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克贵族特性、军国主义制度，探析普鲁士精神形成的历史成因

普鲁士是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位于欧洲的中部。在德国统一前，普鲁士曾经和奥地利同为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最强大的两国邦国，堪称欧洲列强之一。19世纪中期，在经历了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以后，普鲁士统一了除奥地利帝国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由于这层历史渊源，普鲁士也就成为了德国近代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一战和二战期间，德国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军国主义皆来源于此。那么，在神圣罗马帝国长期处于内部分裂的环境下，普鲁士的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呢？这就需要从普鲁士的立国进程开始聊起了！

边缘地带的崛起：勃兰登堡、普鲁士

中世纪前期，德意志的前身东法兰克王国为了从西斯拉夫人手中夺回易北河以东的领地，在这里建立了前方哨所，即勃兰登堡。1134年，萨克森地方贵族阿斯卡尼家族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塔尔三世手中获得了这块领地的统治权，便开始长期奉行向东扩张的路线。到了13世纪初逐渐以柏林城为中心的边地侯爵领地，并于13世纪末将其领土扩张至波兰西境的维斯瓦河流域，逐渐控制了西斯拉夫人滨海地区——波美拉尼亚。13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勃兰登堡侯爵获得帝国选帝候称号。

与勃兰登堡相比，普鲁士的发展更具传奇色彩。这片滨海土地曾经是波罗的人的领土，却于12世纪末遭到波兰封建贵族的入侵。作为西斯拉夫族群代表的波兰人，很快就在维斯瓦河口构建了但泽城堡，但遭到波罗的人的顽强抵抗。眼看着古普鲁士人能够从同族立陶宛人那里获得支持，而此时的波兰却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之中。于是波兰贵族马佐维亚公爵被迫向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求援。彼时，十字军东征遭受挫败，条顿骑士团也因此另寻他处，机缘巧合之下便于1230年和波兰贵族立下约定，负责进攻普鲁士并分享被征服土地的管辖权。

在条顿骑士团以军事管理和宗教禁欲主义进行统治的过程中，普鲁士逐渐形成一种迥异于国家意识的超个人效忠观念，并将对未来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此后，骑士团一方面招徕移民、同汉萨同盟展开广泛贸易，另一方面则大举入侵波兰，对波兰和立陶宛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波兰和立陶宛在俄国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并于1410年在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了骑士团。此后，普鲁士接连内乱，并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导致国家元气大伤。1466年，骑士团不得不与波兰签署《托伦和约》，领地遭到削弱，并成为波兰的从属国。

直至此时，勃兰登堡与普鲁士都未曾发生密切的联系，即便二者均出现了德意志化趋势。然而，霍亨索伦家族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将这两个不同历史起源和相互独立发展的地区连结在了一起。霍亨索伦家族本为德意志士瓦本公国治下的一个小贵族，但是就和12世纪的萨克森地方贵族阿斯卡尼家族一样，不甘寂寞的他们通过联姻、赎买、行贿等手段，逐渐从10世纪统领瑞士北部纽伦堡小贵族发展壮大成为同时拥有纽伦堡伯爵和勃兰登堡侯爵两大领地的“望族”。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的纽伦堡旁系阿尔布莱希特当选条顿骑士团首领，从此普鲁士和勃兰登堡开始同属于一个家族的治下。

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的命运选择

阿尔布莱希特执掌骑士团期间，采纳了马丁·路德的建议推行宗教改革，使得普鲁士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掣肘，成为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领地，只是对波兰的臣属地位依旧未变。不过，阿尔布莱希特这一脉毕竟是家族纽伦堡领地的旁支，这让身为家族嫡脉的勃兰登堡侯爵如坐针毡。毕竟，历史上旁支反向兼并嫡脉的事情屡见不鲜，春秋早期的中原霸主晋国就曾有过“曲沃代翼”的旧事。所以，勃兰登堡侯爵通过联姻方式，在阿尔布莱希特的儿子逝世以后，成功攫取了对普鲁士的法定继承权。为了防止波兰从中作梗，选候大肆贿赂波兰的王公贵族和议会以换取他们的认可。161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正式成立。

在公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里，勃兰登堡侯爵故伎重演，又将莱茵河下游的大片领土纳入囊中。只是，伴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日趋激烈，这一进程被强行打断了。在控制了德意志西部下莱茵河地区之后，霍亨索伦家族拥有了近距离接触西欧较先进地区的便利，从而为其日后开拓经济贸易、增强实力奠定了良好的条件。只是，纵观家族的整个领土，主要分为普鲁士、勃兰登堡和下莱茵地区，这其中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的地理自然环境最为接近，在早期开垦殖民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容克贵族地产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至于下莱茵地区则凭借稠密的人口、肥沃的土地以及西欧发达经贸的影响，逐渐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基地。

