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言官的四宗罪，概括为一句话：舌下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明朝言官的四宗罪，概括为一句话：舌下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秦始皇当年灭了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希望自己的皇帝位子可以世代相传，秦王朝的江山永固不更。同样是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例外。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初曾经强化了一项制度，本来是想让自己的“万子万孙”当个好皇帝，并因为皇帝当得好而世世代代永远当下去，岂料一番苦心却为明朝的衰弱乃至后来的覆亡种下了祸根。世界上经常有很多人好心办坏事，看来朱元璋也没有逃脱这个怪圈。

当皇帝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皇帝手下的各级官僚扮演的就是将细分的皇权和社会管理权付诸实际，使其发挥效能的角色。任何权力都需要约束和监督，放任的权力在任何时代都是灾难。为了让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规规矩矩行使皇帝赋予的权力，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

皇帝显然是各级官吏权力无可非议的第一监督者，高级官吏的升迁、任命乃至生死存亡，换个角度就是皇帝行使监督职能的手段。一个国家那么大，大小官员不计其数，皇帝一双眼睛当然盯不住，于是又设立专门机构和岗位分担皇帝的负荷。以明朝为例，都察院是监察机构，都察院御史和设立在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就是由官方任命的监督员。配合上级监督下级、同级互相监督、下级监督上级，百姓监督官吏，仅仅从明面上，朱元璋已经布设出了一张各有分工、互相制衡、纵横交错的权力监督网。

朱元璋是草根皇帝，青少年时期曾经深切感受过权力失控、官僚腐败对朝廷乃至百姓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这张权力监督网构建完备之后依然心里不踏实，于是又从秘密战线的角度组建了锦衣卫组织。锦衣卫官员的选拔任命由皇帝钦定，薪俸发放从内府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里列支，工作调度只听奉皇帝的诏令，是名副其实的皇帝私人组织。这些人不择手段、无孔不入，实施着对官员、百姓的全方位监控。单纯将锦衣卫定义为特务机构是不中肯的，它存在的本质意义依然是为了对权力进行监督。

这样一来，阴阳、明暗两套监督网络全部布设成功，或许在朱元璋看来，对官员、贵族乃至百姓的监督已经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了。很快，朱元璋又想到，一个王朝权力最大的是皇帝，尽管必须将皇权的绝对性、权威性作为前提，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百年之后，后继之君也能像他一样英明神武、聪慧睿智（当然这只是对朱元璋自我感觉的揣测），万一自己的子孙里冒出一些滥用皇权、为祸社稷苍生的皇帝怎么办？

于是，必须建立一套用来监督和制约皇帝权力的制度来，朱元璋将眼光放到了对言官制度的改良上。言官就是前面说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类似以进谏、弹劾、纠察为本职的官员。言官因为掌握着舆论监督这个特殊权力，所以历朝历代对言官的选拔相当慎重。北宋时期的司马光曾谈论过言官的选择标准，“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言官选拔标准要高，必须慎重，这是因为言官实施监督的武器是国法朝纲、道德伦理，“打铁须得自身硬”，自己在道德品行方面不过硬，怎么去纠弹别人。

所以言官制度历史悠久，并非朱元璋的首创。但朱元璋为了让言官能够有保障地实现对上至皇帝、下至臣民的全方位监督，特意对传统言官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一项就是重启不杀言官的传统。不杀言官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与臣民约定的规矩。随着宋朝的衰亡和元朝建立，这项政治传统逐渐丢失。朱元璋重新拾起了这项制度，并且以“圣训”和《大明律》的形式，将其确立为子孙不能擅自更改的政治制度。

人常说“忠言逆耳”，言官们的纠察和劝谏，在很多情形下都是违逆皇帝的意志或者情绪，触怒皇帝并惹来杀身之祸是经常会面临的。不杀言官制度的重启和强化，其本质意义就是赐予言官生命保障。言官错了，或者惹皇帝不高兴了，你怎么处置都可以，但不能伤害言官的生命，朱元璋再次重申了这条底线。

朱元璋做皇帝期间，在制度构建方面有许多建树，但真正“拥有个人知识产权”，也就是由他首创的制度并不多，或许只有锦衣卫等数得清的几个。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擅长“拿来主义”，善于从历史上去搜寻、挖掘一些有价值、有效果的手段，稍加“润色”即化为己用。或许朱元璋认为，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皇帝，经历上的高度相似使得朱元璋模仿赵匡胤的倾向更为明显。朱元璋重启了赵匡胤开国之初不杀言官的政治传统，也抄袭了赵匡胤的后世子孙宋仁宗赵祯的一项专利发明。

