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审案抓贼，夜晚打家劫舍，揭秘鲜为人知的清代衙役生活

白天审案抓贼，夜晚打家劫舍，鲜为人知的清代衙役生活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官吏”一词就是指所有的朝廷公职人员。但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官与吏是两个相似但绝不对等的职业分工。

简单地说：首先身份、地位不同。官就是官，是由朝廷任命，代表朝廷行使职权的地方或者部门负责人，属于上等人；吏是为官员行使职权服务的工作人员，没有决策权，唯有一丝不苟执行好“官”的命令，属于下等人。

其次是命运和归宿不同。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一般有任期限制，任期满了自然会升迁到上级衙门，或者调任到其他地方。官员因为年龄、健康等原因致仕（退休）之后，虽说不同朝代的退休制度有差异，但基本上有养老保障。

但吏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府衙工作的，一般情况是“扎根地方”，不会有调任等流动机会的，用清代学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里的话说就是“吏则土著世守”。除非是极个别具备特殊技能，与官员的关系特别密切的，就会出现“吏随官走”的情形。例如在电视剧《包青天》里，公孙策就是因为刀笔娴熟、精通法令、精研医道等原因被包拯赞誉为自己的“文胆智囊”，终身跟随包拯，不论包拯是县令还是知府。吏在退休之后也没有俸禄等用以养老的经济保障。

在很多古装电视剧里，经常会看到“吏”的身影：那些手持“水火无情棍”，站立在衙门大堂两侧，官老爷升堂问案的时候“喊堂威”，打板子、施刑具的人，就被称之为衙役或者衙差。这些衙差其实也是分类别、等级的，专门负责侦查案件、抓捕人犯、剿匪擒贼的，叫做捕快（原来是分为捕手和快手的，后来合成捕快）。捕快的头子叫做捕头或班头，最下等的干粗活、脏活、累活的叫做皂隶。

负责看门守院、送迎通报的，叫做“门子”，《红楼梦》“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那个为贾雨村出谋划策的人，其身份就是门子；负责送信、传令的叫“快役”，负责看守监狱的叫“禁足”，俗称“监禁子”；负责抄抄写写、整理文案、代写信函的，类似今天的党政机关秘书的，叫做“书办”；负责查勘凶案现场、勘验尸体的，叫做“仵作”。

距离官老爷最近，位置也最为显赫的当属“师爷”。一般情况下，师爷也有分工，负责一个衙门的钱粮税收的计算、收缴、账目的叫“钱粮师爷”，负责刑名、牢狱的叫“刑名师爷”。师爷在所有的“吏”里面算是最高级的，因为师爷一般是一些不第秀才从事，这些人通文墨、擅文辞，属于“文化人”。而且师爷也多半精通朝廷法令、熟悉官场规则和人情世故，有一定的韬略和计谋，经常会替“官老爷”想办法、解难题，所以属于官员的“智囊”，是一个衙门里“虽没有权力，但距离权力最近”的人。

高级也罢，低级也罢，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畏的“官爷”。但在古代的官僚体系，特别是官员们的眼里，“吏”都是低贱的，属于“贱吏”甚至“贱役”。例如曾国藩曾经在给祖父的书信里就说：“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未秩，下场鲜有好者”。

曾国藩所说的“小吏”“佐杂未秩”就是指衙门里衙役等“吏”，这些人的“危机”和“下场仙游好者”，一方面是官场上风云变幻、祸福莫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双重身份：见官则跪，是仰人鼻息、委曲求全、奴颜婢膝的奴才，在百姓面前，他们则是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的“老爷”；官员有需要时，他们是执行者、爪牙、帮凶，一旦有了祸事，他们则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背锅侠，毫无抗辩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些“下场鲜有好者”的衙役们，其“官面”上的收入也是很微薄的。2004年的《广东档案》杂志里，曾经刊登过一份清代道光年间开建县的官吏“工资表”。“工资表”显示：县衙的大老爷（“一把手”）的年俸是43两5钱白银（逢闰月多补贴3两），典吏（书办、师爷等高级衙役）的年俸是31两，再加上门子、皂隶、快役、轿夫、禁足、仵作和民壮等各色人等，“领工资”的总共52人，每年工资性支出总计656两白银。

根据《大清会典》和清朝军机处文档记载，光绪年间十五年前后，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玉米、高粱、谷子3种粮食计算），平均每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清朝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56.45斤，换算一两银子就可以购买107斤粮食。按照目前市场行情，价格最高的是谷子，每斤4.5元计算，一两银子大约可以折合人民币481.5元。

照这个价格估算，这份“工资表”显示当时开建县全年的财政供养人员的开支是315864元。如果除去“县太爷”的俸禄，其余衙役的总支出是294918.75元，人均年工资约5783元。账算到这里，是不是该感叹当时这些“风光无限”的官爷收入原来如此微薄，还不如现在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额。一个偌大的县，仅靠52名低薪的公务人员就可以维持运转，当时的老百姓的财政负担原来如此之轻！

但这仅仅是错觉，长期以来对旧社会百姓负担过于沉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批驳从来没有错过。错在哪里？首先是这些出现在“工资表”上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编外人员”队伍在吸食着老百姓的血汗。

清朝顺治年间，朝廷规定各个县衙的衙役名额一般是8到14人。清朝统治的近300年时间里，朝廷也是长期按照这个编制定额来核发官吏的俸禄的。但清初到清末的人口是大量增长的，人口的增长也势必带来各项社会事务和地方政府管理负担的增加。事多就要用“人多”对应解决，为了解决衙役力量不足的问题，各级衙门开始用“托名办公”的方式来招收“临时工”性质的衙役。

