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武松杀嫂案里最卑鄙的推手？答案你肯定想不到，绝非王婆

谁才是武松杀嫂案里最卑鄙的推手？答案你肯定想不到

因为《水浒传》，潘金莲几乎从此成为坏女人的代名词。潘金莲最大的罪恶，便是挑战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里，女人必须“从一而终”的贞洁观；最恶毒的行径就是，当奸情暴露之后，痛下杀手，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植。不仁、不义、不忠，这三条罪孽，不论放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难以饶恕的。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武松杀嫂案。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首先，潘金莲有罪过在先，按照宋朝的法律，奸情是构成犯罪的，不论官方的法律还是宗族的私法，都可以追究；

其次，武氏兄弟自幼相依为命，兄长武植有代父养弟的功劳，弟弟武松对兄长感恩且尊敬，两人感情很好。武植死后，武松又是武植唯一活在人世的苦主（潘金莲当然是第一顺序的苦主，但她决计不会为武植伸冤）。古人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对武松而言，兄长之仇与父母之仇没有分别。

其三，武松有足够的能力替武植讨个公道。武松勇力过人，有景阳冈打死猛虎为证；武松是阳谷县衙门里的捕头，好歹也算是一个官方内部人员，熟悉法律和诉讼程序。

武松首先走的是司法程序，可惜阳谷县的县太爷在收受了好处，并权衡了西门庆一家的势力乃至对自己官场命运的影响力之后，枉顾了朝廷法令，驳了自己下属的情面。

于是，武松不得已选择了自己所能掌控的、力所能及的，且最为直接的复仇模式：取了相关人等的物证、书证之后，手刃潘金莲，拳杀西门庆。这些情节不论是从读《水浒传》书本，还是观看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是酣畅淋漓、精彩至极、痛快不已。

但武松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先是被刺配两千里，从此由一个底层官吏，直接变成一个烙有终生屈辱、下贱标志的罪犯。接着又遭遇种种折磨，浪迹江湖，最终不得不走上落草为寇的不归路。

《水浒传》对此用“应劫”来解释，意思是不论武松开始有着怎么样的理智，即便他当初所面对的县太爷是清廉刚直的，依法受理了武松的诉求，但武松归根结底是要沦为为朝廷和社会主流所抛弃的罪恶之路的。显然，“应劫”的说法减轻了对当时朝政腐败的鞭挞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松杀嫂”案件所涉人员的罪恶程度。

追根溯源，“武松杀嫂”案件罪魁祸首当然是潘金莲，如果没有她的放荡、淫奔和歹毒，便不会有奸情，不会有谋杀亲夫。后世的有很多人喜欢从人性或者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的角度为潘金莲“平反”，认为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是对封建礼教和悲苦命运的拼死反抗。

这种说法显然太极端了，一个人无论怎么追求幸福和自由，也不应该将这个前提建立在谋害他人性命上。更何况，被她毒杀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且平日里对她很好，并没有给她造成迫害。她即便不能控制对西门庆的情感，但她可以选择对武植摊牌，也可以选择私奔，她是没有任何理由剥夺武植的性命的。

“武松杀嫂”案的二号罪人便是西门庆。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就放纵自己的欲望，到处沾花惹草，用各种威逼利诱侵占良家妇女。虽说他这次遇到的对象潘金莲并不是什么贞洁烈女，但至少也是名花有主的他人妻子。两人勾搭成奸之后，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在面对其合法丈夫的捉奸时，痛下杀手将其踢成重伤。尔后也不是考虑悬崖勒马、稳妥善后，而是商定下了“药死”武植的毒计，杀人灭口。

