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我命硬学不来弯腰！

白了胡子的他，翘着二郎腿，依然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他直面怒怼央视：“那里工作的都是爷，谁也惹不起！”

他声斥无比黑暗的评奖制度：“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没拿这些奖。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面对当下的社会环境，他更是掷地有声：“社会已经烂了几十年，还要把余生烂下去？”

提起春晚小品，90后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本山大叔。然而对70后、80后,甚至更老一代的人来说，陈佩斯才是他们春晚记忆最深处的那个名字。

“队长，别开枪，是我！”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吃面》，在春晚的舞台上一炮而红，他也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但这也给了陈佩斯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以为自己的时代到来了——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不过是别人眼里的一颗摇钱树。

1988年，陈佩斯和央视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为了喜剧效果，他强烈要求小品《狗娃与黑妞》用单机拍摄，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

但对此，春晚导演只是对他大手一挥：“一边玩去，你算老几！”

但这仅仅只是这场恶战的开始。

在《警察与小偷》彩排时，陈佩斯再次提出自己的拍摄想法，春晚导演非但没同意，还把前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过场戏剪掉了。

这个举动无异在警告陈佩斯，“老实点，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终于在1998年，冲突在沉默中爆发了。

因排练小品时再次被导演拒绝，陈佩斯怒目圆睁——

“这届春晚，我不上了！”

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未经允许，出版了8个小品的VCD光盘。

这群人已经习惯了当大爷“用你的视频怎么了？用你的视频是看得起你！”

许多艺人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就是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说话。

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纸诉讼，以侵权为由把对方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你们不敢管，我来管！”

“他们随便对我说NO，我也对他们说一次NO！”

走进法院的一刻，陈佩斯身上多了一丝举身赴死的慷慨悲壮。

“这场官司你能打赢吗？就算打赢了，你不怕被他们报复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

经过唇枪舌战，法院判决下来，央视输了，赔偿、道歉，也丢尽了脸面。

一家只手遮天的机构竟然栽在一个喜剧演员的手上... ...

很快，央视全面封杀陈佩斯，各大演出单位和地方台也纷纷响应。

从此，陈佩斯成了众矢之的，谩骂、恐吓一时全涌了过来。

自此，陈佩斯再没有接到过任何广电系统的演出，演艺生涯遭遇史无前例的寒潮。

没了收入来源，陈佩斯的影视公司只能宣布倒闭。

鲜有人知，消失在大众视野的陈佩斯经历了多难的日子。

当时正逢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交学费，280块钱，陈佩斯掏遍口袋，只找到147块。

他曾是这个国家最火的喜剧演员，而今却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他想发作，可他发现自己连发作的资格都没有了。

巨大的落差感湮没了他，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绝望。

外面接不到演出，身上还背负着巨债，回到家里，一家老小还等着他养活。

而他每天能做的，也只能是和一群狐朋狗友抽烟喝酒吹牛逼，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

没有人知道，他在辗转反侧的夜里，都想起了什么。

直到有天，陈佩斯和妻子决定，与其这样等死，不如自己动手，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他们夫妇住进了荒山里，隐姓埋名，开始种果树养活自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有媒体报道说，从没有服过输的陈佩斯，那时站空无一人的山头上，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们自己搭房子，每天捡树枝枯叶生火，吃大锅饭，对邻里邻居一直客客气气，一直宣称自己是下岗职工。

从作品到生活，陈佩斯一直在诠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面对大人物和强权的侵权，他梗着脖子说“不”。

正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无论是当年插科打诨还是如今嬉笑怒骂，无不体现出一名艺术家的铮铮傲骨。

所以有人说，陈佩斯这个名字，代表的，是文艺界的良知。

可以说，陈佩斯不仅是中国小品界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人。

可是这次知识产权保护的代价实在太大了，随后他便被央视封杀。往后十几年，广电系统下的电视台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影视行业四处都有暗礁，讲究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他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不愿意与这帮人同流合污。

