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临刑前发三桩誓愿，为何第三桩要殃及一州的无辜百姓？

窦娥临刑前发三桩誓愿，为何第三桩要殃及一州的无辜百姓？

关汉卿人称“曲圣”，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所创作的《窦娥冤》也名列中国十大悲剧。《窦娥冤》被创作出来以后深受喜爱，有至少86个曲种、剧种改编和演出过，近年来又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

该剧的题材构思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一书里也有相似情节。剧中的女主角窦娥自幼被父亲窦天章抵债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后来蔡婆婆的儿子去世，寡居的窦娥就与婆婆二人相依为命。一次意外，当地的无赖张驴儿父子救了蔡婆婆的命，这对无赖父子以恩要挟，要求蔡婆婆将窦娥嫁给张驴儿为妻。

这个要求遭到窦娥的拒绝，张驴儿怀恨在心，买来毒药下在饭菜里，本意是毒死蔡婆婆之后，再次逼迫势单力孤的窦娥从了自己。谁料误打误撞，张驴儿的父亲误吃了有毒羊肚汤一命呜呼。那张驴儿就顺势诬陷窦娥毒死父亲，将窦娥告到了官府。山阳县令桃杌将窦娥屈打成招，判了斩刑。

窦娥一腔冤屈无处申诉，就在临刑之前发下了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飘雪，大旱三年”。窦娥冤死之后，三桩誓愿全部应验。直到窦娥的父亲窦天章高中科举，并且担任了代天巡狩的钦差，才重新审理案情，为窦娥平反昭雪，随后楚州天降甘霖，旱情解除。

这个剧目的核心思想是控诉元蒙统治的黑暗和官员的昏庸，反映底层百姓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强烈愿望。但作者为了自我保护，使得作品免遭元蒙朝廷的封禁，所以用了“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一句结尾，将方向引到了对“皇权王法”的赞颂。

该局最为精彩，也最为惊心动魄的当属窦娥上法场的那一幕。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女主角使用了大量的唱词哭诉自己的冤屈。这其实是作者借女主角之口，表达自己对元蒙统治的不满和对黑暗世道的诅咒，声声带泪、字字滴血。特别是那三桩誓愿，每一项都是惊天地、泣鬼神，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并以种种奇迹的实现来反衬窦娥所受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如果仔细分析窦娥的三桩誓愿，就会发现其中隐藏这作者的某种社会意愿。

这三桩誓愿有明显的反常之处。第一桩是“鲜血倒流染白练”。正常的情形，囚犯被斩之后鲜血都是喷涌而出，流到地上。窦娥用鲜血向上飞流这一反常，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被鲜血染的“白练”就是隐喻自己的清白。她还要“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意思就是自己是非常干净的，一滴血都不想落在尘土里，这种特别情形下的“洁癖”其实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无比厌恶，非常类似《红楼梦》林黛玉“葬花吟”里的那句“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这种精神洁癖同样存在于窦娥的第二桩誓愿“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六月飞雪，目的并不在于使其他人遭受寒冷，而是为了让洁白的雪花掩盖自己的尸身。在窦娥或者作者关汉卿的心目中，唯有雪之纯白才堪匹配窦娥。

如果说前两桩誓愿都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从而是合乎情理的，那么第三桩誓愿就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了。根据剧情，毒死人命、诬陷窦娥的是张驴儿，昏聩无能、制造冤案的是山阳知县桃杌，窦娥在经过一系列申辩依然无法取信于县官，并获得重新审理、平反昭雪的情形之下，死到临头一个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对诬陷者和蛮横强权者的怨恨和诅咒。

然而，窦娥却发下了“楚州大旱三年”的誓愿。剧中写到，三年之后，也就是窦天章巡查楚州的时候，楚州大地已经因为旱情“寸草不生”。在当时的情形下，大旱三年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受苦最深的是底层的老百姓，即便旱情所带来的饥饿、蝗灾、瘟疫等苦难会波及张驴儿这个头号罪人，但她的婆婆以及楚州无数无辜百姓也很难有舒服日子过。

更何况，直到她沉冤得雪的时候，张驴儿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怎么滋润，但人家至少逍遥法外，留存了罪恶的生命。而那个蛮横无理、昏庸无能的冤狱制造者山阳县令桃杌，则没有受到第三桩誓愿的任何波及或者惩罚，反而一路升迁，从山阳县令升任楚州知州，等到窦天章三年之后问案的时候，他又从知州升任到了别的官职，不但没有遭灾遇祸，甚至福泽不浅、官运亨通。

首恶未惩，无辜遭殃，这就是窦娥第三桩誓愿的反常之处。从剧情中看，窦娥是个极为明白事理的人。首先，他的父亲窦天章当年因为贫穷，因为欠了蔡婆婆的钱，也为了筹集上京赶考的路费，将自己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她至始至终没有怨恨父亲，到了蔡家之后和睦家人、孝敬婆婆；丈夫死后也没有改嫁，这符合古人“贞节”的道德标准。窦娥的原型名列《列女传》，被称为“东海孝妇”，由原型衍生出的窦娥形象也是大德不亏、深明大义的。

明白事理的窦娥，为什么要用第三桩誓愿迁怒给楚州无数无辜百姓呢？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这三桩誓愿全然是临场发挥，而非蓄谋已久。因为在法场受刑之前，除过张驴儿和桃杌二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对窦娥造成过实质性的伤害，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怨恨这二人之外的任何人。

刑场之上的窦娥，起先是向对自己的案情和生命拥有绝对主宰权的桃杌哭诉求情，但均遭到了无情拒绝乃至言语讥讽。按照《宋律》，人犯在行刑之前只要喊冤，执刑者就必须即刻重审。元朝显然没有继承宋朝的这个司法惯例，而县令桃杌也绝没有自认过错、知错就改的美德和勇气，唯有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恶习。

