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厂房里的肾移植交易：买肾人花55万，卖肾人只得4.5万

离开疗养院的晚上，李锐还回手机，再次戴上眼罩。一辆私家车将他带到邢台汽车站。在酒店住了一晚后，他从邢台乘公共汽车去济南，然后转乘卧铺车回到宜宾。公共汽车行驶了20多个小时，一路颠簸，李锐未愈合的伤口流血了，下面的床垫湿了。

4月16日，李锐租了间私人房子找工作，因为他卖掉肾脏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在黑暗中，21岁的李锐和22岁的舒康被戴上黑色护目镜，拿走电话，登上一辆灰色货车，在路上不准讲话。大约一个小时后，货车停在一个空院子里，两个小平房的灯光昏暗不远。

摘下眼罩的李锐被带到一间平房里，这是一个小手术床。一个穿着手术衣的人问他是否确定要进行肾脏切除手术？李锐说了两个字：好的。

舒康被带到另一个平房里，静静地等待着。如果一切顺利，他将获得一个新的肾脏来替代已开始在体内衰竭的器官。

2018年11月29日，河北省邢台市新和县公安局下放了非法经营窝点，一个分工明确的地下肾脏销售集团浮出水面。一些帮派负责在互联网上找到肾脏供体和接受者，一些负责与医生，麻醉师和器械护士联系，一些负责供体和接受者的术后康复，还有一些专门用于中央联络和协调。

根据新河县检察院的起诉书，2018年8月至11月，该团伙在新河县进行了9次非法肾移植手术，其中8人涉嫌组织人体器官买卖。李瑞和舒康是成功手术的肾脏捐献者和接受者之一。根据被告国林的说法，每位接受者购买肾脏的费用在50万元至60万元之间，但卖出肾脏的捐赠者只得到了4.5万元左右。

2019年11月26日，新河县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2020年4月29日，河北省法院系统内部人士透露，新河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共有14名被告人构成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罪。其中，包括郭林在内的5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9年至7年，其余9名被告被判处缓刑。

通过QQ和电话远程控制的捐赠者

李锐今年23岁，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G县。他有一副白色而安静的脸，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柔和。如果不是左腹部有20厘米的痕迹，可能没人会相信这个英俊的男孩卖掉了他的肾脏。

4月15日，李锐在卖掉肾脏后卖出了手术刀上的疤痕。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回顾一年多以前的选择，他并不后悔。 “那时，我根本没有钱，不得不偿还堂兄的债务。”

在李蕊的叙述中，他跟随父母在5岁时到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工作。他的父亲是瓦工，提早离开，回国较晚，他的薪水是每天支付的。他的母亲在一家绣花厂工作，每月收入几千元。李锐学习不好，喜欢玩网络游戏。他经常逃学。 2014年初中毕业后，他在制衣厂，酒吧和KTV工作。

2018年9月，李锐从海盐回到家乡宜宾，在一家二手车商店接待顾客，每月4000元。在他的保证下，他的堂兄也来经销商那里工作。但是他的堂兄很快花了5万元私下卖掉收集的二手车，甚至钱都花光了。作为担保人，李锐不得不为此付费。

2018年11月，李睿加入了一个由朋友推荐的QQ小组找到工作，并在小组中问：哪种工作能快速赚钱？小组中的一些朋友说：“卖掉你的肾脏，这很快就会来。”李锐不予理.。

两三天后，李锐问如何在小组中赚钱。这次，有人积极地添加了自己的QQ好友，说有一个项目要买肾脏，每个肾脏4.5万元，此外，还有红包，是买家单独支付的。

直到现在，李锐仍不知道肾脏接受者是谁通过QQ与自己联系的，从未询问过他的名字。但是，在新河县公安局拆除了肾脏买卖团伙后，顺藤瓜发现了29岁的小平（湖北警方已对他提起诉讼），他正在做买卖捐助者的中间人。

肖平向警方提供的证词显示，2015年他在济南工作时，他急需钱，提出了卖肾的想法，并加入了一个销售肾脏的QQ集团。自2018年2月以来，他开始寻找肾脏供体并获得代理费。

总体而言，小平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捐献者：一种是在Internet上传播网络，并找到不同血型的捐献者以备后用。另一种是该团伙上线提供接受者的血型，然后小萍有目的地搜索它们。在费用上，每个未经审查的捐赠人的中介费为几千元；完成体检合格的捐赠者，中介费为1.5万元。