三号罪人就是那个居中拉拢，促成奸情，尔后又成为毒杀武植案件帮凶的王婆。从《水浒传》《水浒后传》《金瓶梅》几本书粗略透露出的信息，这个王婆估计是那种“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的老江湖，口才便利、巧舌如簧，洞悉人心，熟悉人情世故中的种种鬼蜮伎俩，为贪图一点点私利，当牙行、拉皮条等种种卑劣“生意”估计都娴熟无比。当然，在“武松杀嫂”案之前，也多半属于那种“大罪不犯，小恶不断”市井小人。

这三个人，在艺术作品里本来就是定位于坏人来塑造的，他们的种种行径、言论是“坏”得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遮掩，让读者或者观众也恨得明明白白、彻彻底底。作为艺术作品，这样的塑造手法是成功的。这就好比在现实生活里，某个人从来就是以坏人的人设出现的，他不论何时何地都贴着明显的坏人标签。这种当然令人厌恶痛恨，但也恰好因为他们坏得明目张胆，所以也让人有机会躲避和防范。

所以，真正的坏人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些好坏难分、时好时坏，甚至是从来都戴着一副好人的面具，到处传播着好人的名声，冷不丁展示一下坏人的心肠，偷偷放一支暗箭或者背后捅人一刀子。还有就是总是一副无辜的嘴脸，占了便宜也想方设法让别人感觉他吃了亏，做了恶事也让人抓不住把柄。甚至有时候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拿不出确凿的理由、理不出明晰的理由去拿他怎么样。

对于世上的人，有人将其分类为真君子、真小人、伪君子、伪小人四类。其中真君子和伪小人从骨子里还是君子，所以这样的人要么是可敬的，要么是可爱的，并无可怕之处。可怕的就是真小人，而最可怕的就是伪君子。而“武松杀嫂”一案里，就潜藏这样一个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的人物。

甚至从《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问世到这些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人物的卑鄙与猥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人物，才真正是“墙里的柱子不现身”，从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可耻、可恨的幕后推手的角色。

人们一定记得那个在电视剧《水浒传》里，经常与武植一起沿街叫卖“炊饼”“脆梨”的那个少年，“炊饼”二字是武植喊的，“脆梨”二字则是这少年喊的，一个浑厚沧桑，一个清越稚嫩，一老一少、一高一低，此起彼伏、循环不已。这种情景和声调配合，极容易让人将他们二人当作是默契、亲密、和谐的搭档、伙伴甚至朋友。

其实不然。炊饼、脆梨“老少配”的情节完全是电视剧的演绎。这个名叫郓哥的少年，并不是武植的朋友。武植从来就没有朋友，郓哥也从来没有将武植当作过朋友。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形成奸情之前，郓哥与武植也没有什么交集。根据《水浒传》中的描写，这个郓哥年纪约十五六岁，本姓乔，因为是在郓城生养的，所以被人称作郓哥。这个郓哥的谋生之道，也并非单是提个篮子沿街叫卖脆梨。

郓哥年纪虽小，为人却是很机敏的，按照书里的描述，他是给阳谷县的各个酒馆、茶庄供应水果的。这类似于现在的水果批发商，虽然只是占领一个县城的生意，但从他的年纪来看，他的能耐不小。而电视剧里提个篮子，与武植结伴而行，沿街叫卖的形象设计，则压缩了他的能耐，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单纯且命运悲苦，衣食难以保全的可怜人。而恰好是这种单纯化，以及对种种情节的略缩，让人忽视了他的卑鄙。

郓哥的卑鄙岂止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甚至他的隐藏之深、手腕之高明，就连那个活成了人精的王婆都难以望其项背。试看这几个情节，你就会明白我在这里绝没有冤枉这个青春少年郓哥。

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这事与郓哥无关。但两人勾搭成奸以后，毕竟纸里包不住火，更何况西门庆本来就放肆张扬，很快这桩丑事就成了阳谷县里街头巷尾议论的新闻。夺妻之恨是仅次于杀父之仇的奇耻大辱，古人说“非奸不杀，非穷不盗”，又说“奸近杀，赌近盗”，综合起来就是一旦发生奸情，很容易就此引发流血死亡的凶案。所以很多情形下，人们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造成更加可悲可怕的结局，就会在得知了配偶出轨、他人被绿的事情后，宁愿选择互相之间议论，也不愿意选择直截了当地告诉当事人。所以，奸情的受害人总是最后知道真相，这其中也有周围人的一层善意在发挥作用。

