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哪里输给了刘邦？一项人格缺陷影响明朝276年气运

同是草根皇帝，朱元璋比刘邦差了点什么？

从某个极端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用来被评头论足的。因为既然是历史就不容修改，而评头论足就可以让后世的人有所反思和借鉴。

在中国的众多帝王里，朱元璋是真正意义的草根皇帝。而与之最为接近的则当属刘邦。后世的人认为刘邦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官员，好歹也算是食过朝廷俸禄的公职人员。但回头一想，一个亭长算个什么官啊，芝麻绿豆都不如（七品才是芝麻官，亭长就是不入流、没有品级的小吏），俸禄也低得可怜，刘邦喜好喝酒吃肉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保障不了。

虽说与出身极为贫寒、连一天元朝的小官、小吏都没有当过的朱元璋比起来，刘邦好歹算是有点根基，但相比起其他那些开国帝王，这两人出身可以说是半斤八两，都属于那种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的草根创业者。

刘邦的前面是残暴的秦朝，朱元璋的前面是野蛮的元朝。这两个草根经过一番历练和搏杀，终于成长为开创数百年江山的开国皇帝。汉朝立国422年，明朝立国276年，在有文字史料记载的古代王朝历史上，既算不了太长，但也绝不是太短。

刘邦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然后又与项羽争霸天下；朱元璋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等到元朝气息奄奄、苟延残喘的时候与张士诚、陈友谅等枭雄一番苦战。如果对两位出身相似，业绩相仿的草根皇帝评头论足，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是一代新王朝的奠基者，是他们的后继子孙声口不离的“祖宗成法”“皇明祖训”的构建者，所以他们两人在性格、人格方面的差异，又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王朝政治格局和国家气运。

刘邦是兄弟排行中的老幺，父母用没有太过的精力去照顾和教育他。因此刘邦就失于管教，自幼就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动辄还惹是生非。这其实就陷入了子女教育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失宠的孩子，就容易不学好；不学好的孩子，就越被父母厌恶。人们说父母的爱是无私的、公平的，这只是说了一个总体状况，当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了比较的时候，这种“挑肥拣瘦”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在父母的眼里，刘邦做人处世不如哥哥，种田、治家更不如哥哥，总之提起来就为这个不成材的儿子唉声叹气，家里的田产分配也自然不会向刘邦倾斜。所谓墙倒众人推，不被父母宠爱的刘邦，连嫂嫂的尊重也获取不了。嫂嫂在家里负责做饭，是“手握实权”的食物主管，有次刘邦回家吃饭，嫂嫂就故意把锅铲摔得当当响，暗示刘邦“没有你的饭了，你自己看着办”。

老百姓都知道“人有大小，嘴无大小”，吃饭是基本的需求，即便是门口来一个毫无渊源的乞丐，人们也多半会出于怜悯赏一口饭食，更何况刘邦还是自己的亲小叔。刘邦在整个家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毫无地位，不被尊重，甚至被鄙视的感受，不仅仅成为刘邦青少年乃成年时期的噩梦，也深刻影响了刘邦的人格形成。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曾经抓住刘邦的父亲，以此要挟刘邦就范。谁料刘邦一反常态地豁达，高声向项羽喊话：“我和你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你的父亲你随意，煮熟之后千万别忘了给我分一杯羹。”这个情节，经常被人们诠释为刘邦善于谋略，善于攻心，抓住了项羽的心理弱点，是“以智胜勇”的典范。

事实上在这种选择的背后，冷酷或许比智慧更为占上风些。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得刘邦比起那些重亲情、重孝道的其他人而言，血亲概念、家庭牵绊似乎更淡漠一些。这种倾向同样也反映在，当项羽的追兵尾随不舍，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刘邦可以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推下马车，以便减轻车重，加快逃跑的速度。