肖平告诉警方，仅在2018年10月和11月，他就向新河县地下肾脏交易团伙交付了四名捐助者。其中一名捐助者体格检查不合格，没有接受手术；两名捐助者通过了体检，小平获利21000元。

在2018年11月，李锐在看到肾脏接受者在QQ上的回复后有点受诱惑，但他对这句话很怀疑：“为什么这么便宜？”骗人的

对于这个价格，李锐很难接受。一天后，肾脏接受者再次发送消息，“您的肾脏还被卖吗？”李锐对此进行了思考，并返回了一个字：卖出。

接下来，从未见过面的肾脏接受者开始通过电话，QQ和其他渠道发布指令，以远程控制李锐的一举一动。

根据李锐的回忆，2018年11月16日，他收到了第一条指示：去湖北武汉。他向朋友借了200元钱，买了bought县到武汉的车票。他穿着一件薄外套，背着黑色背包。

肾小子李锐。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根据肾脏接受者的安排，李锐住在武汉的一家小旅馆里，房间里有一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自称是江西人，也来卖肾脏，但由于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

与江西小伙子呆了不到半小时后，酒店老板要求李锐搬到另一间房间。 “我们还被要求不要与我们聊天。” 4小时后，李睿再次接到肾脏接受者的电话，要求他提供身份证号以订购火车票。

当天下午约4点，李锐按照肾脏接受者的指示乘火车离开武汉。至于他去哪里，他说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自己走出目的地的火车站时是午夜。肾脏接受者要他在火车站广场上找辆公共汽车。

在李蕊的印象中，这是QQ的肾脏接受者最后一次联系自己。李锐记得自己是一个声音很柔和的男人，“我感觉很年轻”。

捐助者和接收者的匹配类型

联系李锐的肾脏接受者被称为帮派中的郭林。他今年42岁，初中文化。他因挪用资金被判缓刑。起诉书显示，郭林是本案的第一被告。除了全面协调和利益分配外，国林还将与捐助者和受助者联系。

20岁的葛雄是肾脏受体，在手术前患有肾衰竭。葛雄的证词显示，2018年4月左右，一个奇怪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购买肾脏来替代肾脏。手术费用为55万元，术前检查和术后康复费用为自理。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当年的8月初，葛雄决定换肾脏，在肾脏中介的指导下到济南医院进行医学检查。

碘伏和纱布留在手术室里。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起诉书显示，山东济南是该团伙的据点之一。据一名被告称，他在该团伙中的主要职责是在济南手术前带动捐赠者和接受者进行检查并调整身体。

2018年11月16日晚上，李瑞的卧铺车目的地是济南。深夜，一个陌生男子拨通了电话，要求他到达济南时与他联系。

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济南的李锐被要求在车站门口等候。 20分钟后，两名年轻男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一高一矮。这个矮胖的男人是晚上和他说话的那个人。

两人核实了李蕊的身份，并带他步行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体格检查，血液检查，尿液检查和腹部摄影。李锐不知道医院叫什么，只记得走出济南汽车站门，向右转，沿着这条路走了十多分钟。

身体检查后，两人为李锐买了一件保暖外套，并将其安置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中。李锐在那里住了四天。矮胖的男人每天付房费，还给了他100元生活费。 “他还要求我不要四处乱跑，晚上少打手机，不要熬夜。”李锐说。

在住宿的第四天，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面具的男人来到酒店，第二次为李锐采血。一名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子还接受了血液检查。这个人是舒康。

在李蕊的印象中，舒康长发，高约1.75米。在会上，两人一言不发，李锐不知道舒康是他的肾脏买主。

“一般来说，在肾移植之前，供体和受体必须与红细胞和白细胞相配。如果供体是O型血，通常被称为通用血型，那么受体可以与任何血液相容。否则，双方的血型都将相同。“来自北方省三大医院的肾脏移植专家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外，捐献者还必须通过CT和尿液检查检查其肾脏是否完整，是否有肾结石，肿瘤以及潜在的疾病。隐性肾脏疾病等

“这些测试是匹配的且合格的，并且在手术前进行了淋巴毒性测试。也就是说，从供体血液中提取了100个活淋巴细胞，并将其置于接受者的血清中，孵育了几个小时以模拟肾脏移植后的状态。状态两者中的一个。”上述专家说，如果细胞死亡数量不超过10个，则基本上具有肾脏移植的条件。李锐第二次抽血可能是淋巴结肿大测试。

