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郭巨埋儿，今有儿子活埋79岁母亲，天经地义何时成尴尬？

古有郭巨埋儿，今有儿子活埋79岁母亲，天经地义何时成尴尬？

据新京报、中国广播网和华商报等媒体消息，5月6日，陕西省靖边县男子马某，将自己已经79岁的瘫痪母亲活埋。所幸被活埋的年迈老人被及时救回，涉嫌故意杀人罪的马某也已被警方控制。这则新闻不由让人想起最早出现在晋代文献资料的故事“郭巨埋儿”。

在传统孝道教育题材里，“二十四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二十四孝”里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晋代有个家庭贫困但生性孝顺的人郭巨，因为看到儿子分吃母亲的饭，担心母亲吃不饱，就决定将儿子活埋，以减轻家里的口粮负担。

这个故事被选进古代的孝道教育题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非常荒唐的。郭巨作出埋儿的决策，所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道德选择。一个是与自己有着深厚养育之恩的老母，一个是自己生养的亲生骨肉，“孝”与“慈”本身就是一个对等的道德模型，任何一边的舍弃，都是违反人伦的。但郭巨最终在两种亲情之间选择了一种，以舍弃儿子的生命成全自己的孝道。“孝”被作为了最高准则，这或许就是这个残忍故事之所以被成为长久流传的孝道范例的根本原因。

埋了儿子，节省下粮食赡养母亲，郭巨夫妻想必是经历了一番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的情感挣扎与道德搏斗；郭巨的母亲，当得知自己的生命延续是以孙子的死亡为代价的，估计她以后的日子也很难心安理得；至于那个不幸的孩子，他也有生存的权力，但不幸他是晚辈，只能在当时的道德框范之下毫无选择、无法抗拒地接受这个残酷抉择。这则故事中的任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悲剧人物；而造成这则悲剧的，并不是人性，而是贫穷。

好在这则故事有一个角度太过刁钻的“拐点”：郭巨在为埋葬儿子挖坑的时候，挖出了一釜（圆底无足的炊具，现代锅的前身）黄金。因为一锅黄金的出现，这场悲剧顿时转化为喜剧，因为郭巨家的经济危机解除，吃饭问题无法成为阻止郭巨实现“敬老”与“爱幼”双重责任的桎梏。

本来故事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东晋的干宝在《搜神记》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忠于事实的缘故，还是为了彰显这则故事的道德内涵，特别赘述了那口装着黄金的锅上还写着这样的文字：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细细想来，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人已经被贫穷潦倒逼迫到了需要活埋儿子以养活母亲的地步，有幸挖出一点救命的黄金，还需要以上天的名义来明确这笔钱的归属权吗？这是不是作者对当时民不聊生、弱肉强食社会环境的一种暗讽？

后世对郭巨的争议是很大的（当然“二十四孝”里有好多个范例都值得商榷），明代的刁包骂他“过于好名”，清代的袁枚说他“大罪也”。但后世的人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骂人是很轻松的事，因为站着说话腰不疼，这些说话、写文的人，多半都没有遇到过，甚至没有想象过郭巨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和道德困境，置身事外的人总是比别人高明和高尚。

而且，郭巨当时所面临的情感挣扎似乎要更多一些。今天的法理思维认为，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任谁都无权剥夺他生存的权力。而按照当时的道德理念，儿女是父母生养的，属于父母的产品或财产，父母是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置的，所以古代社会才会有“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规矩。这个规矩单向下行，无所谓对等；一旦违背方向，就是忤逆大罪。郭巨绝不能埋了自己的母亲以养育自己的儿子，他不愿也绝不敢。有这个被当时的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框范，郭巨在作埋儿养母的决策时，所承受的负罪感就会减少很多。

“毒蛇咬手，壮士断腕”，在现实比毒蛇还要阴狠歹毒的时候，一个人就必须作出某种抉择。郭巨所要断的几乎是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是自己的母亲，一只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必须断掉一个，否则都不能活。这个时候的郭巨，相比美好的名声对他毫无意义，会承受什么样的罪恶他也有所准备。他最终刚毅决绝，把定夺的筹码加到了“孝道”的托盘上。