因为业务和与武植、王婆交往的缘故，除当事人和王婆外，郓哥应该是较早的奸情知情人。如果郓哥不卑鄙，或者多少有一点善意和良知，那么他在知情之后的所作所为就有另一种选择。但他其后的一系列行径逐步并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心肠。

他可以选择对武植保密，这是心底善良且胆小怕事的普通人的直接选择；如果他是武植的朋友，或者心存正义，他会想方设法阻止或者至少让武植不再蒙在鼓里。他的第一选择是什么？是借助这件事谋求自己的利益。

郓哥起先就与西门庆有生意来往。西门庆的酒店是他供应水果，《水浒传》里也写到，西门庆经常会周济他一些银两盘缠。可见西门庆对他是有恩的，至少两个人是有交情的。在得知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之后，他第一反应是觉得抓住了西门庆的把柄，并且得到了一个扩大自己利益的机遇。这显然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或者年少单纯的少年的思维模式。《水浒传》写到这段的时候，回目是“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郓哥的“不忿”是事实，但绝不是因为公道正义的驱使。

他以此为要挟，要求西门庆扩大生意合作规模或者直接给他银两做封口费。《水浒传》里写到，郓哥去找西门庆，开口就说：“不要独自吃呵！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我有甚麽不理会得？”“汁水与我呷一呷”就是明目张胆谋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想到，西门庆根本就没有将这个毛头少年放在眼里，并且放任王婆赏了郓哥几个耳光。从西门庆的角度说，郓哥也是个吃里扒外、见利忘义的小人；而西门庆最大的失误就是错误估计了这个小人的能量，以至于其后的事态开始沿着非常不利的趋势发展。

郓哥要挟不成，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进而想到了报复。他自己当然没有直接报复西门庆的能耐，他想到了借刀杀人。在他眼里，武植和武松两兄弟都是可以用来对付西门庆，帮助他达成个人目的的“刀”。

潘金莲出轨，给武植戴绿帽子并不是第一次。例如潘金莲在张大户家当奴婢的时候，本就与主人张大户不清不白，只不过张大户的老婆是个厉害角色，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棒打“鸳鸯”，又将潘金莲强制嫁给了武植以示侮辱。武植娶了潘金莲之后，潘金莲与老情人张大户暗中常有往来，加之潘金莲本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经常仗着自己的姿色与其他男子搞暧昧。

武植带领潘金莲从清河县迁居到阳谷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张大户以及其他一些与潘金莲纠缠不清的男子。《水浒传》对以上情节语焉不详，但《金瓶梅》对这些是有所反映的。况且，《水浒传》里也写到，潘金莲勾引武松失败之后，就对武植说武松调戏自己，而武植的态度是，让潘金莲对此保密，“你别声张，别叫邻居听见了笑话”。

可见，对于妻子潘金莲的人品和行径，武植是了解的；潘金莲出现奸情，多半在武植的意料之中。而武植对此的态度是退让和隐忍，跨县搬迁和要求保密这两件事就是明证。特别是听到潘金莲诬告武松调戏自己的事之后，武植连查明真相的勇气或者心思都没有，更别说去干涉或者其他了。武植的退让和隐忍，可能有对潘金莲的感情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无能懦弱。而如何让一个无能懦弱的男人成为实施借刀杀人计划的利器，郓哥是动了一番脑子的。

郓哥最初的目的是鼓动武植去捉奸，武植一旦捉奸成功，即便不能给西门庆造成创伤和损失，但两人的约会就完全有可能中止，在郓哥看来，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坏了你的好事。

