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没有“妥协”的资格！

有人戏言说：2020年啥事也没干，光去见证历史了。

虽然这句话戏谑之风十足，但是回顾历史，如2020年前后一般的转折性事件接踵爆发的时间段也是不多的，不难想见的是，至少在未来百年以内，围绕2020年所展开的一段历史被列入课本必考题已成必然。

当然，这段历史中的两个主角是不可能被隐去的——中国和美国。

笔者现在还清晰的记得，2018年时任国家外交部党委书记的张业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当然，这句话或许直到今天仍不被美方的一些政客所接受，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近十余年来中美关系的每一次波折震荡，都无一例外的验证了这句话的理论内核....

2020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令人担忧。

短短一两年间，中美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历史转变，戎评相信即使我不去罗列各项所谓的“历史事件”，大家各自心里也有一个切实的大概....

对于这种已经甚至在民间舆论中都开始变得表象化的转变，我将之称为“排盐”。

从“竞争”到“斗争”，矛盾的蓄积其实早已有之，今天的所谓“转变”，不过如同人体再也无法承载更多盐分之后的“排盐”一样。

肉眼可见的“盐”，不过是量变蓄积下的“质变”。

但是，就是对于这种生命运动之后所必然产生的“盐”，很多人在略微的刺痛下便哀嚎不以，他们试图掸掉肌肤上的盐结晶，然后幻想着“刺痛”便从此消失了....

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认知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同样如此认为。肌肤表面的“盐”掸掉就好，中美之间只要解决眼前的矛盾与分歧，甚至可以重回80年代的“蜜月”。

“

可能吗？

在多年的众多国际间政治经济事件关注之后，笔者感悟出了这样一套浅拙的国际关系论。我将之称为“雨林关系论”。

简单的讲，所谓的“雨林关系论”就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形态、意识形态、文化形态、体量大小等诸多要素，将其划分为这片雨林生态之中的不同植被类型。

在这片雨林中：

“阳光的抢夺”，代表了现实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源竞争；

“朽木的腐殖”，代表了国家崩溃之后残存利益的瓜分；

“合理的植被间距”，代表了不同国家彼此间的生存空间与需要；

“等量阳光下的光合效率”，可以被换算为现实世界不同国家的产业科技竞争实力；

“不同树种植被间的内在韧性差异”，可以被视为不同国家体制差异和具体施政能力在具体风险下的抗打击能力；

在将这样一套理论代入了当今世界之后，我们首先会发现的是这样两条基本浅显的“规则”。

1、最优生存方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选择。

2、不同层次的扩展需求，决定了该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上升压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

新加坡，国土总面积719.1平方公里，人口总数569万，其国家体量放在中国的话也仅仅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

按理说：这样一个国土面积狭小、人力资源厚度浅薄的国家，应该是发展及其落后的，然而现实却是，2018年时，新加坡的人均GDP却达到了6.4万美元，是同时期日本的1.6倍，是同时期中国的5.6倍。

究竟是什么使得新加坡摆脱了“该有的命运”，而走向了相较之下的成功？很简单：新加坡完美的适应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基本“雨林规则”。

最优生存方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选择：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矿产资源均无任何国际竞争实力，于是在初始发展时，新加坡选择了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优秀地理位置大力发展航运港口服务业，准确的将自己定位成了全球化下世界航运业的“附生植物”

而受此影响，作为当地世界全球化秩序的主干和缔造者，美国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新加坡眼中那棵被自己寄生的大树。

因此，新加坡自李光耀开国以来所一贯相承的亲美政策，亲的究竟是美国还是全球化秩序下的国际航运业？

不同层次的扩展需求，决定了该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上升压力：

或许有很多人都很迷惑，同样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同为周边国家的马来西亚或印尼，为何没能发展出如此辉煌的航运港口服务业。

事实上，新加坡之所以繁荣，除了其自身的正确发展选择以外，更加来自英美两国的立足新加坡特殊国情的“选择”，新加坡作为曾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建国时人口不过177万的新加坡，国内华人数量达到了132万！

很现实：华人立国的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只想活下去。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秩序制定者，需要的是马六甲海峡黄金水道的稳固控制，新加坡这个在东南亚地区举目无亲，且注定了毫无自立可能的“孤儿”，就是最佳的看门人选！

当然，新加坡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美国主导下国际海上货运航道的一个“门房”，只要美国一天还是国际全球化产业分工合作的主导者，那么新加坡就一天是对美国毫无伤害威胁可言的紧密追随者。

当然，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两条相当浅显的规则。在实际的国家发展上，诸如新加坡这样的顶栖“附生植物”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国家，诸如德法英日等美国主导下国际产业金字塔内的国家，碍于其生存层次和实际体量，大都依据各自不同的“产业科技实力”和“政治需求”，选择了底栖美国这棵中心大树的生活。

他们扮演着次等乔木、灌木、树藤，乃至苔藓的角色。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妥协的艺术”：在底栖生态系统中，阳光的分配遵循着从美国这棵中心大树依照不同等级向下递减的绝对法则。

成长空间的受限是次等植被的牺牲代价，而作为回报，美国这棵大树或者是更下一级的大树，不仅承担着在来自狂风骤雨（突发国际公共事件、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主要压力，在自身新陈代谢与不断的向外扩展中，不仅是他们落下的枯枝败叶能够成为底层植物难得的肥料，因为竞争失败而倒下的朽木，更是会成为其他树木的腐殖狂欢！

