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工业化女工顶了半边天，她们凭什么要忍受不公正待遇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霸道初露端倪 ，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若干“黑船”，气势汹汹开进日本水域，扬言如果不开港通商，就将诉诸武力。面对不速之客，德川幕府不敢懈怠，只好于次年签订《神奈川条约》，答应开放下田及函馆，并准许其在下田派驻领事。其他英法俄等国见状，也趁机迫使幕府订立同等条约。

看来闭关锁国是行不通了，要想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有变革图强一途。于是近代日本一批有识之士顺应历史潮流，决定实行维新，东施效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让日本逐步脱胎换骨，由任人宰割的羔羊成长为令西方“蛮夷”刮目相看的强国，并废除一系列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将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说得轻巧，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农业国，对于工业简直一头雾水。如果说有接近工业的，无非是德川时代形成于农村的手工纺织业，据史料记载，从1757-1855年近百年间，从事纺织业的地方小镇扩大了3倍，30-50人的小厂乃至百人的规模化企业星罗棋布，散落于日本广大乡村。

但正是这“星星之火”，让维新志士看到了“燎原之势”，丝织业和棉纺业还成了日后政府出口创汇的主打产业。据统计，1868年日本生丝产量已达230万磅，到了1893年猛增至1020万磅，产量稳步增加。与此同时，销量也在不断提高，从1875-1900年，出口到欧美的生丝总值已占到42%，纺织业在工业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轻工业，是细活，而女性天生的细腻，使得她们从事纺织工作更具优势。据资料显示，截至1911年，从事纺织业的工人占比达到了59%，多达47.5万人，其中女性占纺织工人总数高达80%。到1933年，日本女工已达惊人的93.3万人，仅比男性工人少3.5万。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日本近代工业化改造过程中，广大女工丝毫不让须眉，其突出贡献有目共睹，足以彪炳史册。然而，尽管近代日本的辉煌有一半浸透着女工的血汗，但她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待遇却不甚理想，而这促使广大女工于1925-1930年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自身正当权益而斗争，再不是企业主可以随意打压的“柔弱的花朵”。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了解近代日本女工由“柔弱的花朵”逐步蜕变成“战斗女侠”的精彩历程。

20世纪初，日本女工的不公正待遇

为解决用工问题，企业老板派出工厂经理和招工人员，前往人口占80%的农村，他们以天皇名义，鼓励乡村少女争当帝国的纺织女工，为国家做贡献，“妇人贡献效果高/帝国自身两皆好/艰难辛苦不在乎”。

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听到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内心颇为高兴和激动，于是欣然答应前往工厂上班。然而，等到她们踏进纺织厂的那天起，原来的激奋心情逐渐冷淡，反而增加了不少怨愤情绪，这是何故？

原来，工时长，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安全感，每当夜晚歇宿，工厂大门紧锁，一旦遇到火灾，她们将插翅难逃，更有男上司不规矩，会对她们动手动脚，进行性骚扰，让她们羞怯难当；工作环境差，厂房通风透气不畅，女工又济济一堂，那时流行肺结核，一旦交叉感染，结果除了失去工作，还可能丢命；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女工比男工少拿30%-50%的薪酬，如果与重工业男工比起来，将少拿50%-70%；伙食差，企业为了赚钱，根本不讲究食物质量，这对她们的健康非常不利……

正因为问题百出，辞职、罢工事件屡见不鲜，然而往往难见效果，这主要缘于工人年转换率在百分百左右，就像《围城》里所描述的，“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未经历过的女工继续重复着她们前任的故事。再者，由于女工统一住在工厂宿舍，几乎与外界隔绝，加上企业管理极其严格，即便在1897-1907年的十年间，纺织女工罢工32次，却鲜有诉求能够实现的，如果她们执意要举行抗议，多半会遭到辞退处理，最终只好无奈地回老家去。

来自农村的青年女工，她们淳朴善良，对社会和人性的险恶很少体验，对自身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难有好的解决办法，面对工厂主的霸道、蛮横、威吓、欺凌，她们要么选择辞职以泄愤，要么罢工遭到解雇，被迫回家，她们的遭遇显然不幸，但这种不幸却给予自身或他人以经验教训，为日后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做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20世纪20年代，日本女工蓄势待发