《窦娥冤》一剧的全名叫做《感天动地窦娥冤》，其实窦娥何曾感动了天地；又名《《秉鉴持衡廉访法》》，实则是创作者为自保而做的粉饰。于是这个求救无应、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只能发出了满含血泪和怨恨的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果真是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乃至上溯到刘向编撰《列女传》，其中潜在的哲学思想是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剧中发生的奇迹和灾异是上天感受到了窦娥的冤屈，所以支持了窦娥的三大誓愿。但在关汉卿看来，虽然感动了至高无上的“天”，但“天”并未保护受冤屈者，或者给窦娥平反昭雪，任由事态发展，可见广大无边、备受统治者尊崇的“天”也不过是一个无法维持公平正义、保护良善百姓的虚无。古代统治者喜欢以“天子”自居，对“天”的质疑其实质就是对黑暗腐朽的元蒙统治的否定。

窦娥被判处极刑的理由是她触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也就是说她毒杀人命倒是其次，最关键的是她毒杀的是自己的“公公”，属于“不孝”。《隋书·刑法志》中，“不孝”则名列“十恶不赦”第七条。这里就有两个明显漏洞，一个是被毒死者被认为是窦娥的公公，成为窦娥的公公只是张驴儿父子的一厢情愿，并为得到蔡婆婆的应允，在讲求“明媒正娶”的古代社会，即便是蔡婆婆寡妇再嫁，也是需要三媒六证旁证的。

第二就是判窦娥“不孝”。窦娥进蔡婆婆家门之后的种种行为表现，虽说每月引发轰动的特别举动，但至少没有忤逆不孝的举动和名声。如果说案情里其他情节别人无法查证，但伪“公公”身份和“不孝”的行为，窦娥的左邻右舍，至少蔡婆婆是可以旁证，可以替窦娥发出呼声。如果行刑现场不止窦娥一个人在那里喊冤，那么桃杌迫于舆论压力改变决定也是有可能的。

但显然其余在场者都选择了沉默。传统戏曲由于受艺术形式、场地的限制，难以在剧情中表现围观者的神态和语言，所以只能让现场观刑的无数人失去存在感。有些现代的影视剧作品则考虑到了围观者，在剧情里加入了围观者夸赞窦娥、呼喊冤屈、跪地求情，乃至窦娥三桩誓愿应验之后的惊叹。但这样的情节设计似乎没有领会到原作者关汉卿的真实创作意图。

一方面元杂剧的确有无法表现围观者的艺术形式缺陷，另一方面，关汉卿本来就是要表现围观者的沉默乃至冷漠。满腔冤屈、求助无门、孤立无援的窦娥，唯有在眼看全场沉默乃至冷漠，无一人帮自己喊冤求情的情形下，才能将对真凶张驴儿、昏官桃杌的怨恨转嫁到其他人身上，从而发出殃及楚州无数百姓的毒誓。

马丁·路德·金曾有这样一句名言：“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人们常说沉默是金，开口是银。但当罪恶与不公发生的时候，沉默就是纵容，沉默就是协同，沉默就是犯罪。当时窦娥所面对的，既有即将来临的无妄之灾、杀头之祸，还有在场所有围观者的沉默、冷漠，甚至还可能存在各种调侃、取笑、侮辱。

古人将“天地人”三才，窦娥在哭天喊地皆无果，围观众人又冷漠旁观的情况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迁怒的念头。遭受“大旱三年”的灾祸楚州无数百姓果真无辜吗？不见得。现场反应自不必说，那么三项誓愿均已兑现，也就是足以证明窦娥冤屈之后，楚州上至官府、下至百姓可有一个人为窦娥申诉冤屈？三年大旱是极为重大的灾害，朝廷的监察机制居然失灵，没有一个官员过问缘由；制造冤假错案的桃杌官运亨通。楚州百姓也保持了沉默，当窦天章问及窦娥死后是否建祠祭祀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沉默和冷漠在整个楚州大地保持了整整三年，可见三年大旱与集体沉默同步的，是对应性惩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的话语。对于沉默的可怕性，鲁迅先生认识是深刻的。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先生在看幻灯片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日本人枪毙中国人，他印象最深刻、对他触动最大的是围观者中的中国人“醉酒般的喝彩”。面对同胞被戗杀，麻木不仁的沉默是可怕的，“醉酒般的喝彩”更加令人恐惧。由此，鲁迅认识到精神上蒙昧和麻木，相比起肉体上的病痛残缺更加致命，所以他选择弃医从文，走上了文章警世、文化救国的路子。

刘向当初撰写“东海孝妇”一文的时候，是否有对围观者沉默乃至麻木的警戒，因为缺乏其他材料的旁证而无法揣测。但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时候，这种倾向是存在的，所以他笔下窦娥的三桩誓愿，与鲁迅笔下的“醉酒般的喝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现出一个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的警觉和呼喊。

鲁迅是一个文化斗士，关汉卿也是一个文化斗士。除过留下如《窦娥冤》《西蜀梦》等戏曲作品和部分散曲之外，有关关汉卿本人的历史资料缺失，对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查考。但从他存世的作品来看，他对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行业都是相当熟悉的，侧面反映出他是非常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特别是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就蕴藏着许多反封建、反压迫的元素。在《窦娥冤》一剧中暗含警醒民众的良知和斗争意识的意图，也是完全可能的。

他曾经自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由此可以推断，他正因为以舞台为战场、以戏曲为刀枪的斗争，曾经遭受到元蒙统治者的打压和迫害。从这个方面看，他与鲁迅虽然相隔六七百年之久，但二人也算得上是意趣相投、志向一致的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