一切看似公平且完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两个相当的变数：

1、同在狂风骤雨下，不同树种的“韧性”存在很大的差别。

2、不是每一个树种都适合阴凉环境下的底栖。

举个简单的例子：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了及其严重的重创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在短暂危机之后，紧握市场空隙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变革！

那场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一场“狂风骤雨”，危机之下，其他的“植被”都断枝败叶甚至拦腰折断，唯独中国，凭借体制高度的“韧性”非但没有遭受到多大的损失，在空间遮蔽与阳光阻隔消失的短暂空隙中，甚至还狠狠的长到了次等乔木的高度。

美国人很不高兴！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数大致在9亿左右，其中除了作为核心“巨大乔木”的美国占据了人口总数的3亿以外，处于次等乔木地位的20个发达国家，平均人口体量仅为3000万，且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致力于某几项产业科技实力的优势化生存。

简而言之：他们与美国之间虽然在个别领域或许存在空间竞争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单个国家产业残缺需要依附美国主导下全球产业分工的现状，还是其趋同社会制度下平均不及美国10分之一的薄弱体量，都注定了他们无力对当前的美国地位构成挑战。

事实如此，与新加坡这样的“顶栖植物”一样，诸如德法英日这样的“次等乔木”，同样在自身体量及特殊历史时期（冷战）的选择定型磨合中，与美国这棵“巨大乔木”形成了共存。

他们遵循了美国规则，他们的现实境况同样得到了美国规则的接纳。不过，遵循了美国规则的中国，在伸展范围与美国枝叶相触碰后，却注定无法如德法英日一般得到美国的接纳。

这种无法接纳，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拥有远超全部发达国家9亿人口的14亿高素质劳动力。

这种无法接纳，同样也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的全产业链国家。

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了中国的发展空间根本不可能奢求他国的给予。

首先是“意识形态差异”。

在网络时代的流量导向中，有一个现象相当恶劣——知识阉割。

“国家间意识形态”的阐述是其中的重灾区，在语焉不详下，这个本该被作为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直接联系的一种庞大集合，被极其简略的以所谓的“精神信仰”进行了省略。

而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种“阉割”之下，“制度”被“机制”所混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差异被无限淡化....

但是，这种涉及社会根本的“差异”就摆在那里，我们不去提，难道他就不存在吗？

中国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一个以拜金主义为信仰资本主义国家，或许在平时，这种意识形态造就的制度差异所塑造的社会形态是润物无声的，但是当危机到来时，两种制度所导致的不同选择，往往截然！

例如，在此次的新冠疫情中，在金钱与人命之间的选择衡量上，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截然选择就可见一斑....

当然，笔者并非是想借此贬斥某种制度“落后”。

我只想说的是，中国这种由制度差异而导致的更为优越的抗风险能力，至少对于美国而言，算是一种“变数中的挑战”！

或者说，在美国所设计的“雨林秩序”中，中国的出现本身其实已经违背了他的设计初衷，除非中美任何一国更易现有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世界发展进入“零危机”、"零竞争"的静止状态。

可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次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笔者相信，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要说了：上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他成功的实践了两国间的良性共生。

对此笔者只能说：彼时中美所谓的“蜜月期”，其实不过是特殊时期下的一个美丽误会。

对此，博弈论中一个相当经典的“三枪手”故事解释了一切：甲、乙、丙三枪手决斗，甲枪法最好，十发八中；乙枪法次之，十发六中；丙枪法最差，十发四中。

虽然，在当年的那场决斗中，我们且不论美苏之间究竟谁是甲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彼时的中国一定是“丙”。

对于甲而言，乙、丙虽然都是“对手”，但是第一枪瞄准的一定是“乙”。

对于乙而言，甲、丙虽然都是“对手”，但是第一枪瞄准的一定是“甲”。

而对于“丙”而言，甲、乙虽然都是“对手”，但是第一枪瞄准的一定是“甲”。

于是，在共同的“最大威胁”下，当年的乙与丙，走到了一起。

但是，当“甲”倒下后，乙与丙还能继续所谓的“蜜月”吗？还在发出这样幻想的人，怕不是忘了90年代的三大耻。

醒一醒，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的中国就是40年前的“乙”！

甲，会放过“乙”吗？

文章最后，笔者有话说

当然，笔者在上文提到的“雨林关系论”也并非是如美国一般的去鼓吹所谓的零和博弈。

正如我在文中不断强调的“时代”发展性一般，在原有世界秩序与世界意识形态差异下发展起来的“雨林关系论”以及“三枪手博弈论”，也并非一定如既有经验中所说的那么悲观。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不过是为了驳斥一些明显别有用心的“投降言论”，不过是为了通过对内在原理的分析，向大家浅显的标记出中国的底线在哪儿，中国的利益在哪儿....

事实如此，如今中美之间一切摆在明面上的分歧，不过是内部蓄积不下之后的浅显化表现而已，他自有其内部根源。

中国的国情与体量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新加坡那样逍遥的“富家翁”、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德法英日那样的小跟班，中国有其天赋的使命和责任!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而言，在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处理上，谈判可以，妥协不可，一切以牺牲民族未来发展为代价的不等价交换，不仅会酿成剪矢留镞式的笑话，更有可能导致一步错，步步错的险恶未来！

近代中国百年耻辱，告诉了我们妥协的代价，享用着先辈鲜血浇灌果实的我们，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去谈妥协？

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美之间，没有谁欠谁，也没有谁怕谁。

如果人类的明天是美好的，那么一定有中国的一份贡献与努力，如果世界的明天是晦暗的，那么对于和平的努力，中国一定已经在底线之内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