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商法国际性

　　须臾变化，阳台朝暮云雨。
堪笑楚国怀襄，
分当严父子，胡然无度。
——[宋] 曹冠《念奴娇》
“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时光悄无声息如梦幻般流去”。“这世界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你对它皱眉，它还给你一副尖酸的嘴脸；你对着它笑，跟着它乐，它就是个高兴的伴侣。” 以营业自由为导向的商业具有突出的扩张性，商法产生于生动活泼的商事实践，其在部门法中最具国际性内涵和驱动。商法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于调整商事法律关系发展一国商业，更在于为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商法规则发端于商人习惯法，具有固本之普适性与粘合力，担负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基本价值观念。
商法对于以住宅为中心的陆地性秩序和船只为中心的海洋性秩序有着不同的意义，恰恰是后者将商事交易从陆地性秩序中更加解放出来。如果说大陆国家的陆地性存在及其各种具体的制度的核心乃是住宅。住宅、财产、婚姻、家庭以及继承权，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上，相比之下，海洋性存在中所行驶的船只本身在更大的程度上乃是一个科技性的工具，且扩张性和效率更为明显。商法自身是一种与大地上万物生长、养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能量，而这种能量无疑来源于历史、文化与传统所赋予的存在意义。
但商法的国际性在疫情的冲击下，明显受到抑制。世界卫生组织（WHO）3月11日在日内瓦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pandemic）”。其定义是某种病毒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各国普遍采用限制消费、封国、阻断交通等方式抗击疫情。这次疫情改变了世界的既有秩序，不可能再回到疫情前的国际秩序了。在当前疫情下，国际秩序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从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转到以竞争、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发生“新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在升高，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近期新冠疫情在欧洲快速扩散，已经导致欧美资本市场出现15%以上的下跌，且跌势仍未止住。许多有忧患意识的投资者开始担心疫情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毕竟全球经济是一体化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危机也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大国。疫情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金融危机本身来考虑。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大量的企业集中在一个时期出现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中断的一个现象，然后导致大量的失业，恶性循环。美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隐患，美国大部分企业这些年因为市场利率极低，不断地发债回购股份，导致美国上市公司的杠杠率非常的高，部分公司甚至是负资产。如果这样的公司遭遇了疫情的冲击，现金流在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上受到冲击，甚至现金流中断，那么，他们将无力支付相应的利息，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一旦债务出现大面积的无法偿还，可能就会像银行遇到挤兑一样，导致资金链的断裂，一旦形成资金链的恶性循环，则出现金融危机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阴晴变化百千般，
丹青难写天然态。
人住山中，年华频改。
——[宋] 张抡《踏莎行》
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的期待。上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大量跨境公司的破产，诸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即存在严重的破产危机。（AIG）的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于2007年4月爆发，到2008年9月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AIG起初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接下来股价下跌、高层管理者先后辞职、筹资能力受限、三大信用评级机构（Fitch Rating， Moodys和S&P）先后降低其财务信用等级等使AIG最终出现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如果不是美联储出手相救，AIG必然是下一个雷曼兄弟。AIG濒临破产，是格林伯格的悲剧。
商主体在金融危机中濒临破产，其外部因素多在于：其一，宏观环境方面，金融系统是一个各个环节相互紧密联系的大整体，这个系统的基础便是与实际消费和产品生产相关的业务，由此可见，当时的环境中资产的泡沫是极大的，所以危机爆发之后对公司的财务冲击是很大。公司投资于抵押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合理现象严重，导致其在信用违约掉期上遭受的损失不断加重。公司的复兴计划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很难实现。使情况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市场没有一点动力，投资者缺乏信心，导致股票持续下降，使得本就很困难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其二，标准普尔降低公司的信用评级。股价暴跌，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对其发出降级警告，信用级别的降低使得公司在筹资方面举步维艰。其三，监管的缺失。次级债作为新兴的债务形式，一经推出就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与之相关的各种法律和监管还不到位。自身原因在于：缺乏针对性风险防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其一，它不受政府的监管，其二，该种交易还是新兴的交易方式，没有公开的记录和正轨的监管机构。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心理，没有重视风险控制管理措施的制定。其次是资金管理不到位，资金运用不合理。由IDG的发展过程以及进入破产危机的过程发现，AIG进入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主营业务—保险业务，而是由于其衍生金融产品，IDG并没有对这部分资产的风险进行很好的控制，没有风险控制的意识。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在传统的保险业务方面做的风生水起，为了公司更好的成长，公司为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保险服务，包括风险很大的次级债产品等。2008年处于经济泡沫时期，抵押债券能实现很高的利润额，远远高于对房屋、个人安全、财产的担保利润，所以利润的驱使使得公司大量担保该债券，使得大量资金投资抵押债券，导致公司财务紧张。另一方面，公司出售了很多子公司，包括一家信用违约掉期公司。复盘IDG危机，在于跨境公司吸取更多教训与经验，直面可能的危机与冲击：信用评级公司的存在以及评级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就至关重要；健全保险行业的各种投资渠道、信用评级以及市场监管机制；企业必须树立风险管理的意识，合理安排资金的运用。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有大局意识，不能只要求个体的风险控制，要从系统出发，把握整体风险。在资金分配上，要综合考虑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以及营利性，寻求最合适的资金投资组合，分散企业风险。商法的国际性本根要求，商主体谨慎在自身不熟悉的领域广泛地进行了多元化扩张，诸如从传统的保险业务进入了证券、银行、投资管理、融资租赁等领域，过度混业，过度国际化和创新。CDS的交易行为和过程完全处于金融监管真空，又缺乏明确的风险评估机制和透明度，自由化的监管理念是将AIG引入困境的又一重要因素。同时，美国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改变，过于看重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增加了金融机构投资的风险偏好，而公司高管过度追求个人私利。
商主体交易有其种种限制，比如政治，比如地域，比如时间。但从观念的意义上，直面风险将是商法国际性的基本眼球，而观念会比一切东西都走得更远。近日，，Zoom亦爆发危机，概莫如此。疫情催生了线上办公、网课需求，视频会议软件迎来了风口。国内的钉钉、腾讯会议等软件相继出圈，国内风景目前尚好，但太平洋彼岸的Zoom却不太乐观，其虽占有美国最大市场份额，市值也翻番，但因为一个SDK被折腾得愁云惨淡，股价暴跌。究竟是疫情及危机最终打垮了大地和人类文明，还是驯服疫情，共同合作，用科技力量来保卫大地和文明。这无疑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时代主题。东方是陆地，西方是海洋；实际上，倘若忽略空气、大气和太空这一元素，拥有如此惊人的大地空间的中国就是陆地对抗海洋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制衡。
眼看变化云雷。
分白首、烟波放怀。
细细平章，钓台毕竟，
高似云台。
——[宋] 袁去华《柳梢青》
“人生好似一盒火柴，谨小慎微未免愚蠢，胡乱妄为则太危险”。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有限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依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社会看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韧性，目前并没有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从中国向外部大规模转移的现象。
商事交易已经越来越不受主权空间的限制了，这次的疫情以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提示着我们，瘟疫同样是不受主权空间所限制的，它会穿透国界，影响到多个国家。公共卫生问题与经济问题之间形成了越发深刻的复杂联系，简单地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应对，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奏效了。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层面还有其他让人头疼的。因为中国这边的供应商停工，导致韩国现代、起亚等汽车厂都被迫停工，甚至因为中国的鼻梁条供给不足，韩国的口罩生产都遇到麻烦；越南那边也因为中国的供应链停摆，其制造业陷入停顿；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遇到类似问题。这还是中国对外的影响，但供应链的跨国依赖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会是单向的。经济逻辑和政策逻辑之间的分离性，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看到的一个前提，脱离开这个前提，就有可能会用愿望取代事实，各种讨论也就丧失了意义。
“我相信我们正目睹全球化的终结。事实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 发生过。“全球化和边缘化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前者驱动后者。受超级竞争的驱使，全球化将一些群体推至边缘，这进一步确立了贫困。”在凯尔森的理论中，国家不再是历史文化实体，也不是政治实体，而变成了一系列人为建构的法律关系的总和。施米特与凯尔森的辩论核心就在于国家究竟是一个仅仅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技术治理机器，还是一个在根本生存意义上而区分敌友的政治实体？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内政决策所具有的外部性影响，会产生很强的反向影响效应；所以中国的决策当中必须有足够的对于外部性效应的考虑，决策机制中必须有能够充分反映外部性效应的制度设定，才能够真正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文明间的对话，治理模式的对话非常重要。中美之间，中国与西方的分歧，很多是由于相互不理解造成的。不同体制文化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世界发展才能更加丰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法国际性、国际商法、功能和权威正在发生重组和调整。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阻碍或贸易壁垒问题，事实上，商法亦必须 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杨荣宽）（作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法学博士）

