么太好的砚台，但下墨快，适合初习书法的学生。记得上课时那方砚台在不大的课桌上，显得特别大，每周三是书法课的日子，放在书包里上学可不轻，这方砚台至今我还在使用。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五年级，一天放学回家（尚未停课闹革命呢），妈妈突然提前下班回来说要带我去祖父家，这是很不一般的，因为平时去祖父家都是周日。到那里才知道，祖父家被红卫兵抄家了，祖父卧室屋门口贴有一张祖父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那时还不是“所”）的小字布告，布告上还钤有公章。大意是说夏纬瑛家中有一些单位的书刊，请红卫兵暂时不要动，以后由单位来人清理。这张布告对保留住祖父卧室兼书房的部分图书资料起到了不小作用。而其他房间内的物品则损失殆尽。约在1975年前后，“落实政策”时仅仅发还一些英文版《东方杂志》和一部《江阴夏氏宗谱》。

东方杂志

1969年，我在人大附中上初二，祖父单位要去河南的五七干校。祖父当时已是70多岁高龄且患有严重目疾不能前往，但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他不能继续住在北京。那时父母在青海西宁工作，于是决定去那里，我便把祖父送上了西去的火车。此后，我去西宁探亲，发现祖父消瘦了许多。1970年我“初中毕业”，分配到工厂做了个车工。

祖父回到北京是在1972年。原因令人唏嘘心酸。祖父在西宁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贫血，血色素低达4克，住进医院治疗输血时，又因血浆不洁，雪上加霜染患了乙型肝炎。在得到那时祖父单位工宣队、军宣队同意可以回京治疗后，得以返京。当时我是家里是唯一留在北京的，于是自此搬入祖父家，一直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5年。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关村部分原馆址（已拆除）（旧照）

贰

1916年祖父入职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开始其科学生涯。祖父前期的学术工作侧重于植物分类学研究，后期侧重于生物学史及农学史研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的工作涉及中国传统医药学，开始注重古代典籍中植物方面的资料收集与研究。50年代后，祖父开始重点研究先秦古籍，以揭示古书中反映出的生物学及农学价值。1961年调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所），其间出版了《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管子地员篇校释》二书。

估计在遭受“文革”第一波冲击后不久，祖父就已经开始工作了。1969年去西宁，随身带去了必要的书籍资料。祖父患有严重的眼疾——视网膜色素变性，其症状除了夜盲外，患者视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缩小直至失明。实际上那时祖父的视野已经极窄，看书已经看不全一满书页了（距离视野闭合完全失明仅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关于夏纬瑛先生介绍

白天，祖父把当天写作需要的资料看好并牢记下来，晚上在灯下写作。之所以这样安排，这是为了避免白天因为云彩的过往而带来稿本上的明暗变化（这在高原的西宁显得特别明显），从而影响他进行“正常”的写作，而台灯的光线是相对恒定的光源。为了减少极差的目力和视野失误，他还托人做了一根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木棒，长度约为他书写用毛边纸稿本的高度，正方形的边长就是稿本的行距（竖行本）宽度。书写时祖父左手按住木棒，右手执笔顺着木棒边沿书写，每写满一行，慢慢滚动一下木棒，再开始进行下一行的书写。这根木棒保留至今，钢笔墨水的斑斑痕迹仍清晰可见。他就如此日复一日地写作，直至病倒返京。

祖父回到北京，治疗贫血和肝炎之余，还发现眼睛有严重的白内障，在同仁医院“金针拨障”手术后，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就是说，看不见是眼底问题，视野完全消失，也即宣告祖父彻底失明。

在祖父病情基本稳定后的一天，我整理他从西宁带回来的物品，发现祖父书稿本册上的许多地方字行是错落重叠的——祖父在滚动木棒时发生错动位移而形成在同一竖写行格内重复书写两次；更有一些“书写”的文字，完全没有字——钢笔没有墨水了而浑然不知，但仍然依稀可见钢笔划过的印记。这无疑是对祖父的巨大打击！次日，祖父便提出让我帮助他继续工作，模式是：我把祖父需要的资料读给他听，经过他的反复思考，感觉成熟后，再由祖父口授，我来记录，最后把写下来的书稿读给他听，几经反复成为定稿。

这个过程说来简单，于我而言却是困难重重。我实际上文化程度仅仅是小学五年级，“文革”中的初中都在“闹革命”，虽然也看过几本竖排版繁体字白话文小说，但一上来就是先秦古籍怎能不“晕菜”呢，况且还要涉及生物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知识。要想较为系统地学习几无可能，只能说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有什么就问祖父，好歹家里的书一般都还有。比如说祖父需要读给他的资料是《十三经注疏》，就要自己先分清楚哪个是“经”文、哪个是“注”或“疏”，至于读错字、结结巴巴，祖父也完全“理解”。随着工作艰难地继续，自己也在进步之中，可以比较自如地查找工具书和必要的资料，比如《说文解字》《尔雅》《广雅》和各种《本草》，以及生物学拉丁学名的查找和核对。其间“文革”结束，恢复全国高考后，我也上了大学。

夏纬瑛先生手稿

在伴随祖父人生的最后15年中，我们祖孙二人通过这种特殊的工作搭档，最终完成以下几部书稿，并在其后陆续出版：

1.《<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

2.《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

3.《诗经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

4.《植物名释札记》，农业出版社，1990年。

夏纬瑛先生著作书影

1987年，看似平常的一天，祖父像往常一样，早晨起床喝水、排便、早餐，约8时许祖父说要到床上躺一会儿，站起来我发觉他身体倾斜了一下，我急忙扶住他到床上躺下，9时许祖父即去世了，享年92岁。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无疾而终”呢？至此，祖父走完了他的71年的科学生涯——祖父无愧于人生，无愧于科学。同年，我考入北师大硕士研究生。

夏老的科学荣誉

先秦农业考

本书将夏纬瑛先生的五部重要农学研究著作汇编再版，包括：《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管子地员篇校释》《〈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夏小正经文校释》《〈诗经〉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均为研究先秦农业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