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性情淡泊喜欢低调。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
宝元年间中举的时候,司马光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司马光却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
“戴花是皇上的指令啊!”
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一直喊司马光“君实秀才”。
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就戏谑他说:
“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了!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
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
“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长叹:
“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苏轼教坏了。”
司马光眼光很好,但也会走眼。元祐初年,司马光举贤,但却看错了孙准。
司马光说孙准是一个做事很靠谱的人,“行义无缺”,但孙准却为了钱财,和岳父家吵得山呼海啸,甚至家丑外扬,诉诸于法律手段,被罚铜六斤。他的后院也没管好,妻妾之间经常吵架争宠,一番鸡飞狗跳的光景。为此,司马光写检讨书给皇帝,让皇帝将孙准降职。
司马光秉性刚直,经常为了举贤斥奸的事儿跟皇帝当庭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的时候,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这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忌讳,群臣都保持沉默。
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的时候,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仁宗仍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又一次上书,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太子。
司马光很正直,“濮议之争”的时候,他奋笔上书,坚持“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尊称他为司马相公。
神宗逝世的时候,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导致交通堵塞,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
“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的时候,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当时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
司马光逝世,太皇太后听到消息之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京城的人听到司马光去世的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当作祖宗和神仙供着,为之祈祷。
司马光一生正派,被老百姓当作神。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司马光一生都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
“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
百姓们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
“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做邻居。据说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育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司马光“典地葬妻”立碑时,石匠安民对蔡京说:
“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
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