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海战败因新解：优秀的奴才、劣质的将帅

中日甲午海战败因新解：优秀的奴才、劣质的将帅

发生在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阴暗的一幕：清军阵亡3万多人，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并且催生出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历来对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研究很多，有人认为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黑暗，尤其以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太后奢侈无度，几乎穷奢极欲。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将原本计划购买炮弹的经费用来铺张自己的生日派对。

也有人认为，北洋水师虽说舰队排水量全球第一，但是航速不够，机动性相比日本战舰就差了很多。同时，北洋水师训练不足、军纪松弛。曾经有很多文章转述，当时有一个日本高级将领受邀参观北洋舰队，无意间发现军舰的炮管之上晾晒着士兵的衣服，该将领由此断言：若是发生战争，北洋水师绝非日军对手。疲惫与松弛是军队的致命伤，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反应迟钝、操作失当，远远达不到“召之即来，来即能战，战则能胜”的要求。

不可否认，这些研究结论有其科学、中肯一面。更不可否认，北洋舰队所有阵亡将士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的英雄。特别是最后拼尽残躯、开足马力与日军军舰同归于尽，其悲壮、决绝、果敢足以令后世敬仰。

但气节不能替代才干，悲壮也未能改变结局，一俊遮不了百丑。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因为战争失败给当时中国特别是百姓造成的恶劣后果，也不能因为战争结束之际那抹血色的悲壮而稍有改善。耻辱总是要铭记不忘的，对失败根源的总结还是要进行的。

在战争中，装备固然很重要，但将士的士气、素质、战斗的组织才是决定因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领的才干占比相当高。战争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可以击败由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

北洋水师的统帅是丁汝昌。如果将北洋水师譬喻为一个“人”，丁汝昌就是这个人的大脑。一个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客观原因固然有，但大脑的合理选择、准确判断、科学决策才是决定因素。

丁汝昌并非海军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海上作战训练。他原本是太平军里的一员，看到太平军势如山倒、败局已定，就随大流投降湘军。此后不久，又改为隶属淮军。从此，丁汝昌这个名字就与晚清鼎鼎大名、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密切联系到了一起。

清光绪五年，丁汝昌调到了北洋海防。当时，李鸿章正在组建北洋水师。组建北洋水师，李鸿章是耗费了很多心血的，清政府也为此下足了血本——战舰很昂贵，清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但强敌环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办此事。北洋水师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是花了大价钱张罗起来的命根子。

对于李鸿章而言，北洋水师不但是他的心血，也是他个人的命根子。尽管内忧外患、国将不国，但晚清时期的党争依然是“背后捅刀豁老命”，不惜血本、不择手段、不遗余力。斗得最凶狠、斗得最激烈的，当然要属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领的淮、湘两党。

在李鸿章的淮党看来，北洋水师的组建，党争筹码的意义要远比国防力量的意义大太多，威慑敌国倒是其次，让自己的政治对手畏惧、胆怯、惶恐才是最重要的。有北洋水师，李鸿章就足以拥兵自重，淮党就足以掌控朝廷。

所以，当为北洋水师选择主帅，也就是选择将这个一个朝廷赖以自保、淮党赖以自重的“大杀器”交给谁的时候，李鸿章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一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淮党序列的，哪怕这个人才干有多高、品德有多好、战功多显赫，李鸿章一定是排斥在视野之外的。

在这个问题上，堪称“晚清三杰”之一的李鸿章也是算计大于谋划、小人之心大于君子之腹的。忠于李鸿章要比忠于清政府、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重要，听话要比治军严整、指挥若定、运筹帷幄重要，于是丁汝昌就“脱颖而出”，几乎毫无优势地被列为北洋水师司令员的第一人选。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曾经反对重用丁汝昌，但谏言没有得到采纳。

按说，丁汝昌的出身和经历是很难被贴上“忠诚”或“忠贞”这类标签的。他首先是从太平军里变节而来的降将，接着又背弃了一个主子湘军，在一个极为倡导“忠臣不事二主”道德伦理的社会，丁汝昌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的行径，很容易被冠之以“三姓家奴”的名号。但丁汝昌的强悍之处在于，他很快用自己的“出色表现”逆转了自己的形象。