注 释：

1. （英）彼得·梅尔《普罗旺斯的一年》逸文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页37

2.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名利场》杨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版 页156

3. 范健：《编纂中国商法典前瞻性思考》《广大社会科学》2018年 3期

4. 苏珊 ·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经济 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页21、25

5. （德）施米特著，林国基、周敏译：《陆地与海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页120—121页

6. （德）施米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页185

7. 《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 《新华网客户端》2020年3月12日

8. 王勇：《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盘古智库》2020年4月17日

9. 《疫情冲击下，2020年金融危机会不会再次到来》《财经秘书》2020年3月9日

10. 理查德·费曼《发现的乐趣》朱宁雁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3月版 页160

11. 许敏敏 黄国成《AIG危机分析及对美国经营者股权激励制度的质疑》《财会月刊》2010年 第 24 期 总第 556 期

12. 刘平 《拯救AIG：解读美国最大的金融拯救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1版 页138

13. 张金凤《美国国际集团（AIG）危机案例分析》《时代金融》 2019年14期

14. 许玥 《AIG危机的原因和启示》《万方数据》2012年7月31日

15. 王亮亮 《Zoom危机？警惕SDK》《新浪专栏》2020年04月13日

16. （德）施米特著，刘宗坤、朱雁冰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页250

17. （日）芥川龙之介《侏儒的话》李正伦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页71

18. 栾相科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2020年2月11日

19. 施展《在2020年，中国，该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施展世界》2020年4月8日

20.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对全球化及其商业影响的全新激进的分析》常志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页1

21. 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刘得手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页106

22. 强世功：《陆地、海洋与文明秩序》《读书新刊》2019年5月7日

23. 施展《为什么CDC改革应有“全球参与”原则》《施展世界》2020年3月3日

24. 王勇：《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盘古智库》2020年4月17日

25.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