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马拉松

本文经作者肖寒授权发表

今天的马拉松是送给母亲的礼物。清晨东方鱼肚白，我来到母亲的家乡，顺着她1948年离开家乡时的河边小路，在郁郁葱葱的田边奔驰。旭日一跃半空，阳光透过树间，落下徐徐的雾丝。我在林荫中用脚步解读母亲的路迹。

60年代闹WG，生活是肉蛋粮油凭票的供给制。母亲把家里的玻璃油瓶贴上标签，用铅笔划上刻度，控制用量，不能超量。为了弥补食油，母亲会到菜场肉铺买些边角肥肉皮，回来先炸油，香喷喷的一罐猪油，还有一盘金黄的油渣。这油渣又炒青菜，还做了咕咾肉。我站在母亲身后迫不及待的调好面糊糊，将油渣倒进糊糊，接着刚刚炸完油的锅，烤炸“咕咾肉”。虽然我后来才知道那咕咾肉是裹炸“里脊肉”得来，但我依然怀念油渣的咕咾肉。

跟母亲在院子里种蔬菜其乐无穷，在挑粪、浇水、灭虫中我们知道了劳动的香甜。记得有两种菜是可以割了自己再长出来的，那就是菊花脑和韭菜。清凉香气的菊花脑只用手指掐取才能恰到好处。做菊花脑蛋汤是当时的大菜，因为很少有鸡蛋，往往母亲总是清炒。而韭菜是需要伴炒，比如鸡蛋炒韭菜，肉丝炒韭菜，此时母亲就尽量从碗橱里取几颗油渣，油渣炒韭菜便是我家的招牌菜。好多年以后自己从事证券行业，才真正体会为什么散民永远是韭菜。

看革命电影是60年代的奢华，母亲会偶尔带我和弟弟去厂里的操场看电影，而坐母亲的自行车更是我们极好的享受。平时我们只能在母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前，东摸摸西看看，做梦想着自己能偷偷学着骑一骑。但母亲的一次骑车失误，让我再也不敢骑车。那天去看《小兵张嘎》，母亲抱弟弟坐在前杠上，飞腿上车，我便在车后轻轻一跃坐在后边铁架上。那天母亲不知怎的脑子走神，下车时忘记了后边的我，一个飞腿下车，把后座的我扫了下来。我跌了个嘴啃泥，新的的确良白衬衫划出了洞，母亲看着我流血，用拳头敲着脑门。

母亲是厂文工团的团长。她领导的工人宣传队《沙家浜》《白毛女》演出闻名全市。麦收时节，工人阶级给农民兄弟送慰问的演出就在公社大操场开幕。在史诗般的音乐响起后，大春救出了山洞里的喜儿，他把喜儿领出山洞，向着冉冉升起的太阳走去，全剧开始了欢呼的高潮。而那太阳是一个被绳子拉着的大灯笼，绳子通过高高的树杈，通向下边几个拉升的工人，只见太阳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拉升，不料绳子断了，硕大的太阳瞬间坠落下来，全场的大人们顿时一片肃静，却有一片孩儿们的哈哈大笑。为了这次严重的失误，母亲进了劳改农场，与我们分别了整整5年，直到1976年。

76年我快16岁了。家里接到母亲被释放的消息，同时我也接到参军的通知。晚上我站在自己的床头，看着满墙剪贴的战斗英雄杜凤瑞、麦贤德、黄继光的画报照片，敬了孩儿军礼。我摸黑在大院门口集合，爬上解放大卡，消失在夜幕中。

第二天一早，闷罐运兵车在上海站休息补给，我们这些孩儿兵也挤在车厢门口透气。我突然听到到对面站台上有人在喊我的小名，那是母亲的声音，是那么的声嘶力竭。我推开哨兵，跑到站台边。一眼看到对面的站台上骨瘦如柴的母亲，5年不见她已经头发斑白，身上的棉袄又破又脏，眼睛深深凹陷。她向我举着手，那手在清晨的阳光里像一把闪闪的亮剑。

