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陷阱——难以兼顾的海与陆

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彩文章

自1556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后，腓力二世继承了除德意志地区以外的所有领地。

作为西班牙兼葡萄牙国王，腓力治下的地区囊括了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弗朗什孔泰、米兰，以及全部西属美洲和非洲殖民地。加之其本人雄心勃勃地试图在欧洲重建天主教大帝国，因此，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帝国既有问鼎欧洲霸主的物质实力，也怀有强烈的战略意愿。

但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帝国却因陷人海陆两线的长期作战而出现不可逆转的战略透支。

极其有利的境况和发展情势如何使西班牙帝国最终选择了战略冒险,在腓力二世时期，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问鼎欧洲霸权最大的掣肘来自于海权国英荷两国与陆权邻国法国。

其中尤以英国对西属尼德兰叛乱的支持，以及由英国海盗长期袭击西班牙远洋商船队的威胁最为明显.因为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海外属地的财富是支撑腓力二世同上述竞争者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筹码。英国对西班牙的海上劫掠使得腓力二世除了大力制服英国外别无选择。

到了1588年，此种战略认识已经升级为旨在一举歼灭英国海军、登陆并占领英国的大规模渡海远征。“无敌舰队”于1588年远征英国失败后，腓力二世面临着如下困境：为了降伏英国，就需要重建海军，这就需要减少陆军。但只要身边仍然存在着陆上强邻法国，就需要增加陆军。

腓力二世

更加不幸的是，在海权国英国与荷兰坚定地对其进行离岸制衡的前提下，这种希望通过延展陆上本垒并实现“以陆补海”的战略，注定了西班牙帝国将陷入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阱”。为了获取绝对的欧陆霸权——只有这样才能放心地增加海军，同时减少陆军对有限战略资源的分配——腓力二世在同海权国英国与荷兰冲突仍然存在的前提下，积极卷入法国的“胡格诺宗教战争”，法国遂同英荷两国结成了共同对抗西班牙的准同盟关系。

1595年，腓力二世的陆军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击败。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战略优势的拐点。此后，西班牙在力图重振西班牙帝国的腓力四世带领下进行了最后的努力尝试，但“三十年战争”使其再度因海陆两线作战而出现战略透支，以至于1659年签署《比利牛斯和约》后彻底丧失了大国身份。

纵观近400多年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可以发现，自西班牙帝国腓力二世以降，已获得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常常会遭到海权霸主的战略遏制，并陷入一个可诱发战略透支的二元悖论，即要想最终击败海权霸主，就需要扩充海军，削减陆军；但同时只要仍然存在着陆上强邻的外在压力，就有扩充陆军的内生冲动。这种战略迷思使其最终陷入海陆两线的长期对抗并在消耗战中面临“两头落空”的战略透支。

美国仍然是海上霸主

一俟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取得陆权优势，就会激活海权霸主基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的无差别制衡。但是，其周边陆权邻国往往因“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而更倾向于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风险的推责。因此，从理论上讲，海陆两线遏制战略可能因海权霸主无法找到足够的陆上同盟而难以实现。导致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最终滑入“腓力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战略迷思使其无法认识到试图征服周边陆权邻国——以此作为战胜海权霸主的本垒与博弈筹码——不仅会促使它们因无法继续卸责而同海权霸主结盟，同时也会使自身因陷人海陆两线压力而面临战略透支。

面对迅速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海权霸主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而对其采取积极制衡，陆权邻国则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而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风险的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陆权邻国构成明显安全威胁时——通常表现为存在不可调和的领土争端或主动发起军事进攻一一才会促使它们选择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

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陆权邻国来讲，由于彼此相邻且没有海洋的有效阻隔，参与海权霸主的制衡性同盟可能是一种风险与成本极高的战略选择。同时，海权霸主单一的地缘战略属性导致其自身陆战力量薄弱，这使得同海权霸主结盟对抗陆上霸权难以成为陆权邻国的理性选项。

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并非是崛起国发动战争会导致失败，而是发动一场迫使周边陆权邻国走向同海权霸主结成对抗同盟的战争将会失败。为了避免重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覆辙，希特勒在战略谋划上很好地利用了“海权国知觉警觉原理”与“陆权国知觉防御原理”的差异性偏好进行政治分化。

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1939年以前的德国军事实力尚无法与法苏两国相提并论。相较于弱小的德国陆军，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更能够吸引英国的“知觉警觉”。即便如此，为了降低英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可能产生的警惕，希特勒仍积极同英国私下签署自我约束的《英德海军协定》。此举在1939年前成功地规避了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知觉警觉”，为德国的初期崛起赢得了谅解与绥靖。

同时，希特勒积极利用周边邻国“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促使它们争相推卸责任或融合威胁。一方面，希特勒一再承认《洛迦诺公约》对西欧国家给予的安全承诺，把强大的德国描绘成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扩散的“防波堤”，并联合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做出反共产国际的政治姿态。

这一战略欺诈有效地刺激了西欧国家“祸水东引”的推责倾向。另一方面，1933年至1939年9月之前，苏联和德国之间没有共同接壤的边界，这使得与德国接壤的宿敌法国成为苏联重要的推责对象。对于斯大林来讲，只要希特勒不主动进攻，选择推卸责任和融合德国威胁就远比同英国结盟更具吸引力。

