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基之初的一场“王霸之辩”，拉开了贞观之治的序幕

李世民即位之初，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走过了九个春秋，但对李世民而言，他的使命还未达到，因为他从父亲李渊手里接过来的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也就是说，经历了隋末的战乱之后，到唐王朝一统，虽然普通百姓已经摆脱了的战争阴影，但他们依然生活在贫困与饥寒之中。因此，如何使这座江山重新焕发出应有的活力，是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此时此刻，在隋王朝废墟上崛起的唐帝国，能否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以“王道”治国，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偃武修文、励精图治、居安思危，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将唐王朝推向辉煌的顶峰，再造一个强大繁荣的帝国？亦或是仍旧实行强有力的统治，以“霸道”治国，像隋炀帝那样，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将一个强大的王朝推向灭亡的深渊？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究竟选择“王道”还是“霸道”，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成了摆在贞观君臣眼前的一道难题。为此，登基不久之后，李世民便就未来的施政方式与臣子们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因为这场讨论将决定唐王朝未来的施政方式。

“王霸之辩”，李世民究竟选择了哪一个？

武德九年的一天，唐朝显德殿内，君臣四座，就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讨论，身为君主的李世民首先抛出了话题，他说道：“本朝承大乱之后，人民恐怕不容易接受仁治教化，想要求得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对于李世民的观点，魏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道：“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之人才难以教化；而现在百姓久经战乱之苦，非常渴望和平，则才容易治理。就像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又说道：“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短时间内达到？”

对于李世民的反驳，魏徵胸有成竹地回答道：“百年而治者只是平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其实，魏徵的这番言论一出，李世民选择“王道”治国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就在魏徵所说的，若百年而治，则是平庸之主而非圣哲之君，李世民是什么人？心比天高之人，若他很长时间才将一个国家治理好，那他岂非成了魏徵口中的平庸之主了！因此，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大治，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而在他心里，这个太平盛世的造就只能施行“王道仁政”，而非“霸道”。

因此，当听到魏徵的话后，李世民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但此时他并未立马同意魏徵的建议，也没有立刻答复他，而是想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果不其然，魏徵的观点立刻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驳，为首之人就是当时的右仆射封德彝。

他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故秦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王道霸道并用(外儒内法)，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论，恐败乱国家！

针对封德彝近乎嘲讽的语气，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回答道：“三王五帝之时，人民同样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若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战，天下可谓是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这不就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后世之人浇薄诡诈，那么到了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魏徵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言论，说的封德彝以及一干反对的大臣哑口无言。

从魏徵和封德彝两人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魏徵主要强调教化百姓，显而易见走的是“王道仁政”的路线，而封德彝则强调“严刑峻法”，走的是“霸道治国”的路线。

所谓“王道”治国，其实就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所谓“霸道”治国，其实就是一种用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这两种治国方式很难说谁好谁坏，只能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那么，针对李世民登基之初的国家状况，究竟是采用“王道”治国还是“霸道”治国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用“王道”治国。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当结束战乱，国家大一统之后，最多三代皇帝，必然出现治世或者盛世的局面，而武德九年贞观之初的情况，正符合这种历史走向。所以，用“王道”治国，我们可以说不是李世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最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场“王霸之辩”以魏徵的胜利而告终，李世民最终还是采纳了“王道”治国的方式。不久之后，他就在一次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宣布道：“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从此以后，以“王道仁政”治国便作为贞观一朝的基本国策被制定了下来。

宣布以“王道”治国后，李世民在后来的治国方式上，便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从以下三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一、去奢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因为骄奢淫逸而亡国的帝王数不胜数。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纵欲，视天下之万事万物为一家之私产，巧取豪夺，用来满足自己的纵欲之心，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亡国。

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口碑良好的帝王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在克制自己的欲望方面要比其他很多帝王好很多，他不将民脂民膏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尽全力克制这种祸害百姓的行为。

对此，他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据《资治通鉴》中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而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资治通鉴》卷192)

基于这种考虑，当他想修建一座宫殿时，甚至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准备好了，但他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皇帝带头节俭，底下的大臣自然效仿，所以从贞观一朝所留下来的史料来看，我们很少发现这一时期有什么比较大的奢靡浪费之事。

对李世民厉行节俭的行为，北宋司马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道：“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二、省费

省费，顾名思义，就是省钱。而李世民省钱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说白了就是唐朝初期的“冗官”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因为自唐王朝刚建立之时，摄于唐王朝的强大武力，很多隋末割据的势力大多前来归附，李渊为了安抚他们，便“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比开皇、大业年间都多”。

对此，从贞观二年二月开始，李世民就颁布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撤冗官。在房玄龄的策划下，李世民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全部予以合并，而后又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在精简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令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约有两千五百多名，后经李世民的改革之后，官员仅有六百四十三人。如此一来，不仅极大地节约了行政开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贞观一朝的政治极为清明。

三、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末，针对社会治安问题，李世民与群臣展开了讨论，有人说道“乱世当用重典”，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驳斥道：“百姓之所以犯罪，原因有二，一是赋役繁重，二是官吏贪污，导致他们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了，所以百姓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以朕看来，想要使百姓摆脱这种饥寒交迫的局面，必须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我们又何须用重法！纵观整个封建王朝的数百位帝王，能像李世民这样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皇帝，实属不多。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又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以及诸多大学士、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召集在一起，一起讨论修订律法。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将隋朝所遗留下来的五十多种绞刑的条例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断右脚脚趾”。过了几天，李世民又觉得“断脚趾”太过残忍，于心不忍，对底下官员说道：“废除肉刑，由来已久。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需改易。”最后，在群臣的协商下，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罚苦役三年”。因此，从修改律法方面来看，至少在对犯罪之人的生命以及尊严上，李世民是持一种谨慎尊重的态度的，不得不说，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进步。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大唐帝国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四海升平，国力蒸蒸而上，一副繁荣兴旺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大唐王朝逐渐进入了贞观之治。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资治通鉴》卷192)

这种社会状况，不正是大同社会所描绘的蓝图吗？虽然司马光的描述略显夸张，但我们也不难看出，贞观年间的大唐，确实是一派繁荣之景。

贞观盛世图

总结

经过李世民的励精图治之后，整个唐王朝的局面焕然一新，老百姓由原来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贞观四年的海内升平、路不拾遗，这种良好的社会状况，正是施行“王道仁政”的结果。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武德九年的那场关于“王霸之辩”的讨论，正是这场关乎国家大政的政治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方向，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了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卷192) 《新唐书》 《贞观政要》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