三大板块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形成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增强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的综合实力。然而，由于空间上的相互割裂、缺乏共同边界等原因，导致其内部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地缘需求难以达成统一。三块领地分别从属于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实，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离心趋势。所以，当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不可避免的烧到自己的领地上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再度面临一场关于命运的选择。

三十年战争和大选侯时代

三十年战争爆发于1618年，这也正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成立的那年。战争后不久，丹麦、瑞典等干涉军就以新教徒守护者的名义入侵德意志北部，烽烟四起、饿殍遍地、人口骤减。此时的勃兰登堡选帝候名叫格奥尔格·威廉，他是一位懦弱、胆小的人，任凭瑞典国王长驱直入、威胁其对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却不敢有任何反抗。当然，作为战争另外一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加遭受霍亨索伦家族的厌恶，毕竟皇帝颁布的教产复原敕令同样威胁到其领地的安全。在此背景之下，格奥尔格·威廉在战争中首鼠两端、态度模棱两可，最终遭到领地内贵族们的抛弃，公国面临逐渐瓦解的危机。

所幸的是，当格奥尔格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于1640年即位之后，情况终于得到好转。他诞生和成长于战争和困境之中，被后人称为“大选侯”。当时德意志地区人口密度普遍不到法国的四分之一，百姓流离失所、野外饿狼成群，并且由于勃兰登堡地形开阔、平坦、无险可守，大选侯认为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强悍的军队，才能拱卫领地，令他国忌惮。凭借早年间在荷兰经历的影响，威廉热烈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和来自法国遭受迫害的新教徒在自己的领地从事工商业，并慷慨资助许多企业。从此，城市消费税和食盐专卖税成为土地税之外的重要财政来源，军费充盈，军队也扩至3万余人。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腓特烈·威廉凭借强悍的实力和精妙的谈判技巧，获得了大片领土。然而，瑞典人对近波美拉尼亚以及奥得河口的占据，导致勃兰登堡与普鲁士依旧被隔开。所以，在此后的战略规划中，大选侯为自己和后继者定下了三大战略目标，即解除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夺取近波美拉尼亚以及奥得河口、将领地连成一片。后来，波兰与瑞典爆发冲突，大选侯以3万精锐军队作为谈判筹码，朝秦暮楚、伺机而动，并最终在获得波兰解除对普鲁士宗主权承诺之后攻打瑞典。只是，尽管瑞典在军事上丢掉了波罗的海南岸部分领地，却凭借外交层面的胜利又夺了回来。原来，作为瑞典盟友的法国出面干涉，最终迫使腓特烈·威廉做出让步，功败垂成。

普鲁士王国，一切以军队需求为先

作为大选侯的继承人，其子是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同时也是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一世，这是因为霍亨索伦家族在他任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他正式“晋升”为国王了。不过，相较于他的父亲大选侯，腓特烈三世不仅软弱、自卑，并且十分喜欢挥霍浪费。1701年，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爆发战争，腓特烈三世以8000援军为筹码，换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晋升为王国。这一行动获得了领地内容克贵族的支持，同时腓特烈还有意使用不在帝国版图范围内的“普鲁士”作为国号，以示新王国不接受皇帝管束的意图。

此后，威廉一世继位成为普鲁士国王，他一方面恢复了祖父大选侯的军事立国传统，另一方面改变了父亲挥霍无度的作风。在威廉一世看来，每一枚银币的浪费都是可耻的，这些钱积攒下来可以用来筹建更多的军队。为此，威廉一世颁布了《征兵区条例》，为后来普鲁士实行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同时，威廉一世时期大力吸引外来移民、扶持工商业、推行宗教自由政策，并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实行严格的关税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伴随着税收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普鲁士旧的官僚系统也亟待改善。武官方面，普鲁士筹建专业的贵族军官学校，吸纳大批没有继承权的容克贵族子弟入伍，并将社会上容克贵族管理农奴的模式纳入军队管理中，让军官们用严酷的刑罚制度管理农奴出身的士兵。文官方面，则不断吸纳市民阶层和底层军官出身的人才，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全服从于国王的官僚体系，摆脱了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机构对王权的掣肘，加强了中央集权。虽然威廉一世在对外用兵的决策上十分谨慎，但普鲁士军队在其任期达到了惊人的8.3万人规模，成为欧洲排名第四的强大军队。至此，普鲁士军事立国的战略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综上所述，伴随着霍亨索伦家族的崛起，勃兰登堡和普鲁士逐渐成为同一个家族的领地，并承袭了德意志文化和条顿骑士团军事因素。此后，在从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到普鲁士王国的过程中，历代君主在解决内部领地割裂、缺乏国家意识和外部强敌环伺的危机中，逐渐走上了一条军事立国的道路。

正是由于大选侯、（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一世、威廉一世等人的努力，后来腓特烈二世才能凭借强悍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扩张，并最终扬名于七年战争，被后世尊为“腓特烈大帝”。此后，普鲁士王国虽一度消沉，甚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惨遭占领，却依旧抓住了历史时机，凭借普丹、普奥、普法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对德意志地区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