今天的人们将孝道乃至由此衍生出来的“三纲五常”作为压迫、束缚、摧残人的大山、钢索、毒药，但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人性与伦理等人类的根本话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将孝道从中华文明的根脉里割裂出来、抛弃一边。在被剔除了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的元素之后，孝老爱亲依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现代人有有个口头禅，叫“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天经地义”并非是用来调节财产、经济关系的，而是指根本的伦理规则。《孝经》里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认为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而一个人孝敬父母则如同天空按照四时运转、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丝毫不能违逆。在此后的千百年，孝道一直是被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第一道德标准，被奉行不已的。

而在5月6日，马某活埋自己瘫痪在床且已经近80岁母亲的行为，却不得不让人再次探究孝道的意义。郭巨活埋自己的儿子是为了养活自己的母亲，践行自己的孝道。即便是清代袁枚说的他有“大罪”，但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而动机则是以一个恶来实现另一个善。但马某呢？据有关新闻，身为长子的马某虽是农民，但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这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窘迫到非得亲手杀死一个亲人才能活下去。而且马某还有一个弟弟，79岁瘫痪母亲的赡养和照料是在两兄弟之间“轮换”的，按照常理推测他应该不至于被现实逼迫到杀人，甚至是杀害自己亲生父母的绝境。

在法律没有作出最终判决之前，马某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犯罪动机之前，我们实在是无法揣测，当马某用一辆手推车拉着自己的母亲，去寻找荒废的墓坑，将母亲丢弃到进去，然后铲土活埋，并亲眼看着自己母亲的挣扎和求救的神情的时候，他曾经经历了一番怎样的心路历程。即便被活埋的并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养育数十载的亲生母亲，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乃至是仇人，马某在作出犯罪决策、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难道没有过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一个79岁的人，虽然生命已经不再鲜活，但生机犹存，求生的欲望依旧顽强，当眼看一个生命要因自己而结束的时候，被孟子称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也荡然无存了。马某这一系列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按部就班的行为，足以说明他已经冲破了所有的底线。

什么叫惨绝人寰、禽兽不如，马某的行径就是。这样的行径也无法用“孝道”这样一个高规格的道德准则来评判。马某的犯罪行径，势必面临法庭的审判和舆论的声讨。但当我们把目光的焦点稍微从马某这一特殊案例上稍作拓展，就会发现孝道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我们扪心自问，虽然我们没有马某那般残忍和不堪，但我们是孝顺父母的人吗？当前社会下人们理念里的孝顺，与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又有多大的差距呢？

传统的孝道文化，其根本依据或者说成系统的框范就是《孝经》。在《孝经》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孝被按照社会职业分工或者身份差异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个层面。而对于庶人提出的孝道准则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而《孝经》所提出的对于庶人之孝的标准，也可以近似地看作是对孝道的最低要求。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孝道的最低要求就是给予父母物质保障，赡养他们的身体。至于孝道所要求的在其他更高的标准，由于牵扯广博，此文不再延伸。在当前的很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子女成家立业之后，往往会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很多年迈老人不得不继续从事与自己的年龄、体力不相应的耕种劳动以养活自己。

传统观念认为养儿为防老，但像马某这样几个兄弟姐妹“轮换”照料老人的，在农村地区并不罕见。尽管那些年迈之人非得遭受奔波之苦，但好歹算是漂泊之后尚能落脚。在城市家庭，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各居一处，除非逢年过节回家探望，平时不闻不问。失去了子女对失去劳动、生活能力的父母的物质供养，这些现象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不孝？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陪伴父母，给予父母安全感和心灵上的慰藉，这是孝道上升到精神层面供养的要求。但我们太多的成年人，每年有多少日子在陪伴父母？每年探望过多少次？每年给父母打过几次电话？如果可以采用大数据技术评判我们的孝顺水平，并与父母当初给予我们的数据进行比较，相信很多人会很汗颜。至于不能忤逆、顶撞、违逆父母，在今天的社会相信是司空见惯的。