今天的人们对宋朝的第一印象是宽容，这种宽容不仅仅体现在皇帝开国不屠戮功臣，君臣之间相对和谐、宽松的相处关系，还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大开放、文化方面的大融合等。特别是言论自由方面，特别为后世的文人所向往。“武夫好打，文人好骂”，文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激扬文字或者语言，评论时事、针砭时弊，更激进一点的或许会批评、攻击一些时要人物和当权派。宋朝宽容的政治气质，让文人的这个特色可以尽情释放。

历史往往会出现很多矛盾冲突，且“矛”与“盾”又特别令人难以理解地并存的情形。司法监督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这条原则同样可以推演到舆论监督的领域，即“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可见不论何种监督，都必须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重事实、重证据，司法者以“莫须有”“腹诽”治人之罪，舆论以造谣中伤攻讦他人，势必鸡飞狗跳、乌烟瘴气。然而，在被文人认为最为宽容的北宋，在北宋乃至整个封建时代里被认为最为仁德的皇帝宋仁宗，却开启了“风闻奏事”的先河。

所谓的“风闻奏事”，就是允许言官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据的情形下，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虚构情节展开各种奏报和弹劾。即便最终查证并无此事，皇帝也不会追究弹劾者造谣诬陷的罪责，甚至还会勉励被弹劾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风闻奏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封建帝王看来，想方设法让执政大臣与言官之间斗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让朝臣四分五裂而不是抱团对付皇帝，似乎更有利于皇帝权威的维护。朱元璋抄袭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强化权力监督的考虑多半是次要的，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估计才是其原始意义。

宋朝是宽容的，宋朝是相当倡导言论自由的，所以宋朝重视言官的选拔、使用和保护，乃至有“风闻奏事”这种奇葩的创举诞生，期间的总基调依然可以看作宽容，这似乎并不矛盾。但以功臣屠戮殆尽为开端，以多次大规模杀戮完成政治清洗为后续，以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政治为贯穿整个王朝始终为背景的明朝，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宽容气息，但恰好就是这个极度不宽容的时代，却因为有不杀言官、风闻奏事等制度、传统作为保障，成为了整个封建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也就是言官活动最为频繁、言官分量最为浓墨重彩的时代。

皇帝与诤臣的典范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但问题在于，谏言者与被谏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一个仗义执言、有错必究，一个虚怀若谷、纳善如流。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还是春风化雨、“和平”解决了。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是谏臣与君主关系的典范。但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不会惊心动魄，不会有跌宕丛生、悬念重重的戏剧性效果。

而明朝的言官，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又或者是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类似唐太宗与魏征的和谐只能树立典范，但产生不了戏剧化效果。明朝言官所面临的情形经常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猛兽相逢，势必生死搏斗。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且偏重与悲情色彩的案例，几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之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例如严嵩父子专权，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万历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例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不被言官“骂”过，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被打压、约束。当然，这期间言官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言官当然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纠弹不已……从这个角度说，言官们的存在及其作为，以有为争有位，以效果见证价值，积极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有效制约了皇帝、权臣，防范了权力滥用，维护了明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言官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言官中的很多人因为进谏而获得的“诤臣”“忠臣”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则必反。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被过度保护而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下山猛兽。朱元璋当初的制度设计，起初的确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的反向制约的缺失，使得制度缺陷最后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

但凡历史评论者，总是喜欢将那些言官树立为正义使者和道德化身。暗自揣度，或许是因为评论历史的人也多半是文人，而那些言官们也基本是文人。兔死狐悲，同类相怜，所以很容易笔下留情，进而有意拔高，进而着力粉饰。但明朝的言官，却不得不让我们换个视角去看待这个历史色彩太过浓厚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罪过，可以用“滥”“贪”“凶”“狠”四个字来高度概括。而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明朝虽然表明上亡于崇祯当朝，但实质上在万历皇帝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了。而明朝死亡气息的加重，言官们“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是上至天子、中至群臣、下至百姓，言官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至极，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明面上的言谈举止，暗处里的闺阁秘事，都可以堂而皇之成为言官的把柄。即便是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可以按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推理演绎。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骂，弹劾、批评泛滥成灾。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仅听官职名称“评事”就可以得知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他曾经给万历皇帝写过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措辞极为激烈严厉，几乎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奏疏里，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了极点的，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禽兽。如果今天的人们面对这样的攻击谩骂甚至人格侮辱，脾气暴躁的很可能当场爆发，大打出手，冷静、理性的也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可惜身为皇帝，拥有最高权力的万历，也只能忍气吞声。实在气不过了，就把雒于仁革职为民作罢。在整个明朝，除过朱元璋敢下狠手，朱棣敢于把顶撞自己的方孝孺株连十族，再没有哪个皇帝敢于因为言论而杀戮官员。杀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愿意背负的罪名，这也成为明朝言官弹劾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

