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齐发力提振经济 内需再担经济增长“核动力”

中国联合商报 记者 刘志 北京报道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宏观调控的一系列部署，预示着财政支出将加大力度，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对冲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减税降费这些年，政府一直在过“紧日子”，因此有必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在“宽财政”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对财政资金的投资方向、项目选择、绩效管理等加以明确，以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让钱花得更值。

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

多位监管人士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加强货币政策总量、逆周期调节。在财政方面，新一批提前下达的专项债主要用于七大领域，并增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基建等投向，明确今年政府专项债不用于土储和与房地产相关的项目。此外，当前中小银行总体运行稳健，主要经营指标和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称。

具体看，刘国强表示，一是分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绝不会让市场出现“钱荒”，当然钱也不要“变毛”。二是继续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三是落实好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新增的1万亿元。四是实施好定向降准，发挥好准备金工具的正向激励引导作用。五是积极推进LPR改革。六是加强国际合作，营造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社会一起抗疫和稳定经济。

提及存款基准利率，刘国强认为，它是利率体系里的一个“压舱石”，作为一个工具可以使用，但要进行更加充分的评估。“比如，要考虑物价情况，当前CPI明显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另外，也要考虑经济增长以及内外平衡的因素。特别是存款利率跟普通老百姓关系更加直接，要充分评估，考虑老百姓感受。”

财政货币齐发力提振经济

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一系列财政货币齐发力提振经济。

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传导路径短、见效快、力度较强，能有效支撑经济增长。

特别国债通常被认为是特定时期发行的有特定用途的国债。中信证券研报认为，此次重启特别国债，是在疫情冲击经济背景下的特殊举措，具体用途可能包括：消费、新基建、疫情地区或行业、就业、金融薄弱领域等。

在4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适当提高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按法定程序需经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具体方案将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财政收支状况等因素确定。

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再提前下达一批专项债额度。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资金投向上，专项债将继续重点用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域。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和投资需求变化等适当优化投向，将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单独列出、重点支持；增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领域，允许地方投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卫生、职业教育、城市供热供气等市政设施项目；加快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流、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此外，许宏才强调，今年明确政府专项债不用于土储和与房地产相关的项目。2020年各地要结合房地产调控要求，严把棚改范围和标准，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力，科学确定年度棚改任务。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不盲目举债铺摊子，重点攻坚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区、林区、垦区的棚户区。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不意味着“大水漫灌”式刺激。财政部门在稳定总需求的同时，也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内需一直是国内经济增长最主要力量

随着新冠疫情的变化，国内企业复工复产已全面推开，生产重启和快速发展正逐步替代疫情防控成为经济工作重点。进入3月份以来，四次国常会三次提及“扩内需”和“扩大有效需求”，明确了经济发展的内核以及“核动力”所在，而新基建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资金投放，流动性供给的充裕与财政措施不断加力，在激活大中小企业生产的同时，最终无不落脚于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这两类内需的有效循环和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稳定预期，稳定经济增长。

从历史上看，内需一直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了解到，2019年我国GDP总值为990865亿元，同比增6.1%，其中，2019年国内内需贡献占比近九成，此前，2018年消费增长贡献率和投资增长贡献率加在一起超过100%，而更早的2008年-2017年10年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超过100%。贡献率最高的年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6%；贡献率最低的年份为世界经济回稳的2017年，贡献率也达到了90.9%。这表明，内需在国内经济增长中担纲主力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有基础的。

从现实来看，海外疫情局势依然严峻，外需萎缩直接对出口形成冲击，通过扩大内需补位出口的现实缺陷，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学者们近来也总是拿此次疫情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对比，那么寄望内需再现2009年的主力角色，再次责无旁贷地挑起带动经济增长，实现目标的重担，也具备相当充分的依据。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政措施加力实施，从企业端着手，减轻企业负担，释放生产、科研活力，从生产生活产品的生产端入手提供制度供给和保障，保持和扩大生产资料消费与生活消费的需求，通过重启特别国债，加快发行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措施，以稳投资，辅助扩内需。

业内人士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从供给侧来看，制度供给为扩内需做好了功课，尤其是对于疫情期间涌现出的新兴经济业态，及其对应的新的消费增长点精准施策，有针对性地在网络、物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大政策倾斜，辅以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在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拉动新的需求增长和品质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