毕竟在英国无法向欧洲大陆提供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且法国又成为极好的担责对象的前提下，苏联没有理由主动将自身置于首当其冲的责任承担者位置。加之希特勒反复重申苏德一战后结成的“拉巴洛友谊”，为赢得苏联卸责的“祸水西指”而进行外交斡旋，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到对西线开战时苏联保持善意中立的有利条件。

甚至在法国战败、苏联丧失推责对象的情势下，斯大林仍然拒绝同英国组建对抗希特勒的军事同盟，因为他认为英吉利海峡将使英德之间进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而这仍将有利于苏联。这很好地证明了陆权邻国更倾向于“知觉防御”的推卸责任与融合威胁。

纳粹德国的陆权优势始于1940年击败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强国，而希特勒的“腓力陷阱”则源于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失利后开启的苏德战争。当希特勒谋求渡海远征英国的战略图谋遇阻后，他便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腓力陷阱”。

为了战胜英国的海权，希特勒需要扩建弱小的德国海军，同时削减陆军资源，但在他看来，只要背后存在着强大的侧翼大国苏联，德国就仍无法摆脱增加陆军的压力。正如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表明的：只有军事征服苏联，建立起一个包含乌拉尔地区资源和乌克兰粮仓的自给自足的平原帝国，德国才能在欧陆取得绝对的陆上安全。

至此，德国方可以凭借陆上资源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并迫使英美屈服。

丘吉尔对此认为：“在希特勒贸然发动这场对苏联的战略冒险时，其疯狂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老谋深算的动机。他要摧毁苏联是因为他指望着一旦得手，就可以抽回东线的陆、空军主力，将资源全部投入到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入侵苏联只不过是他蓄谋已久的对英伦三岛入侵行动的序幕而已。”

在同海权霸主陷入战争状态后，通过对陆权邻国扩张而增加安全剩余便成为一种激发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构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联合反对它的、自我包围的战略迷思。但这一战略理念同国际政治中两条最有力的规律是相互矛盾的，即在“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结构性制衡前提下，将迫使“知觉防御”的陆权邻国因无法推责而最终被迫同海权霸主结成同盟。

假如在攻陷法国后——甚至哪怕是“海狮计划”暂时遇挫后——希特勒能够理性地分析欧洲时局并维持同苏联的“假朋友”关系，那么相对的陆权优势可能为纳粹德国带来长期的收益。

纳粹德国初期取得成功的理由——降低英国的“知觉警觉”和鼓励法苏之间的“知觉防御”——变成了其后期走向战略透支的原因。取得欧陆支配地位后，希特勒并没有将维系苏联在开战初期融合威胁的“善意中立”视作重要的外交财富，也没有对苏联“知觉防御”的战略偏好有着明确的认知，而是将苏联视为其无法大规模将陆权资源向海权转化的重要阻力。

他对苏联的进攻最终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坐山观虎斗”的推责战略，转而同英法美建立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反法西斯同盟。1943年11月，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均出现了明显的战略透支。据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同550万苏军作战。此外，17．7万德军驻扎芬兰，48．6万驻扎丹麦和挪威，137万驻扎法国和比利时，61．2万驻扎巴尔干，41．2万驻扎意大利……虽然数量第一的德国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在每一条战线的装备和人员都处于劣势。

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890)赢得了陆权优势，但由于俄国作为侧翼大国的存在，因此当时的欧洲大陆并非是德国一超独霸，而更接近于德俄“两极格局”。俾斯麦在军备上以陆军为发展重点，他深知海军的大发展会降低陆军资源的分配、加大财政压力和增加英国人的警惕意识。

因此，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海军在19世纪8O～90年代的大国海军排名里甚至出现了下降：在1885～1895年间，从全球第3位降至第5位，甚至被意大利海军超越。俾斯麦专注于陆权优势战略最明显体现在从1872年到1888年间，德国海军的两位最高长官阿尔布雷希特·冯·斯托施(AlbrechtvonStosh)和列奥·冯·卡普里维(LeovonCaprivi)全都来自陆军，他们在位期间也倾向于小规模防御性的海军发展计划。俾斯麦专注陆权的战略选择虽然导致德国海军军备直到1890年仅为英国的1／3，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国的“知觉警觉”。

俾斯麦

加之俾斯麦专注于在欧陆“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优势，并利用俄普奥三皇同盟、德意奥三国同盟以及《再保险条约》等放大周边陆权邻国“知觉防御”的卸责倾向，因此，除了存在领土争端的宿敌法国希望对其制衡之外，周边陆权国家均倾向于以融合威胁的方式维系三皇同盟，并在多边权力均衡中争相推责。这使得英国即便有制衡德国的意愿，也难以在欧陆寻找到除宿敌法国以外的有效同盟者。

因此，与其说海权霸主英国没有对俾斯麦德国进行战略遏制，不如说当时德国精明的外交政策使其难以寻找到足够强大的陆权邻国参与行动。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

——EBKU书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