母亲喊道：“你这么高啦，我赶来送送你就回家了，你要争气，要勇敢……”我哽咽的什么都说不出来，终于叫了声“妈妈”。车要开了，我一步一回头望着眼里模糊的母亲，她在轻轻的挥手。待我回到小窗口再次望到母亲，她还站在站台边紧紧的握着拳头。

我从部队回来就顶替了母亲，进了她曾经的工厂。我问母亲76年为什么要赶到火车站送我？母亲回我说：“我从劳改农场原来是要回家的，但你不在家，我不知道你长成了什么样子，想看看好记在心里。最担心你如果上了前线，我还能不能看见你。”这次坚毅的母亲用干瘪的手捂住眼睛悄悄拭泪。

我进到机加车间做镗工，大家都羡慕镗床是个技术活，但我却无心钻研技术，一心暗恋着车床组装旧军装的小姐姐。每次她路过我们组去换刀具，我就会凑近假装爱看不看的感受她带过的气息。终于到了民兵连打靶的日子，小姐姐就匍匐在我的身边，我的小心脏就像被磅礴大海击打的海岸碎石晃里晃荡。每人10发子弹，结果小姐姐却中靶190发，原来我的10发全部打在了她的靶心上边。事后小姐姐很生气，因为她超数入靶，我和她被作为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取消了成绩。我大学毕业时小姐姐嫁给了厂长的儿子，我痛哭出了声。母亲听到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这只小公鸡终于会叫啦。

高考那天暴雨倾盆，我急急忙忙的奔到考场，坐定后才发现没有带笔，想回家取已经没有时间。我焦虑的不由自主望着窗外，突然看到站在雨中的母亲。她浑身湿透，任凭雨水的拍打，但却攥着一把油布伞。我冲到门口，问母亲有伞为什么不打伞？母亲喘着粗气说，“来不及啦”。母亲一边打开雨伞为我挡雨，一边从怀里取出两只崭新的钢笔。我握着两支热乎乎的钢笔回到了考位上，我做完一道题后，看到母亲还在外边的屋檐下，她这才转身离去。

考试回来，我问母亲为什么送完笔还不走，她笑了：“我怕你的笔不出水，我兜里还有一支圆珠笔”。从这个雨天起，我进了南京大学，后来又上了北京大学。

前几年我开始跑马拉松，母亲知道后问我“你能坚持多久？”我说一直跑下去，她欣慰的点点头，给我竖了个大拇指。去年母亲脑溢血半瘫，行动依靠轮椅。每次我出行跑马，她都是那句话“早点回来呀！”于是我每一次马拉松无论几点结束，都要设法第一时间飞回来。

她只有左手可以活动，也是她可以打开世界之窗的唯一。按照她要求，我每次马拉松结束后，都要发一张完赛的照片到她的微信里。在她的微信里，收藏着我的每次马拉松照片，还悄悄的编上了日期，她对群里的姐妹们最喜欢说“看，我儿子的马拉松”。

去年底她突然提出要出去走走，要看看父亲和大舅小舅的墓。我们来到长江边的一处山边公墓。她在父亲的墓碑前，执意要自己擦拭尘土，嘴里喃喃低语，“望江矶，我们打南京登陆的地方，那天我被炮弹掀到江里亏你拉我呀。”又转身对我说：“以后我死了，你们就换上我和你爸的合影吧”。

我们辗转来到母亲的家乡，远远看到了大舅的高大纪念墓碑，现在是地方政府的革命教育基地。墓碑上立碑者没有大舅亲人的名字，只有政府的名字。母亲木呆的翘望高大的烈士纪念碑，锁眉远处河边的小树林，感天长叹：“你小舅的墓就在那边，你们以后可以去看看他。我参加革命是大舅带出来的，大舅是革命的烈士，我一生不能入党是你小舅的影响，小舅是过去的右派。”

心脏病住院的那天，正值新冠肺炎的流行。所有住院区域都被严格隔离，医院不能让亲属陪床和探望。她靠在轮椅上，被小护士慢慢的推走。我们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忽见她颤颤悠悠的伸出左手，做出个胜利的V。

这便是母亲永远的背影，这背影的高大和深长都是她正面灿烂的映照。

晚霞中，我的线上马拉松来到终点，来到我们每个儿女明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