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开荒地自给自足，而要给地主“打工”？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古代社会，理论上说人少地多，“开荒”似乎不难，只要把荒地侍弄好，做个手里有粮的自耕农，甚至“喂马劈柴照顾家园”，这“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岂不比那些给地主家“扛活”的佃农自在？但遗憾的是，如此“美好生活”，基本是留在想象中，放在漫长古代史上，并不现实。

　　首先一个实打实的难题，就是古代农民“开荒种地”，那高昂的生产成本。且不论稻种农具等必要支出，就说最“刚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人使用耕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先进的铁农具装备，一两头使用中国曲辕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时期欧洲六至八头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这样，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养牛”的负担也绝不小。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经典作品《少林小子》里就有生动情节：两位力大无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带着一群半大小子玩命开荒种地，盼着攒够钱娶媳妇，可一年省吃俭用下来，也不过“攒了两条牛腿钱”。

　　而比起真实的历史，这剧情也毫不夸张：就以商品经济无比繁荣，“集约养殖”技术空前发达的宋代来说，虽然由于养殖业的进步，宋代耕牛产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每天单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费用。南宋学者方万里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养八头牛，每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到最后由于官府负担不起，以至于“牛存者一头”。这哪里是养牛，分明是“养大爷”。

　　养牛如此花钱，那买牛呢？还是以宋代为例，耕牛的“市场价”，也是随时代波动。以《宋会要》的记载，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大约是三贯钱。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十贯钱，南宋年间更涨得没边，长期保持在“四十贯钱一头牛”的“高价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贯钱。宋仁宗年间的县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贯（还经常被克扣）。“买牛”这事儿，对于这类官宦家庭来说，也真不轻松。

　　官员“买牛”都不易，普通的农民“买牛”，当然更不易。“二十亩地一头牛”这愿望，放在古代好些时候，对于农民来说，真是一辈子的奢求。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农村生产里常见的现象：普通的佃户，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苏轼的形容说，宋代许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动辄有三五百佃农，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作。唐宋年间的自耕农们，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学者邢铁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户，全年口粮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产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这牛再金贵，也得租。

　　所以，放在中国历代“鼓励垦荒”的年月里，为鼓励农民垦荒积极性，统治者们也无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盐业利润收购耕牛，再借贷给北方农户。甚至战死的士兵家属，也可以享受“官给耕牛”的待遇。只这一条，就叫多少北方军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擞给曹操卖命。

　　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里，“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曾四次拨出专款，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垦荒农民，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规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后，即位没一个月，就对山东河南的农民“以官牛给之”，在整个永乐年间，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还命官府打造相关农具，一道“配套赠送”。

　　正是由于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农业高速发展，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一倍，国家储粮“宇内富庶”的好景象。但这类“送耕牛”的好年月，也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哪怕农民家里穷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灾，欠了一屁股债，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学者陈恩叹息的那样“再供租约赁耕牛”。

　　一头牛，都意味着这么重的负担，再算上天灾丰欠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一户“垦荒”的农民，负担更是可以想。哪里能想开荒就开荒？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牵头牛来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农户天生神力，靠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园”。可这田园能维持几代，也同样是这大问题。哪怕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一直稳定不变。封建王朝的盘剥与土地兼并，都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

　　还是以宋代为例，宋朝号称“富宋”，统治者“不遏兼并”，宋朝农民的负担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二税”的数倍。更狠的却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钱的富户往往要担任“衙前”，也就是组织劳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钱人不会扛这锅，稍有钱的自耕农就倒了血霉，服一次劳役下来，就给折腾到破产。

　　发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间，以名臣韩琦的叹息说，许多自耕农地不敢种，牛不敢养，家里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误会有钱”，弄成“衙前”就糟了。发展到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役，几乎是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这样的光景，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

　　看过这类景象，大概也就明白，为什么“优雅”且“皇帝仁慈”的北宋，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但凡能让农民安心种地，就绝不会闹。

　　发展到明朝，情况就更让人深思。明初号称“轻徭薄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农民承担的赋税，也是不知不觉就涨。明朝弘治年间时，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走了样，万历亲政后，东南农业赋税“折银”，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还是那些地，赋税滚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农，都是苦不堪言。

　　赋税如此沉重，交不起税的农民们，自然也不得不舍弃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沿海，土地兼并的新一轮狂潮掀起。享有特权的皇室官僚们大量兼并土地，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沦为佃农。然后就是“富者田连阡陌……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租税额如故”。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财富惊人的东南地区，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里。

　　如果说在富庶的东南，贫穷的农民尚可做佃农，那么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农民的处境只能更糟。同样是土地兼并，同样是沉重的赋税，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只能举家逃亡，变成了各地的流民。比如陕西西乡地区“富民置产，弃多贫民”，甚至“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饱食终日的明末士大夫们，一边“收集”着土地，一边骂着流民，殊不知，那最后推翻明王朝的“流民”力量，何尝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无数兴衰背后的真相。“垦荒难不难”的话题背后，是多少发人深省的思考。

　　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朱伯康《中国经济通史》、孟庆远《逐鹿神州》、唐 晔《宋代养牛史》、吕晓玲《环境与利益博弈下的宋代耕牛租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