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共识，先讲底线；谁之共识，何种底线？

　　底线与共识的纠葛，其来有自。单看论域，这两个概念，的确有些交集，难免被混同一气。譬如以前秦晖先生讲“共同的底线”，给人的直观感觉，便是共识；而今易中天先生主张“底线就是最起码的共识”，可视为对秦晖的遥远呼应——当然二位先生口中的底线远远不是一回事，后者设定的底线已经低入尘埃。这些说法，也许有其道理与价值，不过我更愿意把底线与共识分开来谈，因为它们之间，貌似骨肉相连，实则界限分明，有时竟如泾渭或参商，不可逾越，强行捆绑，只可能两败俱伤。

　　首先要清理概念：何谓底线，何谓共识？从字面上看，底线指一个人所坚持或忍耐的最低限度，共识则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达成的共同认识。就此而言，底线指向个体，共识则指向二人或更多，甚至群体，常与社会连用。由于是个体之事，底线的内涵或思想纬度，相对要低一些，共识涉及二人或更多的对话与博弈，其内涵或思想纬度显然高于底线。基于此，不难发现，一来底线与共识完全是两码事，万万不该混作一谈。二来它们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次序：有底线，才有共识。反之表述更加清晰：若无底线，难达共识。是以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标题即主题：欲求共识，先讲底线。

　　既然底线是个体的规约，则可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其边界随之茫无涯际。故而我们谈底线，必须追问：何种底线？倘若不能明确、细化，泛泛而谈，不管持论高低，只怕都无意义。因各人底线不同，彼此缺乏约束力，碰撞起来，无非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更糟糕的是，底线高的人可能被底线低的人拖累，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泥沼。说到社会，可引出“共同的底线”之说。窃以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当存在一条共同的底线，即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人人遵行，人人捍卫；然而，一个撕裂的社会，只可能连底线一并撕裂，正如社会的撕裂，往往源自共同的底线一再被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正是当下中国的一大病象。

　　一点不争的事实是，近些年来，这个社会的底线越来越低——当国人频频谈论底线，呼吁底线，恰恰是底线走低、沦陷的标志。以我的经历为例。犹记得大学毕业，同学赠言，多以正义之名，起码也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类话语；时隔数年，法学院的师弟入职法检，向我索要箴言，本来想说南非检察官P.J.Bosch与曼德拉的故事（Bosch曾担任曼德拉案的公诉人，有一次庭审之前，突然撂摊子不干了，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寻思半晌，奉上的却是“不作恶”“把枪口抬高一公分”等；搁到现在，恐怕“不作恶”都得改写为“不主动作恶”，一退再退，不知伊于胡底。另有一位师兄，在法学院执教，他为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可以不去呐喊，至少保持沉默，拒绝加入政治合唱，三年前给我电话，称世风日渐压抑，此刻欲沉默而不可得，我亦无言，最后宽解道，若要开口，可分三档，一是说真话，二是不说假话，三是可说假话但不害人。这第三档，便是底线所在，一旦打破，则无足观，因为这乃是做人——不是大写的人，仅仅是小写的人——的底线。

　　而今重建底线，大抵——只怕也是必须——得从做人说起。何以如此呢？有一说法，把底线比作底裤，生动而尖锐，堪称绝妙好辞。人以底裤遮羞，可视作人伦的底线；有些人特立独行，惯于把底裤蒙在头上，不遮屁股而遮脸，这也不能说全然丧失了底线，至少他还要脸；还有一些人，干脆连底裤都不穿，直接裸奔于宫廷与广场，甚至以之为荣耀，这则毫无底线可言……当务之急，即在于号召国人，把底裤——包括道德的底裤、观念的底裤等——穿起来，穿在正确的位置。其具体内容，如易中天所云：“可以袖手旁观，不能幸灾乐祸。可以明哲保身，不能落井下石。可以只顾自己，不能损人利己。”说到损人利己，最可见底线伦理。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或者说盗亦有道，这个道，即底线，这个底线，即不能损害他人权益，说白了，只要不损人，怎么利己都没关系，只要损人，怎么利己都有问题。

　　说罢底线，再说共识。在一个连共识网都无容身之地的时代，有些朋友依然坚持大谈共识，其初衷与心志，令人钦佩不已。不过，以我的小人之心，每见共识二字，心底不免犯嘀咕：谁之共识呢？除非确定了共识的主体，我才敢关注共识的内容，即何种共识。要言之，“谁之共识”与“何种共识”的次序绝不能颠倒，倘不明确主体而一味宣扬共识，那么共识极可能沦为一种瞒天过海的话术或闭门造车的幻象。退一步讲，我从不认为老鼠与猫、鱼肉与刀俎、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与一个向往专制的人能达成什么共识，更不觉得他们之间有谈论共识的必要，此时最迫切的不是近乎乞怜的对话，而是寸步不让的抗争。

　　2020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