这种事情，直截了当地去告诉武植，然后鼓动武植去捉奸，一方面很可能不成功，因为武植的懦弱郓哥是了解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就会暴露自己的意图，搞不好就会让武植怨恨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也是人情常理，武植多半会想，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就你知道？莫非你在诬陷我的老婆，败坏我老婆的名声？为什么别人不告诉我，你前来告诉我，你用心何在？……一旦武植心里有了这样的心思或者得知郓哥被打的情节，郓哥的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郓哥巧妙地利用旁敲侧击、反客为主的策略，顺利激将，让武植心甘情愿、不知不觉地充当了自己的“刀”。《水浒传》对这个过程写的较为详细，郓哥先是以粜麦麸的话题为引子，讽刺武植是鸭。鸭在当时就如同现在人说的“王八”，是暗示男人戴了绿帽子。由此，引起了武植的好奇心。虽然懦弱无能，但好奇心总该有。

接着他又故意卖关子，转变话题，说道：“你只做个小主人，请我吃三杯，我便说与你”。这是欲擒故纵，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鼓动武植，现在却提出了条件：你请我喝酒，我便告诉你，否则就免谈。喝几杯酒的条件并不苛刻，在武植的能力范围之内，否则计划也难以继续。

武植果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答应了郓哥的条件，郓哥也顺利地反客为主了。因为在武植看来，郓哥本来不想说，是自己求着郓哥说的，说出了可怕的事情，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郓哥都是被动的，怎么也追究不了他的责任。这往往就是小人最为擅长的伎俩，抓住人的心理特点，悄然达成自己的目标，却从不暴露自己，不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最好扮演一个无辜者、受害人，甚至正义之士。

类似反客为主的手段王婆也用过，例如本来是特意设立局面、提供场所促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而这两人的奸情达成以后，王婆却扮演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呵斥到：“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武大得知，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同样是反客为主装好人，但王婆就突兀，郓哥比她巧妙隐晦许多。

在武植看来，西门庆与自己老婆通奸的消息是自己花了“三杯酒”的成本获取的，自然就引起重视。对于普通人而言，经常无法判断一个信息的真正价值，但却懂得用获得信息的成本来估量价值。加之三杯酒下肚，酒壮怂人胆，再懦弱的人也会爆发出血性。再加上郓哥在旁边添油加醋、尖酸刻薄的渲染和讽刺，武植果然怒了，踏上了捉奸之路。

可惜，由于武植和西门庆之间的战斗力差异，西门庆不但没有因此中止奸情，反而重伤了武植，直至用毒药直接杀死武植，让两人的奸情更加畅通无阻。这当然是郓哥事先没有计算在内的结局。因为他低估了西门庆的肆无忌惮和潘金莲的歹毒。但到此为止，郓哥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接着，武松出差回来了，又变成了郓哥的借刀杀人计划中的“第二把刀”。武松得知哥哥的死讯，经何九叔顺藤摸瓜找到了郓哥。郓哥又是以自己老爹无人奉养为由，提出让武松给自己银两才肯作证。后面的情节不必再说，武松杀了潘金莲，打死西门庆，彻底报了哥哥的仇，但人生轨迹却从此改变。

而郓哥呢，借刀杀人的计划完美完成，武松也答谢了他许多银两。郓哥甚至是名利双收的，不但整个“武松杀嫂”事件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武植之死、武松获罪与郓哥的关系，更没有觉察到郓哥卑鄙的小人行径，即便到了后世，郓哥还被当成了“义士”。在《水浒后传》里，郓哥变成了开酒馆的老板，并设法救了梁山好汉的后世子孙。后来还跟着呼延灼的儿子呼延钰出国旅居海外，并娶了共涛的女儿，算是又财色兼得了。在现代版章回小说《扫水浒传》里，郓哥又被描写成上界星宿下凡，先参与了平定梁山叛逆，后来功成身退、隐居山林，十足一个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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