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衣待人并非全然是势利眼，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完全可以“穿”出来

服饰有两大重要功能，一是实用功能，即保暖、护体和遮羞；二是审美功能，审美功能是在实用功能已经得以实现之后才衍生出来的需要，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在某个时间段的精神倾向。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服饰选择越来越自由和多样化，服从潮流时尚和内心的审美选择是今天人们穿衣戴帽的总体趋势。所以，在很多情形之下，人们很难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服饰去了解他的财富、地位、职业、学养以及人生哲学、精神走向。

然而在古代社会，服饰有着严格的阶层特色和等级区别，一个人倘若任性地选择自己的服饰，轻则被人抨击不伦不类，重则违礼僭越，招致莫名的祸端。例如在明朝，即便是富甲天下、丝绸成库的富豪，也是不能穿着绫罗绸缎的。穿着绫罗绸缎者，必须有朝廷赐予的功名。有着这样的社会制度基础，所以人们很容易就将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眼看穿”，透过他的服饰了解他的很多背景信息。

于是，从古代起就出现了一个词语或者做派叫“看人下菜”。“看人下菜”的本质就是以貌取人，饭馆里跑堂的小二，看着某个人的服饰就可以大体估摸准这个人的喜好、口味和消费能力，知道该给这人上什么菜。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店小二基本的从业技能。

这种从业技能放大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就被发展和提升为眼力、洞察力等特殊能力。而“看人下菜”的技能再进一步发展，就会由特殊能力变成一种令人鄙夷的恶劣品德——势利眼。

势利眼的本质是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外在表现就是忽视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世、学识能力，而单从服饰、官职、财富等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并根据此价值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要么横眉冷对、傲慢粗暴，要么俯首帖耳、奴颜婢膝。

尽管“看人下菜”逐渐成为市侩气和势利眼的代名词，但毕竟这种通过衣着打扮判断一个人社会价值和精神倾向的习惯，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远的历史渊源的。更准确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就连诸子百家那些人中龙凤、世间圣贤们也未能免俗。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就是整个天下重病缠身了，很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出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给这个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的“病人”开出了一张张各具特色的药方。这些“药方”，就是这些先贤伟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实践，开药方的人也就成为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甚深的诸子百家。

按说，诸子百家都是在宏观层面以大视角、大手段、大策略对待“天下”这个宏阔无比的“病人”的，不应该在衣帽鞋袜等微末小节上着眼。但事实是，诸子百家非但不忽视服饰的意义，而且都特别在乎，甚至均有着自成体系、风格鲜明的服饰观。在诸子百家们看来，服饰并不是保暖护体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人对世间万物、人情百态的根本看法与态度的集中体现。

诸子百家关于“看人下菜”的讨论发生在公元前六百至七百年，也就是距今2700多年前。这个时候，甚至是更早的商周时期，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饰制度。虽然关于服饰的实物形态虽然已经形成，但总体而言却缺乏对于服饰文化、服饰思想的深入思考和构建。而诸子百家的这种讨论，就恰好弥补了关于服饰的精神内涵的空白。

从哲学的角度说，诸子百家的这种探讨，既符合哲学中物质决定精神、先物质后精神的基本规律，也是让服饰文化更加深入、蓬勃发展的需求。诸子百家关于服饰的精彩辩论，也为今天的人们思考服饰文化、服饰经济提供了强力的理论支撑，至少提供了一个坐标系。

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人伦关系影响最为深刻的当然非儒家莫属。儒家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多次而且长期地扮演“正统”的角色，理所当然地，儒家所倡导和秉持的服饰观也可以说是最“正”的服饰观。

出于职业和出身，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可以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服饰专家。孔子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态度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孔子的服饰思想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社会总体的观点和价值取舍。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服饰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服饰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

孔子的服饰观可以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来高度概括。这句话出自《论语》的《雍也篇》，当然这句话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儒家的服饰观，但其“弦外之音”却可以看做是儒家服饰观的基石。

从穿衣戴帽的角度理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就可以把“质”看作一个人的本质，即学识、品德、言行、地位、财富等内涵部分和社会属性；而“文”则有纹饰、装扮、打扮的意思。合起来，孔子的这句话就可以粗浅理解为“一个人本质很好，但是不修边幅，就会显得很粗野；一个不注重德行修养而花费太多精力去装饰打扮自己，就会显得虚伪、虚荣、虚假。”

儒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活动家，是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如果因为服饰的不恰当或者德行与服饰的不匹配而被人轻视或者反感，这绝非儒家所愿意看到的。

