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赶下神坛，到底是二张谋逆，还是五王贪功？

武则天自圣嗣元年二月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后，对来自李唐王朝的种种威胁，都实行了严酷的打击。但另一方面，尽管武则天以惨绝人寰的手段镇压各种反周言论，“返政归唐”的言论却从未止息。

武则天晚年过于宠幸二张，以至于大臣之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当武后卧榻在床，皇位交接的关键时刻，二张谋逆的说法更是颇得人心。神龙政变后，主要谋划者被封王，而在《通鉴》中，武后向中宗泣诉“五王贪功”，那么神龙政变到底是“二张谋逆”，还是“五王贪功”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事件的进展中找到答案。

“政归李唐”的明朗形势：一段曲折的博弈史

刘仁轨在高宗时有平定高丽之大功，回朝后不久拜相，至武则天废帝时己为相十九年，他上书“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谏”。以武则天对返政言论的敏感与政治手腕的残忍，她不但没有怪罪刘仁轨，反而“引喻良深，愧慰交集”，表示她仅是在皇帝居丧期间“且代亲政”，言外之意即日后将返政为唐。

人所共知，“且代亲政"是武后安抚人心的托词，但是在返政归唐的舆论与武后革唐立周的斗争中，武后也意识到“且代亲政"是大多数大臣可以接受的底线。历史上太后代政并不罕见，当武后专政逐渐成为定局，武后与朝臣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种妥协：朝野上下之所以对武周政权有所容忍，是以武则天是“身荷先帝颐命”而代为亲政为前提，总有一天太后将返政于唐。

自李显复立为太子后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武则天有意将政权交还李唐的形势已相当明朗。“先帝顾托”、“血食”观念始终是时人包括武则天自己摆脱不了的观念，武后专政早期的武周王朝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纠结于权力欲望与封建伦理观念的武则天在晚年越发感觉到归政是人心所向，也是身后得以“血食”的保障。

对于时人来说，武周称制，木已成舟，人们不否认武则天废唐立周，但即使有了新名号，此“周”的权力来源也只是“唐”的顾托。武则天做皇帝，上不斩唐祀，下不绝唐祀，当时社会上下，是能够接受或能够容忍的，唐人实不以武周为伪朝。武则天渐老，太子之位也已尘埃落定，那么武后西去后政权的和平交接，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由此，武周朝末年的朝野政治形势已然十分明朗——归政李唐，既是人心所向，亦是武氏的选择。

“易之兄弟谋反”：在事实与舆论之间

神龙政变前夕，政治形势已而明朗，不出意外的话，太子李显与母后将平稳地完成权力交接。二张虽然飞扬跋扈，但亦无谋逆之心。那么，二张的谋反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对于武周执政末期年“二张谋反”的舆论从酝酿、确信直至失控性的传播与渲染，“魏元忠案”与“术士案”是两个关键事件。

二张受宠得势，自然会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主动依附二张谋求私利，二张与其依附者既富且贵，竞相敛财贪赃，恃强凌弱。众朝臣反二张，不过是看不惯二张势力恃宠胡为，扰乱朝廷纲纪，但此时朝廷间众多正直之士，己对二张怀有强烈的不满和警惕。大足元年九月，邵王李重润与永泰郡主及其夫君武延基被杀事件，恐惧的萌芽已经肇始。

如果说上述事件中朝野之恐惧还处于猜测，那么接下来的“魏元忠案”就直接将这种恐惧确定化，“二张谋逆”越来越被人们所相信。此案由二张掀起，牵涉太子与太平公主，之后又直指宰相重臣，朝野之士纷纷上疏陈词，武则天虽知魏元忠等无辜，却重惩反二张的无辜者。唐休璟在被贬离京前，密言太子“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正反映朝臣对二张危及太子顺利继承皇位的高度警惕。

而将局势引爆的，是术士案。从长安四年冬起，武后的健康就出现问题，在皇权交接随时可能发生的时刻，武后唯留二张于宫内，这无疑是一个传位不明的讯号，朝臣的忧惧与日俱增。事实与舆论是相互制造的，当二张不断作恶、武后不断容忍的事实以不断变本加厉的方式出现，冲击着朝野对于“政归李唐”的敏感神经。

事态发展至此，朝野早已确信二张“包藏祸心”，在人们心中，既然二张谋逆的动机已经坐实，而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来剪灭二张又被武后判为死路，一批“义激于心，虽死不恨”的刚烈朝臣与利益直接相关者李唐宗室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宋璟“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桓彦范“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都表明，等待二张的，必将是死亡。

神龙政变：“二张谋逆”还是“五王贪功”？

李多祚、王同皎等率兵变的第二路人马前去东宫迎太子，发生了太子疑而不出的戏剧性一幕，后来太子在百般劝说下行至玄武门。二张既诛，众人进至长生殿直接与武后对峙。东宫前太子与众将的对峙、长生殿中武后与朝臣的博弈，可谓是绘声绘色。

像桓彦范、王同皎这样刚开始支持刺杀，后来投入政变之人应该不在少数，他们为何最后选择了废黜武则天？“五王贪功”说虽看似是一个太简单的理由，但从人性出发，纵观政变前前后后，五王确实得利做多。对当前行动的合理化是人的天性，重大的政治行动喊出激进过度的口号，是时势的需要，自古如此。尽管政变前有诸如刺杀二张不必废武的计划与行动，但一旦开始政变的行动，参与之人便需要自动转换到废武的角色之中，不然何以成事？

政变功臣中多是正直刚烈、清廉有闻的厚德之士，简单将他们的动机全部归为争夺功名恐也有不妥。在“政归李唐”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一方面不排斥武周政权，另一方面又不忘唐德。但“二张谋逆”引起的“朝廷危惧”已经使这些社稷之臣后怕不已，武后心思难以捉摸，政局瞬息万变，而此时又是在武后年岁不多、皇位继承不容有失的关键时刻。

武后是英明之主，但晚年在二张事上却实在昏庸荒诞，一错再错。虽然大臣依旧忠于武氏，但此时恐怕已对晚年武氏的执政能力产生深深的怀疑与焦虑。太子、相王也卷入了这场政变，以武后晚年在二张上匪夷所思的表现，她会不会放过太子、相王？

既然如此，不如让太子借此有诛二张、安社稷之功之际登上皇位，正可顺应众望。因此，当兵入长生殿，众人要求武后退位，面对武后的责怪，崔玄曄“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之言，或非托词。废黜武氏虽非他们本意，但既然武后晚年昏庸、时局混乱，那么废武对国家社稷来说，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