当然，古人又对孝道作出了“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的阐释，这似乎可以让我们的很多不孝之行在心灵上可以获得一面遮羞牌。无法供养老人，甚至反过来“啃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压力都很大，自己也不宽裕；无法陪伴老人，是因为我们必须背井离乡去谋生；无法与父母同居一处，甚至与父母发生种种冲突，是因为年龄差异带来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方面的强烈冲突；不能采取固定供养的方式让老人免于奔波，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利益难以协调平衡……总而言之，似乎都是尽了孝心，但不过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孝道文化的弱化甚至是缺失，当然也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大背景在发力。传统的孝道建立的基础是一个近乎纯粹化的大农业社会。大农业社会下，一个人的生产生活物资的取得乃至耕种技术的习得，基本依赖与父辈的传承和教授，子女对父母有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天然且强相关的关系。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人们不再单纯依赖土地和农业生产维生，子女一旦成年就会有很多种机会和选择自谋生路，从而摆脱对父母的依存。失去了经济基础的父辈权威就逐渐弱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受生产条件限制，必须依赖家庭、家族、村落的互助合作，这种因为生产关系、宗亲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几乎封闭、名副其实的熟人社会。再扩大一步，整个社会也通过一定的法令或者规矩（如举孝廉制度），将孝道文化与个人的政治、经济待遇联系起来。这种社会结构或许有诸多不利，但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履行孝道，则能得到尊重、赞美、声望乃至功名富贵；反之，则会成为被人唾弃的对象。古代有很多作奸犯科的人，但因为他们孝敬双亲，人们也似乎会宽宥他们的其他罪过，而给他们冠之以“义盗”“义贼”之类的美名。这种反面例证似乎也是孝道文化在传统社会权威和力量的见证。

今天的人们不再依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便捷的交通条件让无数人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孝道文化赖以施行的熟人社会基本已经开始解体。城市之中自然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里之间互相不知道别人的家务事。农村之中也基本如此，有的子女可以很多年在外打工或者干脆移居他乡，他们逃离了家乡，自然也就逃离的孝养父母的责任，更逃离了熟人世界对自己的监督和谴责。“眼不见心不烦”得久了，也就逐渐习惯以致忘却了。

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不容忽视。传统孝道文化讲究敬老爱幼，父母必须养育子女，并且将子女是否成才、是否成家立业当作自己天赋的义务；但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今天的很多人认为子女成年之后就该独立，子女也顺理成章地认为父母老了之后自己也无需赡养。在郭巨所处时代，父母是子女的绝对权威，拥有者包括所有权、处置权、控制权在内的一切权力，但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已逃离了这套藩篱，法律也赋予每个人独立的人格和权力，父母抗拒、违背甚至顶撞父母，在今天的法治思维之下似乎再正常不过。

诸多因素的叠加，让孝道这个曾经扮演者传统社会纽带，并且在今天依然被尊为美德的事，变成了一个想起脸红、谈起尴尬的社会性话题。由孝道缺位而引发的家庭矛盾、家庭暴力事件也不鲜见。在一个已然富起来的社会，在一个尚且不至于穷困潦倒的家庭，居然也冒出了儿子活埋瘫痪母亲的惨案，这的确太过于骇人听闻。

尽管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但孝道始终是不能放弃的。重拾孝道文化，既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刚性需求，也是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基础。尽管今天的人们摆脱的对父母的物质依赖、技术依赖，逃离了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我们也已有足够的权力、能力与父母抗衡，也可以找出诸多理由为父母的失养、失陪辩解。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商业思维来看待孝道文化？

传统的孝道文化既是社会行为，也关乎个人德行修养。但商业思维非常简单，那就是等值交换。今天的那些不孝或者正在不孝边缘徘徊的人，是否可以估算一下你吃用了父母多少？父母陪伴了你多久？父母为你操了多少心？“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扪心自问一下：父母给你的，你是不是偿还回去了？即便孝敬父母不是“天经地义”，而“欠债还钱”是，那偿还欠父母的债，顺便也践行了孝道，是不是也该理所应当呢？

看到马某活埋瘫痪母亲的新闻，彻夜难眠，草创一文，希望可以引起社会对孝道的关注和思考。马某的案件发生在5月6日，而三天之后的5月10日，是母亲节。埋母案与母亲节联系起来，实在让人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