此风一开，各级衙门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如同面粉加了酵母，迅速地“发”了起来。用《清实录》的话来描述，就是“纷纷入署，托名办公”。到了清朝中期，即便在衙役“比较少”的山东省，小一点的县数百人，稍大一点的县衙役数量就轻松过千人。同样是《清实录》记载，道光七年朝廷责令各级衙门清退“临时工”，仅仅直隶就清理出“编外人员”近2.4万人。道光皇帝面对这个数字惊骇不已，并揣测出“他省谅亦不免”——其他的省估计也少不到哪里去，甚至更为严重。

既然人员编制从顺治时期就核定了，且从未增加过，也就同时说明朝廷拨付的用于工资支出的银子数量也是定额。尽管按照定额的“编内人员”的工资很微薄，但总算是“铁杆庄稼——旱涝保收”，有朝廷在保障。那么这些“编外人员”依靠什么来发工资，莫要说是支撑起吃香喝辣的“幸福日子”，即便是按照低于“编内人员”的标准，维持这些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也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支出。

钱从哪里来？

首当其冲的“财路”当然是税赋加码。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摊丁入亩，百姓绝大多数的税赋是按照田亩来核算的。例如户部核定每亩的税赋是一两银子，各府、州、县为了满足人员俸禄、府衙运转乃至“灰色收入”的需要，就巧立名目会层层加码、逐级翻番，到了从老百姓那里收税赋的时候，就极有可能变成了每亩10两银子甚至更多。这些名目有“签子钱”“节礼”等，当时的官场把这种层层加码叫做“浮收”。

即便是如此压榨百姓，但从名义上来说，用这种手段刮取钱财来“养官”，还算得上是光明正大的“正经收入”。而这些衙役们更加丰厚的收入来源，则是通过更多的“不正经”渠道获取的。

这些“不正经”手段大约有？种。第一就是敲竹杠，搜刮下级，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的“盘剥链”。清代学者段光清曾经亲眼目的：道光十七年，某知县下乡办事，随行的师爷、衙差等加起来竟然有一百多人。办完事，这些人当然不会空手回去，下属自然要根据身份、等级等逐个“孝敬”。对于下属来说，来的都是“神”，哪个都得罪不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孝敬”最终当然是要分摊给老百姓的。

第二就是利用各种特殊技能、特别岗位来收取好处费。例如当“门子”的可以让人交纳进门费、买路钱；仵作可以收验尸费，师爷可以收润笔费，差役可以收平安钱。探视关押的人犯要交探视费，甚至负责行刑（例如打板子、上夹棍、砍头）等，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好处费区别对待……总而言之，但凡有权力的地方，都可以被衙役们“开发”成增收来源；只要愿意，任何一个岗位都可能变成吸食民脂民膏的“肥差”。

第三点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那就是勒索主官。按说，官是管吏的，贱役怎么可能勒索自己的上司呢？但这种情形是普遍存在的。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官往往是外地人，但吏却基本都是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地理精”“生根鬼”，他们多半熟悉业务，更有一些他人特别是“官”所不能的特殊技能，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熟悉地方事务，深谙一些少为人知的“潜规则”“奥秘”。这些“特殊资源”往往就成了用以勒索上司的筹码。

一个新官到任，衙役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摸清官员的底细。清朝雍正时期有个叫田文镜的官员，他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铁面无私，早年也吃足了衙役的苦头。田文镜早年做知县的时候，每到一处地面，衙役们就围着他转，表面上是献殷勤、拉关系，实质上是“动机不纯”：要么是找你的缺点、软肋，要么是抓你的把柄，找你的是非……只要被这群人“围”上，很快就会入了“套”，成为被这些人左右和拿捏的对象。

为了拿捏主官，衙役们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康熙二十年前后，江西省永吉县来了一个新县令。这个新县令满腔热情，一心想报效朝廷、治理地方、善待百姓。衙役们找准了新县令的特点后，立即想出对策，唆使成百个老百姓天天敲鼓鸣冤，几乎全是写鸡毛蒜皮、莫名其妙的琐事、小事，鼓声不息、官司缠身，闹得新县令整天头昏脑胀，沉沦其中无法自拔。无奈之余，只能把县里的事务全部交给衙役办理，自己当了甩手掌柜。衙役们正中下怀，乐得“没有县太爷的名，但有县太爷的权”，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勒索上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一桩奇闻。某县闹贼，县令悬赏白银一千两抓捕盗贼。结果盗贼落网之后，衙役们沆瀣一气，将犯人藏在一个秘密的处所，然后堂而皇之地与自己的上司谈条件。最后，逼得县太爷不得不把赏格提高到三千两，这群衙役才将犯人交出来结案。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四条“财路”：兼职。从古到今，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特长某个“第二职业”增加收入，这非但不奇怪，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事。但清代衙役们的“兼职”就让人难以接受了。清末的李岳瑞是光绪八年的进士，曾经担任过散馆授工部主事、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务，他曾经在笔记体著作《春冰室野乘》一书里，记载过清末衙役的“兼职”情形。

据李岳瑞的记载，在中原稍大一些的县份，衙役里为数不少的人居然是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这些人“黑白通吃”，白天穿上官服，是审案抓贼、维持治安的衙役，光鲜亮丽、威风八面，好不令人敬畏；一到晚上，这些人换掉服装，利用白天“执行公务”时踩好的点，前去打家劫舍，可谓是“日夜兼程”将钱赚，黑道白道两不空。

一条“正经”财路，再加上四条“不正经”财路，“五路财神”就供养出了一个庞大的“寄生虫”“吸血鬼”队伍，他们通过鱼肉百姓、欺压良善满足自己的私欲，在维系自己脑满肠肥的生活之余，也顺便为腐朽、黑暗的清王朝掘好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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