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为何说是掩耳盗铃式的骗局？

西汉中后期政治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代表刘氏政权合法性的“天命”一再遭遇挑战，汉室终结于王莽的禅代。西汉中后期对“天命”的探讨引发了禅让与“再受命”思潮，禅让说继战国之后再次流行起来，最初用来证明武力征伐合法的五德相胜说，被改造成了证明禅让合法的五行相生的循环体系。

儒家的阴阳灾异说经过董仲舒、京房、翼奉和刘向父子等人的努力不断完善，并与儒家寻求“王道”的理想结合起来，成为王莽禅让成功的一块垫脚石。王莽的政权变更顺应了西汉中后期以来的禅让思潮，将灾祥变本加厉地变成了符命，“天命”成为一个政权合法存在的首要依据。

天人感应：汉代儒学的发展与灾祥说

《春秋繁露》曰：“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帝王要兴起之时，会有祥瑞出现，而王朝将要灭亡之时，天会降下灾异。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但灾异说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与体系。汉武帝尊儒之后，儒学不断发展，董仲舒“始推阴阳”，以灾异说《春秋》，西汉中后期灾异谴告蔚为流行。

《吕氏春秋应同篇》记载：“凡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西汉的祥瑞集中出现于武昭宣三朝，汉武帝向往尧舜之世，召问董仲舒时第一个问题便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武帝时的祥瑞主要有白麟、宝鼎、灵芝等等，封禅之议就源于宝鼎之出。

无论这些祥瑞出现的缘由为何，都是为了宣扬汉家承受天命。武帝恢弘祖业，喜欢天降祥瑞、宣扬汉家受命，他渴望能够创造一个没有灾异的“太平盛世”，十分反感儒生以灾异谈论政治。武帝对灾异现象敏感而厌恶，儒家的灾异论并没有发挥其制约君权或者劝谏的作用，在政治中还未占得一席之地。

宣帝一朝的祥瑞更多，仅《汉书》中记载的祥瑞诏书就多达九封，在两汉实为少见。宣帝起自民间，他需要表明自己即位是顺承天意。因此他一方面以祥瑞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宗法关系上宣传自己是武帝之后，要继承武帝功业，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并且遵循了武帝对巫蛊之案的定性，确定卫太子的谥号为“戾”，并未对此案进行平反。

灾祥说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原理，西汉晚期灾异的出现率超乎想象，灾异论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儒生们说灾异的初衷本是为了约束皇帝行为或实现政治理想，没想到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汉皇权的正统和稳定，成为王莽代汉的一个理由。西汉后期混乱纷争的政治局面和频繁的灾异，促使儒生们更加迫切地去寻找可以致太平的“王道”，理想主义在儒生们致力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王莽的登场提供了政治文化环境。

神器有命：谶纬与符命

《说文言部》记载：“谶，验也”，谶主要是指预言人事凶吉的隐语、图像符号等。谶言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秦始皇时期的“今年祖龙死”、“亡秦者胡也”以及陈胜、吴广起事时自造的“陈胜王、大楚兴”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谶言。西汉中后期不仅灾异频发，谶言也颇多，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哀帝时流传的“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这条谶言的应用反映了哀帝时“人心厌汉”期待禅让到新莽末年“人心思汉”的转变。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说的出现不仅与儒家政治思想有关，民间的谶言与舆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眭弘所说的“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既不是董仲舒原意，也不是眭弘独创，而是一部分儒生的共识，并且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普遍承认，因此王莽以土德代火德，刘秀中兴也是宣扬尧后火德。

元、成、哀、平时期宦官、外戚先后乱政，流民暴动与灾异时常出现，虽然有过改革，但却并未奏效，儒生对汉室政治状况的失望和下层民众间的厌汉思想导致了“汉历中衰”这种说法的出现。

哀帝时规模空前的传行西王母筹事件体现了民间群体性的心态恐慌。厌汉思想使得人们对西汉王朝的天命产生了怀疑，加上早已有的“天下非一家之天下”的认知，在王莽一步步走向禅让的过程中，当朝的士大夫阶层选择了支持或缄默，甚至大肆宣扬符瑞，赞美王莽。这些士大夫也认为汉室已衰，德运将尽，他们无法实现“致太平”的政治理想，而王莽以一个礼贤下士、尊崇儒学的形象出现，使这些儒生看到了理想化政治实现的可能。

纬书是依附儒家经典所作，在形成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早已存在的谶言，谶纬合流。谶纬出现于西汉晚期。西汉晚期出现的谶纬依据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理论原则，其中有很多顺应民间舆论和儒家思潮而宣扬汉家禅让或革命的言论，也有很多宣扬君权神授的政治神话。

谶纬的内容是以五德终始、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为主体创造的，尽管谶纬中有论证汉室天命的内容，但人心厌汉的民众心态也创造出了汉运将尽的谶言，灾异频发的乱世加速了禅让和“再受命”的言论的传播，五德终始说、阴阳灾异说等理论和谶言预占糅合起来最终形成了谶纬神学，成为西汉中晚期禅让说流行的另一因素。

由于谶纬为人所作，所以会根据民间舆论和现实的政治情况不断调整与蹿入，新莽晚期人心思汉，又出现了“汉家当复兴”的谶纬。谶纬是两汉之际论证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法宝，公孙述、隗器和刘秀等人纷纷利用谶纬表示自己受天命、当为帝。刘秀在接受部下劝进称帝的时候犹豫再三，谶纬《赤伏符》成为了天命的象征。

刘秀顺水推舟，以“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为由而登大宝。窦融归附光武帝也是因为“刘秀”之名应谶，谶纬在刘秀皇位正统性的建设中居功甚伟，因此在东汉成为“秘学”，白虎观会议更进一步地确立了谶纬的官方地位。由于谶纬可以随意创作并且解释起来具有弹性，所以被统治者所忌惮。

刘秀在利用谶纬稳定政权后，就“宣布图谶”于天下，禁止天下人再造谶纬。曹魏以降，官方多次严禁民间的图谶秘纬，不仅由于谶纬的神学性质与历代学者的抨击，也与谶纬说天命、造天命的功效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