2018年11月21日，即抽血的第二天，早上6点，睡着了的李锐被门的快速敲打声惊醒。高个子矮个子为他订了一张从山东济南到河南南宫，邢台，河北的车票，李锐又走了自己的路。

当天中午，李锐再次在青宫高速公路南宫出口处见到了矮个子。他们三个人打车去了南宫四方酒店。在四方宾馆，李锐遇到了舒康。这次，他意识到那个年龄的男孩是他的肾脏受体。

山东医生，河北护士

下午6点2018年11月21日，李锐和舒康登上一辆灰色面包车，交出手机，戴上眼罩，从南宫市四方宾馆出发。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驶入空旷的庭院。

起诉书显示，该小院落于河北省邢台市新和县，经过国林和其他被告的谈判后于2018年6月租赁。

2020年1月23日，《新京报》的记者在小院子的现场看到，绿色的篱笆正挂在铁栅栏门前作为庇护所，附近的杂草丛生。在这个小院子里，五个平房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后窗完全是砖砌的。三间简易别墅在内部打开，两间作为手术室，一间作为更衣室供医务人员使用。

杂草丛生的杂草进出医院。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附近的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是一栋废弃了七，八年的工厂大楼，进出的人很少。

2018年11月21日，李蕊和舒康进入小医院后被带到一间平房里。房间里的人问李锐：您确定要进行肾脏切除手术吗？确认后，李锐被带到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扇滑动门，后面是手术室。

在李蕊的印象中，这个手术室非常简陋，只有一个手术台，两个没有名字的机器，其他都没有。手术室里有三四个人戴着口罩，但看不见他们的脸。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和手术帽，其他穿着深绿色的手术服。李瑞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除了一个穿着深绿色手术服的人以外，所有人都是男性。

起诉书显示，为李锐进行除肾手术的主要外科医生是被告人姬洪宇，外科助手是李坤和张伦伦。

2020年1月22日，吉洪宇的户口所在地山东省德州市吉庄村的一名村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吉家人从村里搬家已经七八年了。但他知道，季洪宇曾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又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千佛山医院”）工作。季宏宇的叔叔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的侄子曾在千佛山医院泌尿外科当过医生，肾脏替代业务非常好。

2019年12月14日，手术器械被遗弃后被新河警方突击搜查。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一位接近医疗行政审批制度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经询问，吉洪宇的注册执业医师是内科专业执业医师金霞丽霞虹桥诊所。李坤和张伦伦没有执业医师证书。

2020年5月6日，《新京报》的记者致电千佛山医院医疗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季洪宇已于2018年离开医院。

当天，《新京报》的一名记者致电丽霞虹桥诊所。接电话的人说，他在诊所从未听说过叫姬洪玉的人，并表示会询问诊所负责人并回电。截至发稿时，丽霞虹桥诊所未回复电话。

根据郭琳的说法，季宏宇，李坤和张伦伦是由他们的在线中介李某（目前在网上）介绍的。国林每次获得捐赠者，接受者的身体检查和匹配数据时，都会由李某进行评估，李某将与季宏宇和李坤联系，然后李坤将与张伦伦联系。几个人确定了手术时间后，他们将在手术当天从济南租车到新河。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麻醉师刘立明和仪器护士李娇。起诉书显示，该团伙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联系这两个人，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会将他们从保定赶到新河。

上述接近医疗行政审批制度的人士告诉《新京报》，麻醉师刘立明来自保定市世纪协和医院，器械护士李娇来自保定市侨东医院。

2020年1月16日，《新京报》的记者致电保定世纪协和医院办公室。该负责人说，刘丽显然是医院的医生，目前仍在医院工作。当天，保定桥东医院的门卫告诉《新京报》记者，医院目前医务人员不超过三名，没有李娇。

2018年11月21日，在那个不起眼的手术室里，一个穿着手术衣的人再次询问李睿的意见：您确定要进行肾脏切除手术吗？得到确定的答案后，他让李蕊脱下衣服，躺在手术床的侧面，还给李蕊在腰椎附近注射了麻醉药。李锐记得有人挤他的腿挤了他的胳膊，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

同时，舒康在小院子里的另一个平房里等着。李瑞成功完成肾脏切除手术后，舒康的肾脏移植手术即将开始。

2020年1月15日，肾脏移植部位毗邻居民区的一条小巷，手术室的后窗被砖块堵住。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肾受体手术后的省间康复

