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到底有多牛？日本首相的一句话，你就明白

中国自唐宋起，便将自己当作“天朝上国”，对于四方莽荒之外的国家，那都是“蛮夷视之”。中国的这种对于自己的自负，虽然态度上看起来不妥当，却在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哪怕是汉人政权受到过取代，可也很快就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可是这种延续了千年的优越感，到了清朝晚期时，便摔了个稀碎。外国人的洋枪利炮，在中国人的眼中，无疑就是“神兵天降”：小战小败，大战大败。不论是在什么时间交手，清军永远一击即溃，这样的失败多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渐渐的没有了，对其他国家“蛮夷之人”的称号，也都变成了“西方列强”。

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的时局下，中国人应该要做的就是奋发图强，一改自己的落后面貌，可惜几千年的文化惯性，让中国人一夜之间向“洋人”屈膝拜师，那是很难的。因此就算在中国节节败退之下，大多数还想用“子曰诗云”来同化赤眉黄发的洋人，以至于国力一天比一天不堪，洋人一日比一日更为强盛，

在这种绝境困局中，一些中国人先睁开了眼睛看清了世界，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一个。

很多中国人都把李鸿章视为“卖国贼”，当做是“民族的败类”，这种态度是对李鸿章极大的误解，甚至是污蔑。如果说李鸿章是“败类”，那么这个“败类”做了什么事情呢?1865年，在国运晦暗时，李鸿章作为两江总督，主力推进了“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同时扩建了苏州的机器局，使其成为“金陵制造局”，后来的“天津制造局”也是在李鸿章手中规划而来，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热衷成立制造局，是他想从中贪污什么油水吗？

是为了向洋人输入利益吗？显然作为现代人，我们能看出当时的中国急需这样的改变和创新，可是却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些“变新”是从李鸿章手中开始的，在李鸿章给慈禧太后的奏疏上，他极具远识的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能够认识到“列强”的长处，走在改革图强的最前线，晚清的“四大制造局”，出自李鸿章之手的占有三个。

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国不但没有“实业兴国”的认识，反而制造行业都被人看作是“奇技淫巧”，是下九流的东西，就算是老百姓，不是为了讨生活，也很少有人干这些“跌份”的事情。

但是李鸿章却能够以“人上人”的身份，一举领导和推动洋务运动，如此大的觉悟，李鸿章堪称“国士”。不单单是让中国人知道“务实”的好处，李鸿章接着进行了“经济改革”：建煤矿，修铁路，成立“电报局”，一切用来激活社会活力的手段李鸿章全都做了。就是这样的改革举措，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让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不断加速。

正是有着这样的“眼界”，李鸿章自然成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一号人物，他对于洋人的外交方针是“外须和戎”。这四个字成为了后世抨击他的关键，说李鸿章是“投降派”，没有骨气。但是李鸿章眼中，中国根本就是积弱之国，战争上被屡屡教训，国力上也是个“空架子”，想要硬气容易，可惜拳头根本拼不过洋人，要不就是“以卵击石”，要不就是“韬光养晦”，李鸿章自然能够看出来，中国需要的是争取发展的时间，而不是一次次必然失败的战争。

但是李鸿章并不是一昧的妥协，在外交上他尽力争取一切能够争取到的利益，对于日本，李鸿章能够在谈判的前夕，先出兵摆阵，做出“拼死一搏”的架势，让日本不能够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对于英国，李鸿章可以用《国际法》来做斡旋，让英国人扬言“宣战”的言论非但不能有恐吓的作用，反而“理亏气衰”。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和李鸿章接触后，给他做了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得到了当时外国政要大臣们的广泛认可，也能从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伊藤博文说：“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这样的评价不但中肯 ，也能够让后世之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