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东方红一号”老航天人对话录

▲1964年的潘厚任

语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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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可回头

“东方红一号”升空50周年前夕，

研制与发射任务的两位亲历者与网友交流。

这是老人们第一次使用在线会议系统，

也是年轻人与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珍贵对话。

我们的太空创新实践中心、新华网思客，

《中国航天》杂志、爱太空，

以及乌镇航天北斗应用中心，

共同主办这次活动。

从卫星方案的设计到发射任务的实施，

那一年的旭日初升东方将白，

那一代人的生于忧患筚路蓝缕，

故事无关功名，对话长留深意。

嘉宾档案：潘厚任

潘厚任，83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东方红一号”任务中为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曾任国家科委“空间专家组”专家，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

嘉宾档案：张积华

张积华，80岁，大连棒槌岛啤酒公司退休干部，”东方红一号”任务中为发射中队中队长，为发射下达”点火“指令。1961年参军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了多枚导弹、火箭的发射任务。

那时的他们，多年轻！

▲下达”点火“口令的张积华

打开摄像头，他们坐到了大家面前。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1、"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

是在什么条件下启动的？

潘厚任：

旧中国技术很差，解放以后又打了朝鲜战争，所以当时国力不强，经济力量也不行。国际上，苏联、美国对我们都是封锁的，我们必须靠自己，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如果把放卫星比作要吃馒头，我们当时连面粉也没有，得先开荒种麦子。什么事情都是从头做起。比如说，我们的卫星要到太空环境去工作，首先要用火箭把它送上去。火箭发射的时候有振动、有冲击，还有过载。到了太空以后呢，太空环境又是很特殊的，真空，高真空，而且温度环境比地面上恶劣得多。我们的仪器、材料、元器件，在这种环境里怎么能够正常工作？我们心里一点也没数。当然，最好是在地面上模拟太空工作的环境，多做一些实验，到太空去才有把握。但是我们没有地面做实验的设备啊，甚至连这些地面实验设备应该怎么造都不知道。

赵九章先生1958年11月访问苏联，想看看人家的卫星，真的卫星。但人家不给看。所以我们连找资料都很困难。当时科学院有个图书馆在王府井大街，我们进城去查一个资料，来回就得一天。当然，资料其实也查不到什么。

张积华：

我是1961年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当时学校毕业分配，以为到北京，结果一直往西走，给拉到了戈壁滩。戈壁滩的环境非常恶劣，风沙大，温差也大。有句顺口溜说：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刮石头跑。刚去的时候不适应，老是感到口渴。

生活也很艰苦。那个时候粮食是定量的，分配到机关每人每月38斤，分配到一线部队的是45斤。但就这样也吃不饱，因为没有油水。好多人得了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蔬菜也吃不上，好多人视力因此受到影响。

更难的是，撤走的苏联专家把资料也带走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事业还要不要搞呢？党中央决定还要坚持把靶场建设下去。基地就组织专业培训、技术培训，办了各种专业技术班、大专班、英语班。通过近两年的培训，我这样原来根本不知道导弹是什么的人，从一无所知到逐渐掌握了导弹的原理，为后来的发射试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2、卫星研制难在哪？

潘厚任：

1965年卫星项目要上马的时候，我和何正华、胡其正三人完成了初步设想方案，后来全国一百多个单位开了42天的方案论证会。白天开会，晚上计算，才把卫星目标确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12个字，简单明了。

其中最难的是“抓得住”。赵九章先生1965年4月把我调到总体组的时候说，一个一米左右直径的物体放到轨道上去，相当于几公里外的一只苍蝇，根本看不见，怎么抓得住？美国在全球都有跟踪站，苏联的国土跨经度范围非常广。我们在外面没有跟踪站，国土面积虽然不小，但在整个地球上算起来也就百分之几。从酒泉向东南方向发射，十几分钟就飞出国界了，第二圈回来再飞进我国，已经在新疆的西边了。所以我们的“抓得住”这个问题，比起苏联、比起美国来说难度更大。

怎么实现“抓得住”呢？主动段有单脉冲雷达，但入轨以后就接不上了。为了解决软件的问题，集中了我们国家最强的力量，靠当时计算所刚研制成的119半导体计算机，算了3个月。方程、随机误差的分析、跟踪数据到最后定轨的方法都敲定以后，我们知道，软件是行的。硬件呢？大组里搞了一个设备叫超短波色散干涉仪，当时是用来研究电离层的。我们搞卫星跟踪，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多普勒跟踪定位系统的硬件。“抓得住”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而我们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的卫星系列、包括导航定位系统，都跟当时的原理基本上是一个脉络发展而来的。

解决“抓得住”问题的过程中，地面通信也很重要。当时我们各个跟踪站之间的通信都是靠电话线。通信绝对不能出问题呀，卫星放出去了，要是我们国家找不着了，其他国家给你报出来怎么办？当时全国动员了68万多民兵，每根电线杆下一个民兵守着，保证了通信的安全、畅通。你看这多不容易啊！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优势，让我们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搞得非常成功，一次成功。

3、卫星为什么是圆形的？

潘厚任：

为什么要选72面体的近球型，有几个理由。第一，球形体里边可以放的东西，相对来说比其他形状要多一点。第二，我们搞“东方红一号”卫星，起初是准备要有太阳能电池的，那么太阳能电池在球面均匀分布的话，不管卫星什么姿态，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相对变化比较小。第三，形状球形的弹道截面相对比较固定。