子路曾经穿一身非常华丽的衣服见孔子，孔子当下就不愉快了，并且很委婉地批判子路：“你今天衣着华美，而且脸上满是得意洋洋的神色，天下谁看见你会愿意和你亲近，谁还愿意和你说真心话？”在孔子看来，不修边幅固然让人感觉不到被尊重，衣着过于考究和华丽，也容易让人产生膈膜和疏离，不利于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所以，儒家的服饰观可以高度概括为“得体”二字，即符合绝大多数大众的审美需求、符合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不突兀、不怪诞，中规中矩。这种服饰观，也可以看作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外在表现。

儒家服饰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服饰的等级差异。在儒家尚未创立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上衣下裳、六冕、十二章纹等较为系统的官方服饰制度体系。孔子是继承并且维护这种意在反映等级差异的服饰制度的，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家，其服饰观里的等级理念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

儒家的服饰观曾经在很长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服饰文化。但到了后期的时候，又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的桎梏。在通行的初中语文课本里，选录有《孔乙己》这篇课文。在鲁迅的笔下，那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孔乙己，已经到了乞食为生、朝不保夕的地步了，但他始终不肯丢掉那件破烂、肮脏的长衫。在当时的社会，长衫是读书人的标配，是某种身份的象征；而在孔乙己的心目中，长衫是维系他自尊和面子的唯一一块遮羞布。孔乙己的这种执着或者虚荣，或许就是儒家服饰观悲剧色彩的一种隐喻。

道家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等各个领域均能或多或少看到道家思想的影子。直至今天，被人们奉为时尚的“回归田园”、“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等思潮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是今天的人们的新发明，而是道家思想的延续或者回归。这样一个具有“百科全书”意义的思想流派，当然不会绕开服饰这样一个重大而具体的话题。

今天的人们提起道家，头脑中的第一反应估计就是想起道士；想起道士，多半就会即刻在脑中闪现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渣、衣服破旧肮脏，行为洒脱不羁的身影。在常人的眼里，道士衣着言行方面是极为邋遢的，这种邋遢的看法也是以儒家中规中矩的标准为参照系形成的。但在道士们看来，邋遢却恰好是一个道士修行久、道行深的体现。例如历史上真有其人并且频繁出现在武侠小说里的传奇人物张三丰，资料记载就是邋遢不堪、不拘言行的道士。

要理解道家的这种以“邋遢”为美的服饰观，大体可以参考古希腊哲学领域中的“犬儒主义”学派的思想。犬儒学派认为，人真正的幸福并非建立在外在环境的优势之上，例如衣食精美、卧具舒适华贵等等。犬儒主义的人认为这些外在的例如房子、车子、衣服、食物等等都是稍纵即逝的，而他们追求的是永恒持久的幸福感。

这种对外在物质条件的轻视，使得犬儒主义者追求极简的生活作风，反映在衣着打扮乃至日常起居上，就极为类似中国的邋遢道士。但犬儒主义并非完整的中国道家，中国道家的极简主义追求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幸福体验，而是对“道”的贴近，力求抛弃社会上所有的等级制度、审美标准，尽最大可能地返璞归真，实现天人合一，让人完完全全地融入到“道”之中。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褐”是粗布缝制的衣服，也是古代社会家庭贫困、身份低贱的人的衣着。“玉”代指人的美好品德和高远智慧。在老子看来，只要一个人怀玉，也就是拥有很高的境界和智慧，哪怕他穿着粗布缝制的衣服，也无损他的美德和智慧，依然是令人敬仰的圣人。

但需要说明的是，道家并非刻意追求所谓的“邋遢”，如果用邋遢来概括道家的服饰观，那就对道家的认识失之于偏激和狭隘了。道士是后来道教的修行人士，但道教和道家有一定渊源但又不完全相同。更何况，道家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

道家思想的启蒙者可以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例如在甘肃省平凉市流传已久的“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故事中，轩辕黄帝与传说中的上古神仙广成子的对话中，就已经出现了道家思想萌芽。老子是道家的一个高峰，但并非渊薮。人们将道家思想称之为“黄老之学”，其中一层意思是黄帝和老子的学说合起来是道家，同时也隐含着两人的思想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黄帝时代道家的服饰，讲求宽大、飘逸，具体在服装制作上就是具有连肩、宽衣、大袖。这种服饰风格可以看作是道家的“正装”。在从古至今的很多文艺作品里，但凡出现神仙的形象，几乎全部是这种造型设计。这种宽大飘逸的服饰，对于穿着者而言，可以让拘束感降低到最大程度，让人轻松自在；对于观看者而言，衣袂飘飘、当风而舞，如玉树临风、荷立碧波，如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就会使人油然而生对神仙的向往和崇拜。