他善于揣摩李鸿章的心思，专捡李鸿章爱听的说。若论口才便利、为人机灵，丁汝昌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在李鸿章这里，他从来没有一句反对的言语，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来一段慷慨激昂的表忠。直到就任海军统帅，丁汝昌依旧是一副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姿态，其毫无主见、言听计从，甚至让人感觉他不是海军统帅，而是李府里的一名下等家丁。

奴才风格被一以贯之地带到了北洋水师的整个群体，驾驭水师指导训练乃至实战的是家奴哲学而非战争科学。更何况丁汝昌仅有一点点长江水师的履历，海上作战乃至最新海军战法训练，他还是一片空白。但如果对北洋水师的整个操纵仅仅是为了取悦李鸿章，那一切空白与错讹就该另当别论。

例如北洋水师的射击训练，完全就是一场场闹剧。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船静止不动，首先派人量好军舰与靶船之前的距离，然后“按图索骥”式地炮轰一气，射击命中率自然非常皆大欢喜。再如战斗阵型的操演，根本不考虑实战需要，也不侧重信号系统的呼应，而是事先拟定好变化次序，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变化就是了。

这种训练，但凡有丝毫头脑的人都会觉得可笑至极。一旦战斗打响，谁会静止不动等着你测量距离，然后等着挨炮轰？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哪个敌人会傻到配合你的“菜单”变化阵型？

但这样装模作样的训练李鸿章看了高兴，他要的就是这种虚张声势的训练，只要让自己的政敌感觉北洋舰队所向无敌，只要让太后、皇帝感觉朝廷的钱没有白花，只要让舆论赞美李鸿章老成谋国、丁汝昌统领有方就足够了。至于真实的情况如何，李鸿章估计心里也清楚，但也无暇顾及。

不论是德不配位还是才不配位，都是必有灾殃的。优秀的奴才兼劣质的将帅丁汝昌误了海军，也误了清政府。中日甲午海战的最后时刻，丁汝昌服毒自尽，手下的邓世昌等管代驾驶军舰以“飞蛾扑火”的自杀式袭击结束了战斗。这也算是好歹为北洋舰队或者说一帮男儿们稍微挽回了一丝面子。话说回来，似乎也没有挽回多少面子，“败军之将，不足言勇”。

但总体上丁汝昌能比另外一个李鸿章的奴才稍微强一点点，更不堪的是淮军陆军统帅叶志超。丁汝昌虽然无能，但史书上留下的个人品行方面的污点不多，但叶志超却是劣迹斑斑。叶志超就是清末腐朽官僚的一个典型代表：爱财如命、胆小如鼠。凭着善于表忠心，善于侍奉李鸿章，善于挠上司的“痒痒”，李鸿章视叶志超为嫡系、心腹，不断委这个“小才”“庸才”乃至“污才”以大任、高官。

除了在巴结讨好李鸿章问题上费尽心思之外，叶志超最擅长的便是吃喝玩乐。坐在陆军统帅的宝座之上，叶志超并不留心士兵训练、敌情分析，而是将大把时间用来摆酒宴、吸鸦片。平壤大战爆发之前，叶志超的小妾给叶写信，劝叶志超关键时刻要多为家里的妻妾子女想想，果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正如这名小妾期望的，平壤之战的危急时刻，叶志超弃城而溜、逃之夭夭。

海军全军覆没，陆军因为叶志超的逃跑丧失朝鲜全境及东北大范围的战争主动权，这就是李鸿章“不寻良将，专用奴才”的用人观导致的结局。丁汝昌服毒自尽，叶志超在逃亡回国之后，面对朝廷问罪，李鸿章又多方奔走游说，救下了这个心腹奴才的性命，让其享寿63岁而善终。大爱家奴，不顾国本，这也算是李鸿章一生的又一败笔。

而最该评判的则是晚清政府腐朽不堪的政治环境，和党争、内斗、掣肘等错综复杂、暗潮涌动内耗，可叹可敬是中日甲午战争中那一帮男儿，可悲可怜也是那一群在陆地和大海牺牲的清廷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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