家庭依赖不了，就必须寻求其他的援助，于是刘邦只能积极向外拓展，结交了一帮子可以一起偷鸡摸狗、吃肉喝酒、玩闹打架的哥们朋友。即使是成年之后，并且担任了泗水亭亭长的刘邦，财政经常入不敷出，酒足饭饱之后，要么欠账吃白食，要么依靠萧何之类的人替自己买单。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古来就有的民间格言，在刘邦这里看不到丝毫踪影。到后来起兵打天下，刘邦只信赖自己的朋友、下属、谋臣、将领，从来没有一个亲族进入他的核心决策、管理层。岂止是不信任，刘邦对于亲族甚至有明显的猜疑。刘邦曾经对哥哥的儿子、被封为吴王的刘濞说：“你如果造我的反，就小心点！”谋反是十恶不赦之罪里的首条，一个皇帝对自己的亲侄子用这样的语言警告，听到这话的人当时一定是如闻惊雷、汗流浃背的。

在汉朝建国之后的政治布局，特别是权力分配上，刘邦这种轻亲情、重友情的倾向更是特别明显。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功臣勋旧一直是汉王朝权力核心的主力军，就连郡守之类的地方官，也必须是功臣的后世子孙担任。乃至在汉朝国祚延续的整个过程，功臣勋旧势力要远比皇族亲贵势力更强悍，更绵延。汉朝相比其他朝代更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政治势力角逐危机社稷安危的时候，皇帝首先选择牺牲宗室。

这一点几乎与朱元璋是截然相反的。历史上有许多诛杀功臣的皇帝和事例，但朱元璋无疑是下手最狠、力度最大、波及最广的皇帝，没有之一。明朝洪武年间的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被杀者数以万计。明面上是整治贪腐、整顿吏治，但本质上还是为了屠杀功臣勋旧、骄兵悍将。

在胡军主演的电视剧《朱元璋》里，朱元璋为了给太子朱标解释大规模屠戮功臣旧部的理由，给了太子一根长满荆棘的藤条，太子怕扎不敢拿，朱元璋就自己一把撸到底，刺扎得自己手上鲜血淋漓。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要替太子把刺全撸干净了。

为了太子朱标，为了太子朱标之后的所有的后世子孙，朱元璋开始了大手笔的“撸刺”行动。起初只杀有谋反之心或者稍许付诸行动的，后来就强势运用自己的猜忌，将一切具备造反能力，或者具备造反的一切潜在可能性的功臣旧部几乎尽数杀戮。在被朱元璋当作刺“撸”掉的人里，有相当多的最基层将领，例如百夫长之类的。

为了子孙，为了亲人，朱元璋可以牺牲友情，牺牲与自己浴血奋战、同生共死的朋友、哥们、部属生命；为了亲情，朱元璋不惜让自己背负被当世厌弃憎恨、被后世口诛笔伐的罪名和道德压力，更不惜让自己双手沾满鲜血。自己的后世子孙安稳坐江山，对于朱元璋而言是最高利益，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

一个重友情，一个重亲情，这就是刘邦和朱元璋最大也最根本的差异。朱元璋自幼家里穷，但他的父亲朱五四、母亲陈二娘并没有因为贫穷，以及家里儿女众多对年幼的“朱重八”有任何歧视或者虐待。甚至在家里绝食数日，父母双双惨死之后，朱元璋的哥哥寻来了金贵无比的十三粒米，熬成了粥之后硬是让给了弟弟朱重八。这等于是牺牲自己，把生存的唯一希望给了弟弟。

可以说，朱元璋的幼年、童年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但亲情极其饱满的环境中的。特别是哥哥让粥的伟大而悲壮的举动，让朱元璋刻骨铭心。朱元璋在做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年里，对这一幕念念不忘，感慨不已。

17岁到21岁，朱元璋曾经在距家不远的皇觉寺出家为僧。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凡所际遇，都会深刻沉淀在心灵的最深处。在寺院里，朱元璋没有感受到来自佛门同修的温暖和关爱。很快，他所在的皇觉寺迫于生计，也是在僧人们勾心斗角、排挤打压、欺凌剥削之下，朱元璋被迫做了行脚僧。名义上的行脚僧，实质上就是穿了一件破烂僧袍的流浪乞讨人员。近五年时间的行脚僧生涯，朱元璋靠一个破碗、一根竹杖，行乞足迹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的八九个县。

