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考察：百越融入华夏考证

导语：越人广泛分布于古代中国东南部和华南。先秦时期，越族建立了越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到越人的祖先是夏少康庶子于越之后，属于华夏族。但是因为越国地处一隅，与中原各诸侯国断绝了联系，直至春秋时期才逐渐和中原各国恢复联系，因此断发文身，与华夏习俗迥异。但是司马迁的这个说法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质疑，认为越族与华夏族的祖先不同。本文今天就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初步分析百越是如何融入华夏的。

百越的分布

1.越人的历史记载

越族不仅部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有不同的名称，因此叫百越。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之后，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在灭吴之后，勾践继续北上争霸，先后与齐、晋等大国会盟于徐州。周天子派人赐予勾践胙，命为伯。宋、鲁、郑、卫、陈、蔡等中小诸侯国先后来朝拜。越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卧薪尝胆

越王勾践死后，越国势力渐渐衰弱，在齐、晋、楚等大国的打击之下，霸业也不复存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派军队打败越军，越王无疆被杀，越国因此灭亡，越人四散于浙江、福建和岭南一带。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征服了百越地区，在越地设立了郡县进行控制，但是秦的统治并不稳固。秦朝灭亡之后，岭南地区的越人自立成立了南越国，福建地区有闽越国，浙南地区有瓯越国。南越国在汉朝初期势力一度十分强大，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逐渐消灭这些越人建立的政权。

越国的北界

从考古证据来看，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土墩墓不仅在江浙地区分布广泛，在湖南常德、山东日照、广西合浦、云南曲靖等地也发现类似墓葬形式，这就说明了越文化播迁甚远，影响范围极广。东南、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骆越不在几何印纹陶分布区，可能属于濮人。有些学者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夜郎、且兰、句町、漏卧和哀牢诸种属于百越支系。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考古学文化虽然与百越有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将濮人纳入百越的讨论。百越本“非止一族之义”，界定百越包括哪些人群集团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些具有某些文化共性的人群集团曾经活跃在中国南方的历史真实，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百越人群有着面向东南亚、面向海洋的文化背景，与中原居民在体质、语言、人文等方面的“文化基质”有差异，罗香林、林惠祥、戴裔煊、凌纯声、张光直等于此多有论述。陈仲玉将此背景概括为：“就以环南中国海地区诸地的地理、人种、交通、贸易和历史背景等方面观察，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台湾，几乎是东南亚区域的一部分。”

在体质人类学上，先秦时期主要分布在浙、闽、粤、桂的“古华南类型”与现代印度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等较接近，可能代表了“古越人”种系特征。考古学证据包括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稻作农业、金属农具和牛耕向东南亚的传播，广西平南、北流等地冶铁、冶铜遗址技术体系与泰国等地的联系等。在陆地东南亚方向，与百越渊源密切的古代“掸族”分布在红河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印度阿萨姆地区，云南贝币亦与印度、印度支那“成一系统”。

2.百越地区融入华夏

越文化随着越国的强盛而北扩至山东胶东半岛一带。楚悼王任用吴起，楚国国力大盛，“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楚威王灭越等都导致越文化的传播被打断。原先分布于江苏、浙江、湖南、江西的越人进一步向南迁移，迁至福建、广东等地。随着楚文化的东进，江浙地区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土坑墓和木椁葬具，随葬器物的种类、组合和纹饰风格产生时代性差异。昆明羊甫头墓地填埋膏泥、设置垫木和腰坑等习俗与濮人在迁徙过程中受到楚系民族的影响有关，云南地区的T形玉璧、环“应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文化的传播而进入的”，滇池周边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似乎表明楚风确实吹到了滇中高原”。

滇王印

广东博罗银岗二期遗存中的“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青铜带钩、玉带钩、陶马泥塑模型、青铜盖弓帽等车马器及铁臿、锄、斧、锛、凿、削、刮刀、矛等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中原因素显然是秦统一岭南的界标性实物，秦代始建的番禺城亦受到中原筑城理念和建筑技术的影响。

百越融入华夏的两种类型主要包括江浙类型和岭南类型。江浙地区的“福泉山类型”以扬州、上海为中心，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地方类型，惠帝至景帝时期楚文化因素大幅减退、吴越文化因素复苏是其形成基础。武帝前后至成帝时期，福泉山类型的越文化因素有增加现象，并且向江淮平原西部扩张，至东汉早期仍有一定势力。江浙地区汉墓随葬器物中高温釉陶和泥质硬陶比例大，仿铜陶礼器以高温釉陶为主，泥质灰陶从未占据主流，陶器种类、形制亦有地方特点。“泥条盘筑的制作方式、器表拍印几何纹的装饰技法仍贯穿于整个两汉时期”；高温釉陶虽然“在产品种类、施釉方法和釉色、原料等主要方面”与“原始瓷迥然不同”，但是为“东汉成熟瓷器的烧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越国墓汉式、越式随葬器物普遍混杂，出有汉式鼎、盒、壶、钫的墓中越文化因素同样突出，这些现象是“以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的表现，墓主“大约是一般的南下汉人和已汉化的越人，也有南越国的下级小吏”。在考古学上这两类人群已经难于区分，其族群身份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交融的轨迹是“民族意识的越化”和“文化的汉化”，趋势是“次生越人”发展壮大。 南越国灭亡后，但是汉文化沿珠江等水系和海岸交通线更为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城市建筑更加普遍；硬陶罐和釉陶器等南越国文化因素扩散至湖南地区。西汉中后期岭南汉墓中的越文化因素已是孑遗，戳印纹硬陶中出现五铢钱纹、卷云纹等汉式纹样，墓主族属可以称为土著汉人。

3.蓑翁说

从考古学出土的器物来看，越文化很明显的受到了华夏族的影响，最终渐渐融入到了华夏文化之中。华夏文明焕发出勃勃生机就是在于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海纳百川，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创造出独特的华夏文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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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超：《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

2.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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