肾脏移植手术结束后的第二晚，受者舒康离开河北新河，被送往山东烟台接受治疗。多名被告的供述表明，该团伙中有三人，包括韩慧龙，他们负责肾脏受体的移植。在与国林和其他人合作之前，他们都在北京经营黑色救护车业务。

据韩慧龙介绍，接收者从进行手术的小医院出来后，首先被私家车送到新河县附近的加油站。黎明前，接收者将被从私家车转移到私人经营的黑色救护车上，然后送往烟台。

在烟台，山东森竹森负责疗养。根据朱森的供认，他在2013年卖掉了右肾，然后开始处理地下肾。在河北新河案发生之前，他和郭林在山东临沂组织了非法的肾脏移植手术，并认识了山东同胞王海滨。

与失业的郭林和朱森不同，王海滨是烟台一家军事医院的退休医生。他今年57岁。通过王海滨的关系，舒康和其他受助人被安排到烟台仁济泌尿外科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根据朱森的说法，郭琳为每位接受者的术后康复支付了5万元。但他只转给王海滨2万元，并同意术后疗养期为7天。

4月13日，接受非法肾脏移植的康复期患者医院入院。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2020年4月13日，《新京报》记者来到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仁济医院。医院里病人很少。门诊诊所二楼六官输液室只有两个人在等待治疗，三楼的五个住院病房只有一个病人。

据仁济医院院长李芳介绍，王海滨于2017年左右加入仁济医院，事发前曾在该医院当医生。 “当时，他带着简历和医生的资格证书，想与医院合作。他承诺不拿薪水，但会带给病人，并把病人收入的一半分配出去。”李芳说，医院取得了王海滨的高级军医资格，同意加入，并通知人力资源部门办理入职手续。

但是仁济医院护理科主任宋丽对此表示否认。她说，王海滨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烟台来山）医院的医生”，王与仁济医院只是松散的伙伴关系。

2020年4月26日，《新京报》记者在国家卫生建设委员会官网“从业人员注册信息”页面上发现，仁济医院注册的执业医生中没有王海滨。烟台市莱山北大医院注册执业医生中有“王海滨”。

至于王海滨将哪些患者介绍给仁济医院，李芳说他不知道。 “病人来医院时由主治医生负责。王海滨是主治医生。我从没问过这些病人。”

李芳说，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当新河县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在仁济医院康复时，他们陪着孩子出国学习。如果不是事件发生后新河县公安局来医院调查，她就不知道医院已经收治了许多接受不规则肾脏移植的康复期患者。

但是宋丽说，李芳知道这些患者接受了不规则的肾脏移植。 “她（指李芳）亲自安排了护理部门来配合王海滨的工作，并明确表明这些患者接受了肾脏移植，而他们没有在正规医院接受手术。”宋丽说，她曾经担心过收治此类患者的合法性。 “但是李院长的情人是律师。她说，情人说，在早期给患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是违法的，在后期对患者进行疗养是非法的。”

宋丽还说，有一次，医院同时收治了两名这样的病人，但医院只有一名心电监护仪，这还不够。她向李芳报告。经过协调，医院从外面借了一个心电监护仪。李芳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事发后，李芳向公安机关作证，2017年至2018年，王海滨将26例患者引入仁济医院，其中19例为术后康复性肾移植患者，其中8例来自河北新和肾受体。

2020年1月23日，医用引流导管和氧气面罩留在手术室中。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据宋丽介绍，从2018年初开始，仁济医院开始治疗患有不规则肾脏移植的恢复期患者。他们早上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们没有经过住院程序，也没有建立档案，他们被直接送入三楼的住院病房。住院期间，全部由王海滨负责。由于没有病例，王海滨在医生的建议下便写了便条，护士服了药，并据此服药。宋丽说：“王海滨还请经过特殊护理的护士不要询问患者个人信息的隐私。”

2020年4月17日，两名参加受助人护理的护士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了宋丽关于护理情况的陈述。梁飞护士说：“病人出院后，我问王医生（王海滨）如何处理护理记录表。他说扔掉就可以了。”

据宋丽介绍，她和李芳，梁飞分别于2019年春节前后被新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组织组织买卖人体器官。李芳说，经调查，警方没收了警方的全部财产。从医院非法收治患者18万多元。

2020年5月6日，燕山市福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仁济医院治疗非法肾脏移植后，他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患者。情况。工作人员说，此案已经是刑事案件，一切由公安机关处理。

肾脏卖主很难从犯罪团伙那里获得赔偿

与被送往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受助人舒康不同，在2018年11月21日进行肾脏摘除手术后，捐赠者李瑞被送往新河县一个村庄的院子进行康复治疗。