一个近乎乞讨为生的僧人，走到哪里自然是被鄙视、厌恶到哪里，来自非亲人的关爱与呵护，朱元璋更是丝毫难以享受到。每逢艰难困苦和饥寒交迫，朱元璋心头最怀念的自然是父母在世时候的疼爱，和来自兄弟姐妹的欢乐。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御制皇陵碑》碑文里，关于这段凄惨远胜丧家之犬的经历，朱元璋耗费了很多笔墨。

从出生到坐上皇帝宝座，朱元璋经历了很多风雨。关于行脚僧生活的这部分，《御制皇陵碑》碑文里耗费笔墨多，文字不论是情感饱满度还是字数，都远远超过与张士诚、陈友谅决战的描述。这就说明他对这段经历内心体验深刻，其程度超过了与当时最大的两个枭雄决胜负生死，决成败命运的激烈战斗。“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

在人生最为艰难、悲凉、孤独的时刻，朱元璋心魂牵挂的是父母，亲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更倍感亲近，透骨入髓了。更让朱元璋认识到亲情重于一切的是，遇到了郭子兴的义女，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娶了马秀英这个妻子，朱元璋的命运开始发生了逆转，在郭子兴的义军里逐渐成长、晋级，跻身高层。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军事、经济、政治资本的“第一桶金”，几乎都是在妻子的义父这里积攒起来的。而马秀英又是一个贤良聪慧、精明强干的贤内助，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他命运的最大恩人、创业的最大功臣、人生的最可靠伙伴，是他最亲的人——妻子。

这段记忆严重影响了朱元璋的建国方略乃至整个明朝的国运延续。除了屠戮功臣旧部，在整个用人导向上，朱元璋与刘邦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刘邦用人不拘小节、大胆任用，朱元璋则对谁都不放心，以至于首创了锦衣卫制度，用暗探、间谍监视各级官吏，开启了特务政治的先河。

朱元璋认为最靠谱的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把所有的兵权都搜刮回来，分给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管理数量最多、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把天下最险要、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并且设计出了一旦朝廷有事，只要各个藩王领兵回京，就能勤王救驾、保国安邦的皇权护卫制度。当然，后来的燕王朱棣、宁王朱宸濠用事实证明了这种设计的致命缺陷。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重亲情是一种美德，但对于一个“家天下”的帝王而言，过度的信赖亲情，就会局限自己的视野，狭隘自己的胸怀，影响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施政风格。

在当初占据濠州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各路义军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元廷，即所谓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与元军斗争才是主要矛盾。各路义军都奉行小明王旗号，应该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元军。但朱元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辛辛苦苦积攒的家底，是如何像一个地主老财一样让自己的家业更加丰厚，所以当谋士献上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时，朱元璋立即如获至宝。

当然，九字方针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能由此证明朱元璋的格局狭隘。退一步说，如果没有这种“保家底”的思想，朱元璋也极有可能在义军的滚滚洪潮里被淹没。但其后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干的最大的一个硬件项目就是修长城，用一个大围墙将自己的土地圈起来。

刘邦就没有修复过秦长城，可见刘邦从一开始就不倾向于修围墙这类消极被动的国防策略。因为主动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虽说汉初的北方边境经常遭遇匈奴的侵略，但到了汉武帝时候，硬是让卫青、霍去病打掉了匈奴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汉王朝的彪悍和雄风，也打出了边境的长久安宁，打出了外交上将国家影响力向西域扩张的宏阔局面。

虽然战争不是衡量一个王朝优劣的标尺，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王朝的风格和气息。而反观朱元璋构建的这个王朝，除了郑和七次下西洋，整个明朝就没有过一次出色的对外战争。据史料记载，汉朝的强势对外，不仅仅反映在霍去病封狼居胥，还反映在一次对外作战，就可以有几万俘虏、十几万牲畜的战利品，而明朝的边关战争，战绩就贫困了许多，曾经有一份记录“斩首五个”的战报，就被将领以“大捷”呈报到了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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