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访之“战疫篇”】林毅夫等：消费券能否成为“战疫神器”？

摘要：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为什么中国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

战疫进入“下半场”后，消费券成为社会热词，国内不少地方将此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截至今年5月上旬，全国有190多个城市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这些券到底起没起作用，对企业和家庭的帮扶是否足够精准，要不要全国推广？就此热点话题，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沈艳教授和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请他们从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评估。

人物档案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司晓：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

现金还是消费券？

高渊：上次采访中，你明确提出中国要直面大概率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以往的几次重大危机相比，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究竟有何不同？

林毅夫： 过去，无论是面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维持经济增长。

但我认为，这次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国内的生产和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要应对的是怎样增加国内的需求，弥补外需的不足。但这次疫情全球爆发，除了外需受影响外，我们采取了封城、社会隔离等措施，影响了国内的需求面和供给面，影响了城市和农村，影响了家庭和企业。

在这种状况下，过去应对危机的有效经验，比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现在说的新基建，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种措施当然还要用。但问题是，这些投资从创造就业到创造需求，有一段时间差，还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高渊：在你看来，能救“近火”的办法是什么？

林毅夫：现在必须要有保企业、保家庭的措施。全国就业的80%在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业很困难，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没法开工。

办法当然有不少。保企业可以延缓五险一金缴纳和贷款归还，以及减免租金等。保家庭可以发现金，也可以发消费券。对于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给现金或发失业救济会有用，关键是让他们不返贫。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我一直主张发消费券，这增加了家庭消费的可能，还能根据各地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类别来设计消费券的使用方向，直接帮助到中小微企业，可以说是一石双鸟。

高渊：究竟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更有效，业界一直有争议。疫情发生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应该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

林毅夫：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国，它们都在发现金，而且出台的救助计划金额都超过了GDP的10%。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大规模发现金的话，除了少数困难群体会马上去买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很可能存进了银行，并不一定去消费，很难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业的双重功效。

其实，发消费券有个前提，就是要有移动支付的大范围普及，老少都会用。这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国外大多数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从三月份开始，就在几个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5月8日全国已经有190多个地方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

高渊：这么多地方发了消费券，是否应该评估一下成效？

林毅夫：对，应该看一看理论和实际是否吻合。4月14日，我跟沈艳老师联系，我说你是研究计量经济学的，能不能做一个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评估。沈老师马上答应，第二天就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昂副教授，组织了一个团队，并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拿出了理论框架。

14日晚上，我还打电话给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我说知道腾讯也在做一个平台发消费券，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让我们更好地评估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马化腾马上同意了，还在腾讯公司里建了工作小组，成员包括腾讯研究院的司晓院长，还有腾讯微信支付的辛建华老总等。腾讯的数据支持是无偿的、无条件的，对此我很感谢。

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

高渊：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现在哪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发消费券？

沈艳：已经发券的190多个地方，一般具备三个特征：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自身的财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发不发券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而且这三方面越强，发券的金额就越高。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基本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比较审时度势的。

高渊：一言以蔽之，发放消费券的效果好不好？

沈艳：我们的结论是，总体效果是好的。

先作行业对比，今年三四月间，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3.11倍，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5.15倍。再作区域对比，发券地区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2个百分点，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一个月内，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25%。

高渊：消费券对哪些行业、哪些人群最有用？

沈艳：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衣食住行游”这五大行业，今年2月份是谷底，像文化旅游和餐饮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都只有疫情前的 20%左右。

而这次消费券的发放，主要集中在百货超市、餐饮和文化旅游，现在恢复最快的也是这三个行业。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几个行业重度依赖线下消费，同时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券要发挥撬动作用，就要避免将有限资金用在小额券撬不动的行业，比如房租、物业等，100元以内的消费券杯水车薪。

从被撬动的消费者年龄结构上看，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年轻人是使用线上消费券的主力。而我们的分析认为，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因为消费券而增加消费。比如武汉的数据显示，50 岁以上人群的核销订单数大于 20岁组人群。

高渊：在腾讯的平台上，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有多大？

司晓：到5月初，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城市参与了消费券发放，总金额达到100亿元。其中5月1日到3日，这三天大概带动了9亿元的消费。另外在用券的数量上，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轻人是旗鼓相当的。其中40岁以上的消费人群，他们用券核销的占比大概是51%。

高渊：既然发消费券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大多数地方不发呢？因为这197个发券城市，相比全国2000多个县级市、300多个地级市来说，还是个小数字。

沈艳：可能是两种原因。一是有些地方还在观望，要看看发了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真正刺激经济。第二种是想发，但算一算财政支出账，觉得发不起，这属于想发而不敢发。

高渊：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发放消费券是否都应该完全由地方财政埋单？

司晓：要做大消费券的盘子，确实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购物节”，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其中有拼多多、美团、苏宁、阿里，当然也包括微信支付，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当然，商家也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策略，因为对于互联网获客、拉新，本来这些也是要投入的。所以，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是更可持续的，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国推广？

高渊：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中，还会听到一些商榷意见。比如现在发的基本都是满减券，而不是抵用券。比如，买足100元可以减20元。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缺的是100块钱里的20块吗？我缺的是80块。对此，你怎么看？

沈艳：现在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既然是想刺激消费，最好能够让人们还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钱，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不过我的直觉是，七折以上的力度，还是有点不够的。

当然，那些真的缺“80块”的低收入人群，满减券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人群，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在发现金券，大约占到了总发券金额的近2%。

高渊：如果消费券都在线上发放，对于那些不使用手机的“数字困难户”来说，是否只能望梅止渴？

沈艳：根据我们的调查，所有发券城市的首选都是线上发放，这是与中国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先地位相适应的。其中，还有8%的城市有线下的发放，但是发放金额很少。

司晓：目前，中国还有大概35%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我们称之为“失联人群”，而全球范围的比例是接近50%。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券发放，都是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进行的。而恰恰没联网是贫困人群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联网消费的能力。

高渊：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互联网“失联人员”？

司晓：现在我们希望帮助每个村建立村级公众号，实现村务线上管理，目前已经做了1.5万个村庄，比例还很低。然后给村级管理组织发放消费券，可以就地转化为实体券，在村里以及村周边的小店实现购物和非电子化核销，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当然，对于那些“失联人群”，最有效的还是发现金或者现金券，而不是消费券。我觉得，应该在发达地区、在城市发线上消费券，在村里可以发现金券。

高渊：根据你们的研究，对消费券的后续发放有什么建议？

沈艳：为了“保企业”，我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消费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适度上升，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为了“保家庭”，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我们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还不足一亿元，但这些资金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就是可以多策并举，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公正、高效。既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也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以及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可以适当提高低保水平，或者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

高渊：对于像消费券这种在疫情中取得实效的措施，是否应该从短期应急办法，转化为常规化的政策？

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应急做法常规化，我觉得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个比方，过年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救急和救贫也是不一样的。

发消费券是要扩大消费，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业，这是救急。而要扶持困难人群，这是救贫。救贫的关键，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其中有些因老、因残、因病致贫的困难人群，更需长期的救济和保障。

现在全球还处于疫情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内。而发放消费券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办法，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但全国化和常规化是两个概念，消费券毕竟是应急办法，是否要长期执行，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