他蛰居了两年，看了许多书，思考了许多喜剧理论。然后把目光瞄向了话剧。

2001年，在中国话剧行业最不景气的时候，他的首部话剧《托儿》横空出世。上天始终没有辜负他，《托儿》首场上座率达到95%，受到大家热捧，随后开启了全国巡演。一连120场，创造了超过4000万的票房神话。

紧接着他推出了《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等等经典作品，在低迷的中国话剧界投下了重磅炸弹！

《托儿》一开始巡演的时候，由于资金短缺，演出场地十分简陋。

上百场的巡演要一遍遍重复，对人的体力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

朱时茂曾应老朋友的邀请，参与了三十三场演出。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朱时茂坦言：“我就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编剧毓钺曾劝陈佩斯：

“你去搭一个剧组，30集电视剧，四五个月也就出来了。

到时候租个房车，雇两个助理，拍完戏弄个小火锅吃上。

你这样的腕儿，到哪人家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陈佩斯不干。

他一身硬骨头，谁的账都不买。唯独对艺术，他毕恭毕敬。

每一个话剧剧本，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甚至演员的步伐，他都仔细斟酌，反复推敲。

很多人都觉得，再次复出的陈佩斯，是不是收敛了火气，辞去了辛辣，变成了一个圆滑世故的老人。

事实证明，不存在的！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陈佩斯始终都是那个学不会阿谀，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手艺人”。

我还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热播时，他毫不留情地讽刺导师们演技精湛，不带脏字地骂人，句句扎心。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表演提高特有好处。”

“节目请这哥几个，真TM请对人了，真漂亮。”

“他做的和真的一样样的，他们相互间的默契，说实在的，我们在舞台在话剧上都很难做到这个程度，他们就精湛到这种程度。”

明褒暗讽，不愧是喜剧大师，玩转说话艺术，不着痕迹地把导师们骂的体无完肤。

而在他六十岁接受的采访的视频里，他更是在闲散中冷眼看这个世界，唇枪舌剑毫不留情。

只是镜头里的他多多少少有点寂寞，他说：独行并不独行，但确实没有对手。

而当记者问起他“反抗”的意义何在，这个白了胡子，神情落寞的老人眼神中似乎重新燃起了火焰：

“必须要有人说，否则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

(2018)北京四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

在五环以外、六环以内的一处工地，陈佩斯拿着一卷皮尺爬上爬下，一会儿招呼施工人员一起丈量地基尺寸，一会儿弯腰把脚边的小石块捡到一边。在他背后的山坡上，一辆黄色的挖掘机正在轰隆隆地工作。　　

为了干活方便，陈佩斯把蓝色外套系在腰间，露出皱巴巴的淡蓝小花衬衫，下面是一条同样皱巴巴的棉麻长裤和一双圆口黑面布鞋。跨过壕沟时，陈佩斯一个飞跃，落地时打了个趔趄，把周围人吓了一跳，好在他很快稳住身形，龇牙咧嘴笑了起来。

陈佩斯在工地

这片让陈佩斯忙活的工地紧挨着大道戏剧谷。大道戏剧谷是陈佩斯的新根据地，这里远离城区，拥有6个室内排练场和1个室外排练场。按照陈佩斯的设计，这座带有后工业风格的二层红砖建筑不仅提供排练场地，解决了北京排练厅少而贵的问题，还是一个综合性创作基地，将成为中国优秀舞台作品的孵化园。如今戏剧谷刚刚落成，陈佩斯寻思着要好好归整门前的山坡。　　

今年64岁的陈佩斯，这些年身体并不算太好。按他的解释是“心还很高，觉得自己还行，但里头不行”，有一次他甚至从舞台直接被送到急救室。因此，现今无论到哪里，他手上都捧着那个咖啡色的大茶缸。按照妻子的嘱咐，他不再喝浓茶，转而泡上枸杞、山楂、柠檬，有时再加一些灵芝粉。“我现在已经有了包浆，火气没那么大了。”陈佩斯咂了一口茶，淡淡一笑。