第二天一早，李锐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奇怪的平房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帮他输液，他不高，脸圆。事发后，新河警方告诉他，该男子名为徐宁。

非法肾脏移植手术的地点位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废弃的车间。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2020年1月16日，徐宁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许宁多年以前就学过医学，但没有执业资格。

在康复病房的床头柜上，李锐看到了一个红色的透明塑料袋，上面放着一叠厚厚的一百元现金。徐宁说，这笔钱共计4.9万元。 “四万五千元是卖肾脏的钱，其余的四千元是肾脏人送的红包。”

李瑞在这里呆了7天，因为他无法离开医院，无法在家里看电视。一位老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并为他做饭，但一天三顿饭要么是稀饭，要么是bread头和面条。每餐只有一道素食菜。李瑞想吃点好东西，于是给老人400元，让他买鱼，鸡和一些水果。

同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又瘦又高的男人经常来李锐的房间聊天。 “这名男子说他来自浙江，他因赌博卖肾而欠钱。他的手术比我早了五天。卖肾钱比我多了四万五千，但买肾给他的红包比我3000元。”李锐说。

离开疗养院的一个晚上，李锐回到了手机，再次戴上眼罩，一辆私家车将他带到邢台汽车站。在酒店住了一晚后，他从邢台乘公共汽车去济南，然后转乘卧铺车回到宜宾。公共汽车行驶了20多个小时，一路颠簸，李锐未愈合的伤口流血了，下面的床垫湿了。

李锐一回到家，就去经销商那里偿还表弟的钱。老板得知这是卖掉肾脏并免除债务的收入。然后，他将1.5万元转给了姐姐，让她带兼职妈妈去医院看医生，买了些衣服和美味的食物。他告诉了姐姐钱的来历，但他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告诉母亲真相。

至于剩下的钱，他在银行存了3万元。

2019年2月，李锐回到浙江海盐在纸箱厂工作。夜班后，他突然晕倒了，医生说他没有肾脏，不能做繁重的工作。李锐说：“直到现在，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熬夜，而且我不能剧烈运动。跑步时，刀刃会很痛。”

2019年7月，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与舒康建立关系的李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另一方声称是舒康的父亲。 “他说舒康的肾脏最近遭到排斥，希望我去广州做血液检查。他们将支付旅行费用，并再给我5500元的赔偿。”

半年多后，李锐再次看到了他的肾脏受体。与以前相比，舒康看起来好多了。李锐什么也没说也没问，在广州一家医院抽血并获得赔偿后立即返回。

2018年11月29日，新河县公安局在非法经营现场和南宫四方宾馆抓获了郭林等犯罪嫌疑人12名。当时，这家小医院正在准备再次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事发后，另外两名嫌疑人向警方投降。

新河县公安局进行的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郭林等人于2018年8月至11月间被捕。在那家小医院进行了9次非法肾脏移植手术，包括8次手术。

尽管警方事后在小医院检查了手术设备，但到2020年1月23日，《新京报》记者仍然看到疑似肾受体和供体，手术刀，引流管，止血钳等的病例检查数据。 。对于医疗设备，在一个黄色的小桶中有3根缝合针，针上有血迹。

2020年1月23日，未使用的缝合线和充满血液的输液器留在手术室中。新京报记者李英强摄

2019年9月19日，新河县检察院对新河县法院提起公诉，对涉嫌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11月26日，新河县法院在公开场合和所有14个被告法院上审理了此案。

据河北省司法系统知情人士透露，2020年4月29日，新河县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共有14名被告人构成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罪。其中，郭林，朱森，徐宁，纪洪宇等5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4年，并处罚金；王海滨，刘黎明，李坤，张伦伦，李娇，韩慧龙等9人。被告被判缓刑。

另外，没收14名被告和仁济医院的赃款共计139.9万元，并上缴国库。同时，还有手术床，手推式消毒车，手术无影灯和心脏电监护仪。

案发后，李锐和父亲寻求律师，并向新河县法院咨询，希望在对李锐寻求更多赔偿的同时严惩被告。李神父说，毕竟儿子失去了肾脏，舒康无法赔偿更多的损失。

但是律师告诉父亲和儿子，获得赔偿的希望很小。李锐说：“有人说我是自愿行为。”

对此，驻北京的律师尹庆立表示，看着此案，肾脏卖方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坚持要这样做。有主观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赔偿，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