总体而言，道家对服饰的追求可以用“体任自然”来概括，也就是尽可能抛弃一切外在的形式和享受，力求本质、淳朴、自然、率性。道家的服饰观和生活态度在魏晋时期几乎达到了一个巅峰，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魏晋风度”，其实就是对道家服饰观的生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道家和儒家曾经在服饰观上发生过冲突。道家认为一个人只要内心的精神境界高了，智慧圆满了，哪怕“被褐”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被褐怀玉”。但儒家却对此极为反对。

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得不到伸张的时候，也就是客观条件逼迫他不得不去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是可以“被褐怀玉”的，只关注自身的修养与提高即可；但倘若一个人有着入世的条件，可以为“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使命奔波的时候，就必须衣着得体、举止规矩，成为一个让社会最大限度接受、认同的人。

道家已经接近极简主义了，但在极简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的却是墨家。在诸子百家里，墨家是彻头彻尾地实用主义者、实践主义者。在诸子百家同台欢歌的时代，墨家可以说是人才最为庞杂的群体，他们中间隐藏着众多的科学家、军事家、武术家、宗教徒。墨家的“带头人”墨翟，史料记载他的形象就是：不但“被褐”，而且还“串足胼胝，面目黎黑”。

道家在服饰上信奉极简主义，墨家却信奉的是节俭之上，不仅仅是服饰，乃至在饮食、出行、居住等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墨家都不愿意多浪费丝毫的物质资源。所以，当时的人只要看见一个人穿着粗布衣服，赤着脚，手脚掌上磨出了厚厚的茧，面目黝黑、皮肤粗糙、神色憔悴，那八成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墨家。因为墨子就很明确地主张：“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以，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意思是说，人们穿着衣服只要达到合体、舒服就够了，至于那些看起来赏心悦目、华丽漂亮的追求都是多余的。墨子的这个主张就彻底地抛弃了服饰的审美作用，单纯而且极端地追求了服饰的实用功能。

谈到服饰观，是不能忽视佛教的。佛教的基本教义固然是“缘起性空”，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空的。在佛教看来，就连人的身体、思想本身都是空的，那么为人的身体、思想服务的服饰等外在的东西更加是空上加空了。那么，佛教就真的因为“空”而忽视服饰吗？

事实绝非如此。佛教是极为重视僧侣的衣着威仪的。估计有很多人会反对，因为著名的济颠和尚就是典型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邋遢”形象；佛教常见的群像雕塑“十八罗汉”或者“八百罗汉”，不也个个是落拓不羁、衣衫不整的形象吗？佛教不也讲究穿“百衲衣”吗？

首先，济颠和尚的形象是千百年来的民间给刻意塑造的，目的在于反映最底层贫苦民众的生活状态，唯有衣衫褴褛的济颠和尚，才能与底层民众最具亲和力，也最对那些徒有其表、追求个人物质享受的假僧侣形成强烈反讽。其次，罗汉群体的形象定位，其实也不符合佛教的看法，不过是民间对于那些做人行事超乎寻常、出人意表的现实侠客、贤哲的“串烧”与浓缩。

至于穿“百衲衣”的习惯，是佛教修苦行观的一种表现。其目的就是让修行者通过极小的物质享受、最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砺意志、坚定心性。百衲衣就是用很多块破布连缀起来当作衣服穿，但这样的衣服必须是破而不脏，虽然看起来破碎不堪，但必须洗得干干净净。

佛教重视服饰还体现在佛陀曾经不止一次要求僧众要“法相庄严”，佛教的很多宗派是通过服饰颜色、款式来区分，僧侣的修行等次、位份也是通过服饰来区别的。总而言之，佛教的服饰观大体可以说是儒家、道家、墨家服饰观的集合，服饰要求庄严、端庄，并能体现等级差异和身份区别，这与儒家的重秩序的服饰观相同；至于在服饰消费方面的简单节约，则非常接近道家和墨家的风格。所不同的是，道家的极简是为了贴近自然，墨家的节约是为了节省资源，而佛家的简单则是为了以苦为乐，苦中寻乐，用“外苦”来激发内心的觉醒。

对于今天的人而言，虽然不能通过服饰看穿一个人的“质”，但从一个人穿衣打扮的风格和搭配，却是可以大体估摸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的。至于那些以研究、创造服饰为职业的人，研究和关注诸子百家的服饰观乃至中国的服饰文化演化，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启迪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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