针对广大女工的艰难处境，女性主义者菅野须贺于1907年创办《世界妇人》，对工作在矿区、纺织厂及娼馆的广大女工生活情况进行报道，其中不乏同情与讴歌。与此同时，菅野须贺及其同志还深入女工工作场所，亲身体会她们的艰辛，受其影响，以纺织女工为主的罢工事件在1897-1917年的20年里达到了151件，远高于1870-1896年的15件，她们要求企业主给予必要的尊重，提供合格的食物，而这不过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而已。

此外，以平冢雷鸟、高群逸枝为代表的“妇女中心的女性主义”者，大声疾呼要求打开、保护被誉为“笼中鸟”、“柔弱的花朵”的广大日本妇女，她们的呼吁不啻给了女工以巨大的鼓舞。

并且，随着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妇女除了可以选择在纺织厂工作，还可以选择小型工厂上班，比起集中住在工厂宿舍的纺织女工，后者大多住在家里，她们的行动更自由，接触劳资纠纷的机会也就更多，这不免会对纺织女工以影响。

再者，早在1907年，日本就将1872年规定的四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延长为六年制，这样包括纺织女工在内的受教育者其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工人运动组织者派发的传单及小册子她们不仅能够看懂，并且深受感染。

最后，由于1922年政府解除了1888年规定的限制妇女参加集会、登台演说的禁令，这就大大减少了以往参加工人组织和示威活动的危险，为日后女工频繁发动抗争提供了政治保障。

是以从1925-1930年，日本女工为改善和提高自身待遇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参加各种工人运动的热潮。

有着女性主义者不惜流血牺牲为妇女权益奔走呼号，加上工作机会增多、受教育程度提高、政治上更为自由，这样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广大女工便蓄势待发，为接下来不时发动抗争并冲锋在前作了有力铺垫。

经济大恐慌，纺织女工一马当先

20世纪20年代，日本接连遭遇经济动荡，其中不乏银行危机、关东大地震，更有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日本政府疲于应付，1929年下旬，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措施，使得市场批发价跌至6%。次年按计划将日元与金本位挂钩，谁知竟引发灾难性后果，日元汇率无法随市场调低，产品出口大为受阻，纺织厂作为出口大户，受到严重冲击，于是厂方要求大规模裁员，众多女工面临失业的厄运。

1930年秋，东洋棉纺厂数百名纺织女工义愤填膺，她们在晚上夺门而出，纷纷涌上街头，在暗黑街道，她们对行驶的电车投掷石块，并与闻讯赶来的警察上演“全武行”，其“女侠”形象活灵活现。

很快，“狗仔队”在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特大新闻，将女工与警察之间的打斗谓之“巷战”，并以戏剧性手法把青年女工不屈不挠的战斗风采着力加以描绘，一时间，东洋棉纺厂女工成了“英雄”的代名词。

近代日本女工尤其是纺织女工，她们为日本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政府及企业却从未对她们的心理诉求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年轻女工也因见识短浅，条件有限而委曲求全，她们的处境着实让人同情，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广大女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在女性主义者的鼓舞下，在其他条件成熟后，终于在1930年秋如火山一样爆发，由此向资本家及当局证明，她们既不是“笼中鸟”，也不是“柔弱的花朵”，而是敢于向社会不公挑战的“战斗女侠”，她们的合法权益不容践踏。

结语

眼下，日本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其GDP总值在全球193个国家中仅次于美中，足以表明其实力的不同凡响。不过，追本溯源，这要归功于近代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这种辉煌又离不开近代日本女工尤其是年轻的女纺织工人的倾情付出，鉴于此，功劳簿上理应为她们记上一等功。

女性天生柔和，纺织女工几乎成了资本家的“包身工”，她们由此被称为“笼中鸟”、“柔弱的花朵”，但就算如此，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旦时机成熟，她们会刚柔并济，摇身一变成为“战斗女侠”，让当局手足无措。

1930年，东京东洋棉纺厂青年女工由于遭到裁撤，生存受到挑战，终于忍无可忍，冲出“鸟笼”，抒发内心不平之气，与警察扭打起来，她们的无畏精神受到媒体高度称赞，由此声名远播，至今鼓舞人心。

是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纺织女工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女性不仅是国家建设的脊梁，还是不惧任何恶势力的铿锵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