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子的一段话堪称预言，两千年后被生动印证

李白在《将进酒》一诗里，曾经写过“古来圣贤皆寂寞”的诗句，可谓是道尽了古来圣贤们的悲苦命运。

今天的人们称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这两位圣人在人生命运及学术命运上几乎有着雷同的遭遇：都是生前为自己的主张和政治理想奔波不休，最终却没有人实行，理想也没有转化为现实。

相对而言，孟子的命运似乎比孔子更悲剧一些。孔子到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个人地位伴随学术地位“水涨船高”，而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位大宗师，却没有随着儒家地位的高贵而得到人们的重视。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将他与荀子合在一起，写成了《孟子荀卿列传》。而且在这个并不专属的列传里，司马迁不单谈了孟轲、荀卿对儒家思想的贡献，也谈了战国时期的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等12个人物。“一锅烩”、泛泛而谈，这不单是司马迁的认识问题，可见在那个“独尊儒术”的时代，孟子的价值依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意识到。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孟子的著作都是被列在“传记”类，也就是“经史子集”中的“史”类。孟子第一次以儒家大宗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已经到了宋朝，宋神宗追封孟子为“邹国公”。“亚圣”的称号则是元朝册封的。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因为孟子的著作中多有“忤逆”之言，而下令剥夺孟子配享孔庙的权利，后来又下令大刀阔斧地删改孟子的著作，其身份地位又一次跌入了谷底。真可谓是生而波折、死亦动荡。

但孟子的思想光芒却从来没有因为帝王们的好恶而稍减，特别是他提出的仁政、民为本、性善论等思想，依然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珍宝。特别是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在他去世两千年之后，竟然在中国大地上变为一出出啼笑皆非的人间活剧。

这段话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见于《孟子离娄篇下》）从思想进步的角度说，孟子这段话最大的价值是将原本“单向输出”、强加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转变为“双向互动”。换用今天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

而由这段话演绎成的人间活剧，则发生在清朝晚期，距离孟子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年。1841年7月21日，英国人义律在海上遭遇风暴，座船主桅杆折断，船上的食物和淡水接近告罄，全船10多个人被困孤岛，命悬一线。

义律是什么人？全名查理·义律，英国人，简单说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元凶之一。当时中英两国兵锋相对，互为仇敌，清政府正在以“抓获义律赏银十万万，生擒白人士兵赏银二百元”的天价赏格，海捕这些凭借坚船利炮侵犯国土的洋人。

洋银十万是什么概念？按照当时的币值兑换及实物购买力计算，一银洋可以兑换3000铜板，当时1升米的价格是10个铜板左右。也就是说，抓获义律可以换得300万升米，一个白人士兵可以换得6000升白米。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而言，这就是典型的横财天降、一夜暴富。

发布海捕文书的清政府也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额赏格一定会激发民众缉捕洋人侵略者的无比勇气，更何况这是事关国土完整、民族大义、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便没有赏格也会有人响应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当时清政府设想的那般乐观，偏偏没有人为这件事卖力，甚至偏偏有人愿意做舍小取大的糊涂买卖。一条中国渔船很快发现了被困孤岛的义律一伙。看到中国渔民，义律一伙自然十分恐慌，以为自己的人头很快就要被兑换赏银了。

意外的是，这伙渔民非但没有立即报官或者设法抓捕，反而试探着与义律谈起了“买卖”。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中国渔民同意护送义律出海，条件是支付3300银洋。十多万银洋与三千多银洋孰多孰少？稍微具备点正常数字意识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发布的悬赏文告这几个渔民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为什么却情愿做这种亏钱买卖呢？

不久，搭救了侵略者义律一伙的中国渔船在航行途中遇到了驯海的大清官船，渔民们迅速将义律一伙藏到船舱里，并且一脸轻松地回应官船官兵的询问：“没有没有。”就这样，犯下了滔天罪恶的通缉要犯义律就这样重获新生了。

搭救义律的中国渔民们其实一点都不傻，相反他们非常精明。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洋人们不论答应多少报酬都会支付的，但清政府的文告不过是戏耍百姓，冒了搏斗、死亡的凶险，辛苦一场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不是百姓因为贪财而不爱国，而是当时的清政府在百姓心目中已经毫无诚信可言，信不过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百姓在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在更大报酬与蝇头微利选择上的极端反常，是对一个腐朽政府彻底失望的表现。但这种彻底失望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以慈禧等为首的清政府的一手“经营”下酿就的。

当时清政府奉行的外交策略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官僚和地主已经把持社会的绝对财富，但为了追求更加奢靡的享受，宁可掘地三尺搜刮百姓，也不给百姓分得丝毫利益；为了让自己的享受“万寿无疆”，又不惜以巨大的财富与外国侵略者寻求媾和。

百姓的爱国热情也是被清政府一点点冰冻、抹杀的。曾经担任两江总督的裕谦，在东南沿海区域广泛招募乡勇，组织抗英队伍。百姓们抛家弃子前来投军了，这位总督大人却在私下里称这些投军者“均属匪类”，丝毫没有对民众同仇敌忾、舍生取义精神的尊重。而且用心非常歹毒，竟然在奏章中写到：“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亦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这岂止是视百姓为草芥，直接是将为国家和朝廷效力的百姓视为仇敌啊。

负责镇江防卫的将军海龄，在英军攻势凶猛，即将破城的危急时刻，他却在专心致志地指挥抓捕“汉奸”，“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则近而杀之”。女人小孩看见清朝的士兵害怕逃跑，就会被当成汉奸追逐杀害。清朝官兵的劫掠杀戮，远远超过洋人侵略者的恶行。

清政府待百姓如同仇敌，百姓自然待清政府如贼寇。镇江战败之后，百姓立刻放火焚烧官船。有些不幸落水的清朝官兵努力爬向船上，百姓就用长杆将意图逃生者逼落水中。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的时候，达官贵人自然早已携带亲眷、细软逃之夭夭了，留守的那些平民百姓就积极帮助英法联军带路、运送粮饷。

当时的英军统帅巴夏里对中国老百姓的反常表现十分疑惑，于是就有人给他解谜：“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而已。巴夏里的疑惑其实就是孟子两千年前的警告或者预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