4、现在有个说法叫“996”，

您们当时是什么工作状态？

潘厚任：

我们当时上班的正常时间是每天8小时，可是为了参加这个任务，根本就没有星期天。从白天到晚上，反正有时间就投入，也不是谁规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积极性。这个任务困难很多，要解决这些困难，8小时的正常上班是完成不了的，除了吃饭休息，基本上所有都花在工作上。举个例子。有一次参加国庆献礼活动，我之前一连工作了三天两夜，当时站着都能睡着。

当然现在任务的一线人员，我听说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也是拼了命，春节不休息，平时不休息，都是一样的。

5、发射顺利吗？

张积华：

“长征一号”是三级火箭。原来我们打的都是单级火箭，而且基本上是移动发射的。地面设备有了很大改变，火箭的技术状态也有了很大改变，从火箭的发动机、控制系统、一二级连接都是新的技术，燃料和推进剂也都不一样了。这些都需要我们学习、掌握，才能够把卫星送上天。

发射过程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中间出现了几个小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们加注燃料、卸下加注连接器的时候，加注阀门突然向外喷出四氧化二氮，黄烟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们有预案。操作手和技师及时把加注连接器又重新连接上了，没有出现漏液的情况。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影响更大一点，因为它推迟了整个发射时间。一小时准备口令已下达，卫星的应答机却没有信号反应。卫星上天要“抓得住”，应答机的问题必然影响跟踪测量效果。问题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总理要求立即查处原因再继续发射。最终查到，是地面信号源触发信号不良造成的。整个发射时间因此推迟了半个小时。最后发射时，我作为发射员下达了点火口令，操作员胡世祥按下了点火按钮。我在地下控制室通过潜望镜看到了火箭的正常起飞和一二级分离，一直看到火箭消失在视线里。听到湘西站、海南站几乎是同时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我们鼓掌、拥抱、欢呼，地下控制室一片欢腾。

6、我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

为什么选址在那里？

张积华：

当时分了三个勘探组，到三个地方进行考察，最后决定选址在青山头一带，也就是现在额济纳旗这个腹地。为什么选这里？第一，青山头一带地势比较平坦，都是戈壁滩，一马平川。第二，水源还可以，有个黑河也就是弱水河，水位比较高。当时我去的时候，往下打30米就能见水了。第三，这里移民的数量不多。第四，酒泉有一个飞机场，将来工作起来很方便。第五，青山头离兰新铁路比较近，运输方便。最后一个原因，这里便于保密——气候太干燥了，个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地方进不来也出不去；想出去的话，走到半道上就不行了。

酒泉发射中心选在这里以后，建设是个庞大的工程，当时起了个名字叫0029工程。我入伍的时候，入伍通知书上写的是0029部队——当时在编制上是找不到0029部队的，没有编号，只有一个工程的代号。

7、当时家人知道您们是做什么的吗？

张积华：

我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件接受教育的事情，就是保密教育。谁也不准把这里的情况向外讲，而且每个人只能有两个通信地址，一个是父母，一个是和自己的妻子或者朋友。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两年没有回家的我坐火车从兰州到北京，列车员组织大家讨论学习卫星发射成功的感想。我当时想说又不敢说，很有意思。

我的妻子1975年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看我。当时有发射任务。发射的时候，所有人的家属都跑到楼上去看。她也去了。后来她问我，什么情况？人家都说你们是搞导弹、搞卫星的？

我的父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去世前，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现在看来是一种遗憾，但当时就是纪律。

8、关于中国航天的“变”与"不变”

张积华：

中国航天发射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场区建设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当年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我们在一个半地下的控制室里指挥，用潜望镜看地面情况，控制室距离发射架只有100米。现在发射场用“三垂一远”的方式，比原来力量更集中，更安全可靠。不仅发射场有显示系统，北京的指控中心也有显示系统，可以说是全国是连起来了。

潘厚任：

变化很多，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航天精神。周总理当时提了16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些精神不会变。搞航天是很花钱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航天的管理方面，现在的管理措施比以前更严密了。

9、对中国航天未来与年轻一代的期许

潘厚任：

1956年，我在大学念天文的时候到上海亲戚家过暑假。上海科协让我去讲讲天文知识。我到一个学校，给他们讲了一个火星人和一个地球人在月球表面碰上了的故事。当时因为火星还没有探测，大家对于火星上有生物期望都很高。我没想到我还能够看到今年我国要发射火星探测器。载人航天方面，马上要建的空间站也是非常好的实验室。

我还有一个期望，对年轻人来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后你们想不想上太空去？我是不可能实现了，你们假如有这个梦，经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

张积华：

搞航天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我的期望是，我国能够建设成一个航天强国。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能为今后的人类在探索宇宙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10、请给年轻人一些选择航天的理由。

潘厚任：

航天是国家体现综合实力的一个领域，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大国都会把航天一直搞下去。我觉得选航天这个领域，就业的机会比较大。而且，航天跟各个专业都有关系，工程方面也跟很多新的技术联系，所以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都能在航天找到适当的位置。

曾经有人问，我是搞金融的，跟航天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航天保险既需要航天方面的知识，也需要金融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以后太空旅游慢慢发展起来以后，涉及面就更广了。

11、怎样看待航天事业发展中

失败与成功的关系？

潘厚任：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当时搞航天事业，很多领导、包括中央的领导都说——“成功是大家的，失败是我们的。”其实是让我们搞具体工作的科研人员能够放下心来，不要有负担。当时这样一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

张积华：

我在发射现场经历过多次失败。对于失败，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常现象。没有包容心是不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都是想把工作做好的，而不是想把它做失败的。如果出了问题，就从中找出失败的原因，这样我国航天事业一定会有更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