言官往往以朝廷的清流自居，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圣训国法、纲常伦理、道德公义的掌握者，所以一旦出口就理直气壮，给人一副公道正派、大义凛然的感觉。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些发生在明朝的弹劾案例，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言官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于公理道德实施口诛笔伐的。言官们很可能不贪财色、不谋富贵，但他们贪恋名气、名声、名望。名与利是对等的，是无形资产，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利益。对于名的刻意、肆意追求，其本质也是一种贪婪。

为了求名、出名，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已经是小儿科了，言官们公认并且一贯奉行的风格是事有唯恐不骇人听闻、立论唯恐不偏执极端、言辞唯恐不夸张激烈。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弹劾会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纠察是不是有利于延续国运、匡扶正义，他们只是追求一“骂”成名天下知，最好能够因“骂”而身死，则可以万古流芳，成就保质期、收益期更长的名声。更为阴暗的动机是，言官的将“骂”这种舆论监督手段当作政治斗争、势力博弈的武器，通过无限制攻击提高整个言官群体的政治分量、社会影响，进而维护群体势力的扩张。这是不是贪？如果要以对名气这个无形资产作为评判贪官的指标，估计明朝会有很多言官名列榜单。

言官们都是文官，文人就该文质彬彬、斯文儒雅，但明朝言官的“凶”超越了人们对文人的人格设定。当权者当然要骂，当权者在野之后还要骂，甚至死了之后继续骂，估计他们所追求的效果就是骂倒、骂死、骂臭，骂到身败名裂，骂到死无葬身之地，骂到遗臭万年。类似于今天的人们发表言论动辄牵扯明星、政要一样，为“名”而活的言官们，要实现轰动效应，要实现最高投入产出比，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去骂朝廷重臣、骂皇帝了。

崇祯时期，明朝已经奄奄一息了，堪称北陲屏障、朝廷支柱甚至明王朝救命稻草的袁崇焕，“寿夭多因诽谤生”，被言官们骂到罢职夺权，骂到千刀万剐。崇祯之前的万历皇帝，起初是相当励精图治，明朝也显现出了令人欣慰的辉煌10年，几乎就是“万历中兴”的预兆，却很快演化成了明忘之前的“回光返照”。为什么？就是言官的杰作。

雒于仁之外，还有很多言官前赴后继、络绎不绝，对万历皇帝展开了无理由、无底线的，苍蝇乱舞式、群狼撕咬式攻击。廷杖、诏狱、革职都不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能选择沉默、逃避，一个本来雄心勃勃的皇帝，只能言官的围歼之下成为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六不皇帝”，怠政30年。一个皇帝30年不做为，也就难怪人们会得出“明实亡于万历”的结论了。

积极做事的大臣被骂倒骂死，想延续国祚的皇帝被骂得装聋作哑、龟缩不出，骂得整个明王朝根脉尽断、生机全无，朱元璋打下来并且苦心营造的这个江山，焉有不亡的道理？清军入关以后，南明小朝廷虽说偏安一隅，但至少还有半壁江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还不至于说是苟延残喘，对付同样有几十万军队的清朝，还是有一定的翻盘可能的。到了这个地步，最是应该文武一心、万众齐力维系运作、养精蓄锐的时候，可惜那帮言官们似乎是唯恐明朝不亡，依然是扛着朝纲、道德的大旗或者是刀剑，到处“杀伐”不已。他们“杀伐”的对象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而是在朝廷内部搞斗争、搞分裂、闹内讧。

人常说“舌下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言官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搅得明朝皇帝当不好、大臣干不了、百姓活不成，最终败亡灭国，但人们又很难去追究言官们的罪责。因为语言是无形，而且其中任意一条可以致人死地的言论又都有大气堂皇、不可辨驳的道德支撑。而到了明朝彻底灭亡，所有希望的火种都被唾沫星子浇灭之后，那些曾经自认是道德高尚、公理化身、正人君子的言官们又怎么样了呢？估计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迅速“顺天应命”“识时务为俊杰”转身投靠了清朝，他们的气节、风骨转变之快、之大，估计他们也很难为自己解释。至于到了清朝之后，明朝言官群体因“谏”而活、除死方休的狠劲，估计也就从此断了“法脉”，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个新主子脾气不好。但凡那些难缠的人，欺负的多半是脾气好的，一旦遇上了比自己更狠的角色，他们就立马变成了乖巧柔顺的可爱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