在工地上忙活了1小时后，陈佩斯披上蓝色外套，钻进喜剧《阳台》的排练场。“到时候，你们都要去种树，自己种的东西会有感情。”开排之前，陈佩斯对着几位年轻演员说，“一个东西在你手上活了以后，它的生命力就会比你强。当你弱的时候，你抱一抱它，它会给你力量。”这时，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分明是慈祥和宽厚。　　

《阳台》排练休息，陈佩斯与演员们做游戏

2012年，陈佩斯开办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培养喜剧人才，每年招收15名学生，其中部分学员成了大道文化的签约演员。陈大愚在微博上透露，每年都有一堆人问他喜剧培训班的事。陈佩斯却说：“这不是一个火爆的事。问的人多，来的人少，报了名能留下学习的就又少。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不得了，卜楞卜楞就飞走了。”　　

“从根上说，是我在找他们。我求人才的心，比他们求知的心要强多了。”

陈佩斯微微叹了口气，“我要把诱饵挂得再大一些，饼画得再大一些，我尽量把秘笈告诉他们，希望能留住这些人。”　　

陈佩斯所说的秘笈是指他自创的喜剧理论，最基础的是“差势说”。“最终所有喜剧笑声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产生了人与人的差势，角色和观众之间、角色和角色之间，甚至是他自己对比的差势。这是我总结喜剧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说，这个差势关系是他在近20年来发现总结的。

最早在春晚舞台上，他和朱时茂演小品时，发现戏弄权威的部分特别好玩，被戏弄的人身份越高、官越大，喜剧效果越好。　　　　　　

但面对现实，这些理论却难以广泛传播。“有些东西要10年、20年才能理解。”陈佩斯承认，最近大道文化喜剧创演训练营的授课方式有所改变，“加强实践，过深的东西不讲了。”

排练间隙，陈大愚和同龄的青年演员们开着玩笑、打打闹闹，而陈佩斯总是独来独往。相比抖音、快手，陈佩斯更乐意谈论优孟、苏东坡、王安石、郑板桥、徐渭。“我们以前做小品时，还以为自己是开创者，但其实从南北朝到隋唐宋就有了短剧，宋朝就已经有大戏，规模很大，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此时，他的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向往。　　

“儿子能理解这些理论吗？”记者问。

“不可能。”陈佩斯的回答直截了当。　　

踩准时代的步点，才能从容起舞。陈佩斯每次都踩上去了，但老是多往前迈了那么一步。　　

“到了那个位置，就该你踩上去，就该你受这份磨难。”陈佩斯说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喜欢做喜剧，他就要承担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东西。　　

但反过来，他也在享受这个过程。“你看着它一点一点重新被建立起来，感觉很好。同样的剧场，第二次来，他们就不敢从台口走了。我们在他们心里是有分量的，会敬你三分。”　　

如果能选择呢？“我想晚生30年。”陈佩斯哈哈一笑，开始畅想，“到时候我就不是陈佩斯，但一定会有一个‘陈佩斯’，这个时候我来上他的课，听听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陈佩斯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了卓别林的“困境”喜剧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他认为，所有创造笑声的行为中都有一个悲情的内核，它是生成创造笑行为的行动线，是内驱力，是最核心的东西。　　

兜兜转转，喜剧总是逃不脱悲剧的成分，甚至越是悲情，就越有喜剧效果。悲喜翻转，才有了戏。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里，陈佩斯变成了一个“异类”。明明德高望重，资历很深，但他从不掺和娱乐圈的事，反倒对娱乐圈的乱象毫不留情地指责。

朱时茂说他：“太倔，太认死理。”

他的倔强，他的傲骨，都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

陈佩斯演了几十年的小人物，却真正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陈佩斯的经历，让黑暗中的人相信，这个世界最终是需要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